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法”一直被视为现代西方动物伦理兴起后的舶来品，实际上我国古代早已孕育出“天人合一”“德泽禽兽”等类动物伦理思想，《唐律疏议》还以法典形式确定了以畜牧动物为主的动物保护法律制度。有趣的是，唐代文人们在铨选考试时需要作“拟判”，即官方设计的虚拟情境式“案例论述题”。判题涉及生活百态，现今留存的《文苑英华》中专门有“鸟兽门”二十四道判文实录，涉及动物相关法律问题，不仅有民事纠纷还有行政案件，综合考察其“文法双全”的能力，需要他们适时发挥想象力进行“法律发现”。
杀伤动物的法律定性
唐代文人们如何看待杀伤动物问题？“鸟兽门”中有一“射牛判”，一百姓侯明欲保护自家牛只而射狼，却误射中了牛只，该当如何？作判的才子答道：“由是降兹纶綍，著彼科条，姜牙绝其鼓刀，庖丁息其游刃。侯明乡闾贱品，稼穑庸夫，常传甯戚之经，久习高堂之法。”这里“高堂之法”指的应为《唐律疏议》第203条：“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赃重及杀余畜产，若伤者，计减价，准盗论，各偿所减价；价不减者，笞三十。其误杀、伤者，不坐，但偿其减价。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疏议解释误杀伤是“目所不见，心所不意”，作者认为农夫侯明的做法主观上是为了保护牛，因此应当从轻判处。
“射牛判”还属于“简单题型”，只需要按律法解释作答即可。而“疑难题型”涉及律法与礼教纲常冲突平衡问题。“为父杀牛判”说的是名为韩孝的年轻人陪父亲散步时，因为路过的牛只受惊乱窜，韩孝为避免牛冲撞父亲而当场宰杀牛只。作判者文采斐然地说：“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酬价匪亏公理，与直有惬私家，庶叶平反之词，以表从轻之典。”他主张辩证看待，韩孝在礼义上值得嘉奖，但为遵从律法也应按《唐律疏议》第204条“官畜毁食官私物”断处，折价赔偿牛只。诗人元稹的“父病杀牛判”也被收录其中，该判题案情是：某人为了替生病的父亲祈祷求神而私自杀牛，在州县两级断案时出现了同案不同判，县级认为行孝道不断罪，而州一级则认为应予以科罪，元稹站后者立场表示支持。
“屠龙判”不仅在物种上超现实，对答判者适用律法也具备更高要求。该判题仅有一句“丁以屠龙为业，乙告不经”，作判者采取了类似三段论的推演方式，从“龙实有智”承认龙的生灵地位，再通过“犬不言杀、马重有功”类举专职屠龙的行为需要“以律绳之”，将唐律“故杀官私马牛”条的适用范围扩大解释到“龙”。作者还通过“前哲良规、后代明训”的对仗补充论证，展现出对正式法源《唐律疏议》以及习惯、传统、观念纲常等非正式法源的参照。
在杀伤动物这一问题上，文人们除了对唐律充分解释之外，还展现了对动物的同情式理解。比如“杀鸟兽判”中开篇指出：“自我化及豚鱼，仁沾草木。放楚王之鹄，不咎使乎；惊梁君之雁，岂诛行者？”
饲养动物侵权的法律责任
《民法典》专章规定了“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饲养动物致害伤人、侵权在唐代也非罕见。“狗伤人有牌判”就涉及犬只伤人问题，其判题为：“癸家养狗伤人乙，论官请偿。”这涉及《唐律疏议》第207条：“诸畜产及噬犬有觝蹋啮人，而标帜羁绊不如法，若狂犬不杀者，笞四十；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若故放令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结合疏议，饲养动物造成人身伤害的，以角抵触的截去两角，以脚踩踏的绳索绊足，咬人的则截去两耳，统称为“标帜羁绊法”。该条文还规定，犬只如果已经按此办法羁绊，主人不是故意放任伤人的可以免责。“狗伤人有牌判”判文也是元稹所作，他认为狗主人已经按规定给犬只上了标帜，行人还被咬伤则属于自己不慎，因此不应得到赔偿。其原文是：“有牌记，行者非慎。畜狗不驯，伤人必罪，有标自触，征偿则非。既悬迎吠之书，宁忘慎行之道。癸非用犬，乙岂尤人，防虞自失于周身，啮噬尚贪于求货，有牌记而莫慎，则欲请庚，无标识而或伤若为加等。征词可拟，往诉何凭？”
