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机制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未采用所有权与用益物权二分的产权结构，而是通过对数据产权“权利束”的分割和模块化，突破了传统财产权四项权能的有限划分。在权利内容上，“三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其字面上的权利，而是由“权利束”分割模块化后，形成包含使用权、处分权等多项权能的“权利块”，以保障数据要素参与各方对数据的有效使用。目前，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数据采集生成—数据加工处理—生成数据产品—销售数据产品”的“数据要素产业链和供应链”。以数据产业链、供应链为视角，可以发现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中的“三权”存在数据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结构关系，其与土地三权分置的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纵向的权利分置结构不同，更多表现为一种横向的权利结构化分置运行状态。这种“结构”主要体现为数据产权权利束按照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结构进行公平合理分置。这种顺应数据产业生态的结构性分置，有助于提升数据产业链、供应链的生产效率，能够促进多主体、多场景、多利益之间的有效分工与精密协作。
（陈兵、林思宇，《南开学报》2024年1期，原题《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机制——以统筹数据保护和利用为目标》，王博 程纪豪摘）
注重对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协作的监管
企业内部合规管理的部门协作，是合规管理结构运行产生技术效率的重要机制保障。合规监管法要明确规定业务、风控、审计、法务等部门与合规部门的协作关系。业务部门处于生产经营的一线，通常是合规风险的起源地，因而具有防范和觉察的首问责任。在与合规部门的协作上，应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定期向合规部门报送本业务部门员工的合规现状、反映风险动态，合规部门则要及时跟踪业务部门的合规风险，给予防控的咨询指导，联合开展违规情况调查。风控、审计部门具有各自的风控职能范围，而企业风险是系统性的，因此要建立它们与合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合规部门与法务部门也有密切的协作关系，两个部门之间应在分享相关信息、组织合规教育培训、分析问题成因及防范、研究落实监管要求措施等方面协同共管。对于企业合规管理的部门协作，政府需运用协作理论确立对企业部门协作的指导帮助。
（郑雅方、方世荣，《中外法学》2023年6期，原题《论促进企业合规管理效率的政府监管》，王博摘）
还原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律性质
政府采购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市场交易方式或是财政资金转移或拨付后的一种采购人资金使用方式，而是一种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使用公共财产的国家财政支出行为。这一判断，可以从诸多方面得到印证。首先，采购人是根据相应的组织法通过法定预算获得财政资金的特定主体，是国家财政支出单位。其次，采购人采购所使用的资金均为财政预算资金。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是政府采购最鲜明的特征，若采购人使用非财政性资金的采购行为则不是政府采购已成为共识。最后，政府采购支付方式为国库集中支付。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与政府采购制度几乎同时在国内确立。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施以后，采购人在完成采购后需向国库集中支付机构申请支付，在国库集中支付机构审核通过后，由国库直接支付给供应商，支出的均是财政资金，其资金支付方式与其他财政支出方式亦并无任何区别。
（刘力，《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1期，原题《民法思维下政府采购法的现实困境与出路——以新行政法理论的视角》，王博摘）
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
基于笔者在两个工业区和两个内地农村的城乡多点调查，发现当农民工被城市劳动力市场识别为“大龄”之后，普遍会经历一个从相对正规到日益非正规、沿着劳动力市场层级逐渐下沉却持久地抗拒回归农业劳动的“下沉式—城市偏向”的工作流动轨迹。这一流动轨迹根源于不同层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化排斥、大龄农民工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再生产负担以及传统农业农村劳动逐渐降低的收入回报的共同作用。不同层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排斥造成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大龄农民工对晚年劳动力再生产准备的严重不足和家庭再生产负担的持续增加，让他们在年老体衰之际仍“顽固地”艰辛劳作，而传统农业回报的持续走低则让大龄农民工、特别是部分“超龄”农民工持久地“粘黏”在城市底部。城市本位的观察视野难以捕捉大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穿梭，城市单个工作地点的调查也无法把握他们在各类非正规工作之间的漂移。应该用更加契合于该群体工作流动特点的城乡多点追踪调查法，更深入地研究其工作流动特点和理解其城乡处境。
（王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30日，第5版，刘翔英 余朋翰摘）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农户增收
基于2010—2021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能促进农户增收。从农户的收入结构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促进了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增加，并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仅如此，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表现为缩小农村内部整体的收入差距和村庄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益贫性，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水平农户、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户增收而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应扩大试点政策覆盖区域，推广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继续大力支持返乡创业，激发农村地区创业活力。应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优化服务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农村地区创业活力；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创业培训等缓解返乡农民工的资金约束、提升其创业能力，促进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郑兆峰、宋洪远，《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6期，原题《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刘翔英摘）
破解大学生就业社会适应困境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需要重塑构想的精神空间，正视现实的物质空间，调整可感知的社会空间。在高等学校、用人单位、社会大众等的认知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唯有调整自己的就业期待，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才是应对之策。第一，重塑精神空间，适当调整就业期待。在择业时，现实因素和发展因素需要通盘考虑，既要考虑收入水平、工作环境等现实因素，更要注重自我成长、自我价值实现和行业发展潜力等发展性因素。第二，正视物质空间，提升专业水平和就业能力。应认识到专业知识是自己就业最大的优势，要进一步精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自身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熟练运用专业技能的能力。第三，调整社会空间，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可通过多参加社会实践来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从而更好地提高社会化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更好地适应环境、协调沟通，有效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杨克、王玉香，《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1期，原题《走不下“高台”：大学生就业社会适应困境的社会空间理论分析》，刘翔英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