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收集编辑：长安街读书会
在合作理论的研究中,多数理论比如合作的进化还有建构主义理论多是建立于观念认同或预设观念认同的条件下的合作议题。但实际上,多数合作均是观念差异前提下的合作。中国等东方哲学注重对于观念差异的形成和辩证研究,也提出了“和合”思想,提出了和而不同以及调和的意义。新中国外交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随着国家交往的深入和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仅有“求同存异”已经不足以处理和解决国家间的可持续合作问题,因此,由“求同存异”到“求同化异”,从而实现“求同合异”的探索就提上了日程。本文希望探讨观念差异与合作的关系问题,并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互促途径和可能性。显然,观念差异对于合作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影响。但究竟如何产生影响值得探究。观念差异对于合作的影响始终是负面的吗?还是也可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观念差异产生的影响具有哪些不同?这些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内容。关于观念差异对于合作的影响,笔者曾对20多个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问卷测试,调查表明多数人认为差异对合作有重要影响,在考虑合作的时候多数人都会对差异因素进行考量。多数学生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合作的最重要因素。超过70%的学生认为观念差异之间的融合是有限的。但对差异对合作的影响权重表示不确定。中国学生对不同文明持开放包容态度,多数学生对差异之间实现和谐持谨慎态度。既然观念差异对合作有影响,同时观念差异的融合是有限的,这就界定了多数国家的合作是差异之间的合作。那么,差异如何影响合作就是本文探究的重要命题。为了更好地阐释问题,我们还是从合作心理开始说起。在合作的过程中,存在着求异心理与求同心理,那么,究竟是求异心理促进合作还是求同心理促进合作?究竟是相似性更有利于合作还是相异性更有利于合作呢?俗话讲“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表明差异是彼此靠拢的条件之一,差异对于合作不仅不是负面的,还能够促进合作。但我们又看到,接近是从求同或求似开始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寻求共鸣是趋同心理的体现。哲学家奥维德认为男女之间需要有共鸣区域,只有这样才能引发双方对彼此的情感认同。比如陌生者在沟通的过程中,首先往往是从共同或共鸣的话题开始的,这些话题往往成为彼此认同的基础。而且为了体现彼此的相似性,一些差异往往被掩饰起来。相似性越多,彼此认同的可能性越大。当然,掩饰的差异到了一定阶段仍会暴露出来,影响到彼此的合作。共同爱好或共同的情感诉求被认为是合作的前提,但这只是前提条件之一,或者有利于合作开启,但并不意味着合作就能够真正启动或持续。无疑,观念趋同对于合作具有正面效应。然而,国家间关系则可能变得复杂得多。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仅仅靠共享同一价值、观念或偏好而得以维系的话,国与国的关系则不那么简单,我们看到很少有国与国的关系仅靠讨论共同价值而能够长期保持密切交往与合作的。由此,价值观或观念相似有助于合作,但并非合作的根本因素。这又进一步引发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互补性与相似性哪一种对于合作的影响更为重要或更为长久呢?相似性有助于认同,即开启合作,但互补性更有助于合作的持续。有些相似性反而带来合作的困境。从对学生的心理测试来看,学生们之间进行接触和了解一般遵循以下几个顺序:发现相似性——相互吸引——发现相异性,在发现相异性之后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和合作,其二则是分道扬镳。从以上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从陌生到熟悉首先是由寻找相似性和认同开始的,拉近关系的有效方式是寻求共同点。但这只是初识阶段的一个过程。随着交往的加深,差异性开始呈现,合作的进程变得更为复杂。从长远看,人会有一种求异心理,会渴望接受相似之外的不同,会更看重那些自身没有的东西,合作伙伴的特色或特长会成为新的吸引力。婚姻中有如下情况:首先,感情基础好但差异大。感情深厚有助于战胜差异和分歧或抑制差异存在,使他们包容差异。当然感情出现问题,差异也会成倍放大。其次,重大利益关系有助于战胜差异或搁置差异。比较而言,哪一种情况更有利于克服差异呢?显然是第二种,因为从利益关系出发是基于理性判断,而从感情原因出发是基于非理性判断。非理性判断更易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一见钟情的婚姻并不牢固的原因。而基于理性判断的关系虽然情感上缺少认同,但却相对稳定。即使是双方是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当然,一见钟情也可能保持持久的婚姻,但这需要双方不断地调整。因为一见钟情显然是片面的、感性的,一定有许多差异没有被发现或被视而不见,这就需要不断适应和调整。很多美好的开始却无疾而归,在于出现分歧与差异时没有采取理性的方式而是轻易否定了原有的判断。