对此类问题，白居易也留有“牛抵马死判”，其案情较为复杂：甲饲养的牛冲撞了乙的马而致马死亡，乙要求甲赔偿；而甲则主张牛、马冲撞的行为发生在放牧场地上，要求只赔偿马匹折价的一半，而乙对此不服。唐代畜牧业发达，畜牧动物在放牧时相互抵触难以避免，因此《唐律疏议》第206条专门规定牛马之间相互踩踏、抵触仅需赔偿一半。此案争议焦点在于甲的主观状态，若甲为故意，应以故杀伤之罪进行处理，一匹则徒刑一年半。白居易认为要对故意和过失进行区分。当时牛马等牲畜数量众多，活动规模较大，“既谷量以齐驱，或风逸之相及”。甲、乙虽然对自己的动物均未尽到看管义务，但“情非故纵，理合误论”。只要不是故意放纵，均属情理容许的。因此，根据律典进行处理既可，即甲赔偿乙之损失之半价为妥当。
另一类动物侵权案件是动物致物损害。“驱犊蹊园判”说的是乙驱赶牛犊践踏了丑的田园，而牛犊因此被丑扣留，乙控诉丑强劫牛犊。但《唐律疏议》第204条只规定了畜产毁坏他人财物后，物主当场将其宰杀，以故意杀伤畜产减三等处理，对本判情况则需要答题者创造性适用法律。佚名作者的答题论证逻辑严谨：乙驱牛犊践踏田苗应当承担赔偿，但丑又强夺牛只，虽然事出有因，但丑亦应科罪。乙罪轻，应只需赔偿场苗之减价；丑罪重，应参律科罪，但其并未杀伤牛马，且事出有因，处刑应当有所减等。
与动物相关的国家机构履职问题
上述案件考察百姓之间关于动物的民事纠纷，而“不埋狗判”和“牺牲判”涉及国家机构履职问题。
“不埋狗判”说的是京兆府城外有许多死狗，监察部门诉京兆府没有及时填埋，京兆府以当前不属于《礼记·月令》记载的“掩骼埋胔”的专门时节“孟春之月”拒绝埋狗。填埋尸骨职责是仁政体现，作者先说明此情况并非小事，已经影响到了道路交通以及城市运行，故认同法司督责：“流秽行路，彰闻法司。”但若是不遵从礼教规定的埋骨时间，则有亏孔圣之义、周公之礼，对此作者认为“执礼而行”，应按周礼对于填埋之时的礼制填埋。对判直接体现出当律令与礼义冲突时，唐代文人群体多以礼为宗，在他们看来法是为了规范吏民的，而礼是更高维度的追求目标。
“牺牲判”说的是负责饲养“大祀”专用动物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职，导致动物瘦弱。《唐律疏议》第200条“大祀牺牲养饲不如法”专门规定“养饲不如法”的“一杖六十，一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加一等”。在饲养动物的问题上，元稹还有一篇“养鸡猪判”，案情是作为地方郡守的甲要求百姓养母猪和鸡，但督邮则认为其干扰民生而反对。元稹则从民生出发，认为“实惟务本，焉用他规”，甲郡守的做法是为了民生，值得肯定。但督邮的反对意见也体现出，唐代官方对于民间牧养动物的态度较为暧昧，因其认为饲养动物将废弛农耕，还有可能出现与农耕争地的情况。
纵览《文苑英华》中收录的二十四道动物相关拟判，可以看出：今时今日引起社会讨论的动物保护、动物侵权、动物管理等法律问题，在唐代不仅是社会民生百态的一种，某些疑难情况还带来了律法适用的难题，往往需要司法者进行法律发现。古代动物与人之关系较之今日更为密切，尤其是牛、马等反刍动物更是关乎民生的重要生产工具，唐代对畜牧动物的保护是一种功用主义与“推恩式”共情的有机结合，对野生动物则通过断屠、禁屠制度适度保持野生动物种群的稳定。
正如《唐律疏议》开篇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拟判作为铨选官员的当场考试题目，除了要求考试者熟悉法律、引经据典和对仗丰美之外，还广泛考察礼法冲突时的协调问题，这也印证了唐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不过，无论是直接从动物个体出发的保护还是间接的工具性保护，唐代的动物保护都呈现出一种值得思考的道德反思，所谓“于人则事乖亲爱，在兽则理切肝肠”。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