（ 作者：陈永新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无论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和诸暨这样的小县城，上下班高峰期，各式老旧的自行车便如过江之鲫，蔚为壮观。

        彼时人际间的交往尚拘谨、保守。上下班时除少量几对夫妻有男踩女坐式的捎带回家，大部分都是同性工友间的捎带，如有女孩子大方坐上固定一个男孩后座（诸暨人叫书包架），几乎等同于恋爱宣言，当然，载着女朋友在上坡上拼命献殷勤奋力蹬车不让女朋友下车的也是心里的宣告主权心态驱使及男子汉宣言。

        我和几个小伙伴因没有门路搞到自行车票（彼时计划经济痕迹尚重，什么都要票），从诸暨城里走到茶厂上班，六七里的路，足足结伴走了近四年。少年不知愁滋味，一路嘻笑打闹，倒也不觉得累。每每看到那些早早出双入对的工友在上坡上拼命蹬车的场景，还没有对象的我们便不无酸意地揶揄那男工友：“什么永久凤凰，我看是骆驼牌，犯贱骆驼”。然后大家笑作一团，那工友见我们并无恶意，也不以为忤。

        茶厂里有两个人对自行车的展示、爱惜到了极致。一个是家里有点门路的，早早骑上了锃亮的凤凰，从他下班到茶厂传达室，足足三百米的宽阔水泥大道，他不上车骑着，却非要牵着那车步行，那自行车飞轮发出的“嘀嘀嘀”悦耳声音大概是绝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一直要到传达室的下坡，已超出工友们啧啧称赞的视线，他才绷直了腿，以夸张的姿势上车蹬走。现在想起那场景，仍是牙根发酸。

        另一位倒是不酸，只是把自行车太当宝贝。厂里从县供销社分来一张永久自行车票，被他运气好抽中，他买来车，每逢上坡便下车，怕蹬坏了链条。三个月过去，自行车外面新车包的马粪纸仍不肯撕下，有一次，我居然看见他舍不得用脚去踢那定车架而是用手在扳，被我撞见有些尴尬，只是讪笑。

        坐落在诸暨城南的国营诸暨绢纺厂是诸暨最大的工厂，里面七成女工，男工反倒成了稀缺。这么多女工，大都骑着24吋的绍兴飞花自行车，有门路的骑辆女式的飞鸽凤凰便比现在开奔驰宝马威风。

        女工有的成家并有了小孩，三角杠或后座书包架上便要装一个竹制或木制的小椅子以便捎带小孩。

        我有一次去绢纺厂找发小吴道明玩，见到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骑着一辆装有小椅子的自行车，便问道明：此人这么年轻就成家有小孩了？道明说：她连恋爱都没谈过，还想专心复习考大学，车上装个小椅子，是告诉人家我已成家，不要再来打扰。（彼时信息闭塞，工友间非关系密切不知道个人信息是很正常的）。

        我正诧异间，道明指着迎面远远骑车来的一位女子说：刚才那个没成家却冒充有小孩，不算恶劣。现在骑过来的已三十六、七岁，小孩已上初中，前几天却突然故意在三角杠上装个小椅子，无非是想告诉人家：我年纪还轻，小孩还在幼儿园。这个性质么，真算恶劣。

        我闻言，笑得前仰后合。

        （作者简介：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文章作者及大公网同名纪录片总制片人、主持人，大公网、浙江日报特约撰稿人，浙江诸暨远征大酒店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