这再一次说明,无论是基于感性和理性的开始,合作关系的持续都需要处理好差异问题,摆放好差异的位置。如果需要维持合作,就必须解决好差异对于合作的负面作用。一般而言,差异大,认同就差,认同难度也大,但另一方面差异性多于相似性,才会导致对差异的关注,进而思考是否给予合作。因此,可以看到,人们在接触、交流与合作之始,首先是寻求相似性,从人性的角度看,世人都喜欢观点相似或相同的人,进而才能志同道合,这是认同感的需要。相似性是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因为它可以增进了解、认同与信任。但这只是合作的初期阶段,相似性也有可能带来竞争或冲突,比如相似性文化中可能出现的源头和归属之争。再比如由于领域的可类比性而出现同行业的竞争等。差异有可能带来分歧与冲突,但与此同时相似性也有可能带来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认为,相似性与相同的利益诉求也可能引发冲突。“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 即使是盟国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也时常出现,因此,问题不是差异是否带来冲突,而是哪些差异带来冲突,哪些差异带来根本性的冲突?还是差异并不带来根本性的冲突,而不过带来一定程度的冲突。盟国内部差异带来的冲突与非盟国之间差异带来的冲突并没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利益取向的不同。如果利益需要,差异大的国家仍然可以进行合作,而如果利益需要程度低,盟国内部的合作愿望也可能不高。因此,利益决定差异所能发挥的影响,而不是差异决定利益合作。但是差异有可能决定利益的取向,而利益取向的不同则可能影响合作的深度。因此,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利益的获取。因此可持续的合作除了认同等相似性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即互补性。互补性可以提升合作的层次、增加合作的动力。互补性能够避免同类别竞争,而出现共赢式的合作,从而增加和促进合作的吸引力。互补性合作的意义重大。人皆有不可为之事,国皆有力不逮之处。影响能力所不能抵达的区域则是寻求他助的起点。从另一角度而言,既然寻求帮助是各方不可或缺的,以己之所能助他人所不能,以己所不能而求之于他人,则能扩大彼此的能力和利益,实现助人如助己的目标。努力完成己之所能而合作方所不能,既是助人也是助己。换句话说,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一方均尽其所能就能实现己所不能,从而达到“全能”和共赢。胡锦涛曾强调:各取所需也是共赢,互补更是差异对于合作的最好影响。合作讲互益,把这边不用的与那边不用的相互交换。这说明差异更可以互补。“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只有历史长短之分,并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合作就是各取所需,各取所需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是互补,而互补则源于差异与不同。有特色才能更好地互补, 互补才能真正共赢。互补利益是有助于合作的。在功能上存在差别的子系统很多,但不一定都能互补。只有在此方所需要输入的正是彼方所需要输出的时候,双方才是互补的。例如,在某一相位上缺失电子的碳原子不会与随便怎样缺失电子的碳原子结合,也不会与别的原子任意结合,而只能与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原子结合。又如,铅笔与骆驼具有很大差别,但二者并不能实现互补,正是黑格尔所说,它们的差别并不能构成矛盾。只有雌骆驼与雄骆驼才能构成性别关系上的互补。所以说,子系统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差别和对立,没有相互依存,是不可能形成互补的。并不是所有国家间关系出现问题都因为差异处置不当,许多时候差异是被利用或被搁置的,是为利益服务的。差异对于合作并非唯一和决定性的障碍,若有国家以差异为由阻碍合作,或许是因为利益考量的原因。当然,有些国家相信根本性差异,比如价值观意识形态差异与国家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相关,但这些差异仍然可以与利益相切割。比如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合作等。进一步考察会发现, 真正决定合作的最根本因素或许不是差异与否,而是利益。冷战时的中美差异很多很大却能够合作,是因为中美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显然观念差异或分歧并不是阻止合作的唯一因素,阻止合作的核心要素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合作可能带来的利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旦他们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和利益的获得能够远远大于不合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分歧与差异的障碍就会被超越或被克服。美欧之间文化相似度很高,共享价值观,但冷战时的合作也是因为苏联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冷战后,美欧出现了战略缝痕,文化相似性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战略利益。战略利益诉求的不同导致了战略取向的不同。可见,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可以有助于化解或淡化分歧。差异小可以加快合作进程或延长合作进程,但却没有决定合作进程。中美之间的问题究竟是差异的问题还是根本利益的问题?显然,还是根本利益决定两国关系走向。如果中美差异涉及根本利益,比如意识形态因素成为中美之争的关键要素,则观念差异的影响就会上升。如果双方更多关注国家利益因素而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则观念差异的作用就会大大下降,甚至被忽略。另外我们看到观念差异有时被作为工具而使用,为了向对方施压或阻止某些合作的产生,美国有时会夸大或渲染与对手的观念差异。扩大共同面,可以有助于搁置争议和差异,但无法消除差异,差异始终是我们在合作中要面对的问题。合作者在合作的过程中,往往以利益优先来确定其合作伙伴。但在同等条件下,为了有效获取利益,一方会选择信誉良好的合作方,期望共识更多的一方。但当利益不同时,或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差异就可能被超越或被压缩到不给予计量的程度。甚至是当利益大到足够的时候,敌手之间都可能成为合作伙伴。显然,利益越大,差异的阻碍就会越小。反之,利益越小,一方对于合作方的要求就会越高。为什么国家间在某些时段或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因素,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却不行,概因缺少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的驱动。许多战争对手在战争爆发前都预先达成了合作与非战协定。比如德英两国就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一度达成了合作协议。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减少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威胁上升了。差异对合作的影响受制于共同威胁的认知:共同威胁认知强,差异对合作的影响小,共同威胁认知小,差异对合作的影响大。当共同威胁或压力大于差异与分歧的影响时,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但当这个共同压力消失后,合作方的矛盾就会突显。比如二战期间美苏合作共同对抗更大的敌人纳粹,二战结束后双方分歧突出。当威胁与分歧的影响相当时,就会出现合作与冲突交替的状态,比如中美关系。对于利益的判断影响对于差异的认识,差异不是不存在,只是暂时搁置或被忽略,但双方的界线和分歧并没有消除,合作仍在有条件地继续和进行。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其一,当共同威胁更加迫切时,差异或分歧的作用减少。其二,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而不是基于共同敌人的合作是可行的。其三,对差异的包容和尊重是建立于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先找到相似性才有可能为差异包容提供前提和基础。有认同才能包容差异,包容不可能建立于毫不了解的基础上。道不同,不相与谋。说明人的合作首先还是看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和相似度。其次,如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人们之间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合作的难度很大。互补性的差异最能推动合作的持续。相似性影响着认同性,而认同性决定了初步建立的关系。相似性是信任的基础。缺少基本信任,很难正确看待差异,而是会放大差异的负面作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比如世界观或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信任难以建立起来。差异性在建立初步关系时并不被看重,但到后期逐渐被重视。互补性差异,即能够被接受的差异才是决定合作的关键。而互补性和差异性则是合作的持续动力。互补性差异可能扩大或增强合作的价值,从而也可以进一步驱动进行合作的双方或多方。可持续的关系需要互补性差异。由此,合作的过程以求同开始,然后是接受差异的过程,也是发现差异的魅力的过程。一国对他国的尊重是缘于他国具备本国所没有的优点,从而带来可尊重的差异。对于差异的包容是有条件的,利益高于差异与分歧。合作的进程在于一开始是求同,其次是接受差异。在合作关系的构建中,相似性是吸引力的短期和初始的原因,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可变的,当共同威胁上升时,差异的负面影响会下降。一个巨大的共识能够抑制分歧或差异甚至使这种差异被搁置下来。而缺乏共同威胁时,差异有可能被夸大或提升。合作开始合作方可能选择相似性,也不排除选择差异性,但是从陌生转向熟悉是求同的。因为首先需要找到相互信任的基础,有一个求同的过程;其次不是所有的差异都能够促进合作,只有合作方可接受的差异才能促进合作。差异对合作影响的另一个平行问题是不同差异对合作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哪些差异对哪些合作有影响或不同的影响?对不同差异进行区分是研究差异与合作的难点:有些差异是可以并存而行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些差异是需要包容和谅解才能够相处的。而有些差异则是具有单一选项和排他性的,比如宗教信仰的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政策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提出政策,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政策反应;各国对同一种政策的判断不同;认识上会出现偏差和误判。所有这些都涉及国家间进行合作的进程。国家间一定具有差异是国家的共同性特征。差异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前提,不可改变。国际合作无外乎两类:一是差异间合作;二是共同性基础上的合作。这两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承认差异,才能更好地寻求共同点,寻求共同点之前的步骤是界定和分析差异,由于这一步骤在合作中被忽略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夸大和误解差异,导致共同点寻求的缺乏。我们首先需要辨析差异的概念,差异分为行为差异和思维差异:行为差异是指战略、政策及其实施等,思维差异是文化、宗教、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不同。差异包括文化差异、观念差异、制度差异、对外战略的差异等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差异。本文更多涉及的是主观差异的问题,特指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文化差异,包括政策与观点的差异、战略的差异、处理问题方式的差异等。这些差异或许是由于发展程度不同所带来的,也或许是由于地理环境、发展环境和文化信仰所带来的。从合作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同的差异对于合作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也处于变化之中,也即在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某一差异的影响较大,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其差异则可忽略。差异有些无妨于合作,而有些差异则可能带来冲突。有些冲突易解易调,比如国家在礼宾礼仪上的差异、饮食爱好的倾向等。但有些冲突则难以调和,比如涉及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等。在讨论差异与合作关系时,必须对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以及不同类别的合作加以区分,因为不同的合作差异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合作,差异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而涉及文化价值观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观念差异的影响会十分巨大。物质层面的合作易于超越精神层面,而精神层面合作差异影响会很大,因为差异与思想观念联在一起。国与国的交往,也受到民族心理、国家发展史、情感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差异对合作的影响取决于行为主体对这些差异的不同认知,对差异的不同认知直接影响到合作的进展。差异对合作的影响结果更多是开放性的,因为差异本身也是可以变化的,在合作进程的展开过程中,一方面这些差异影响着行为者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行为者对差异认知的变化也促使了这些差异所发挥作用的变化,主体所采取的认知模式以及相应的政治选择及实践活动决定着合作的结果,甚至一些差异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这样一种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有可能带来合作,也有可能使得合作崩溃。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军控合作的逐步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双方对彼此之间核实力与战略目标的差异的逐步认知,以及这种认知的互动促使双方在军控合作问题上逐步靠拢,通过长期不断的实践活动与领导人的政治选择,使得这样一种合作逐步得到实现。差异对合作的影响关键要看合作的类型。合作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在“Why Cooperate?”一书中,斯科特·巴瑞特(Scott Barrett)将合作分为五种:第一种是单独努力(single best efforts), 也就是依靠单独努力就可以形成合作,如防止小行星撞击地球等这类的合作,如果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后果是俱损,所以合作很容易形成,所以差异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大;第二种叫最弱联系(weakest links), 就是需要最弱的个体努力就可以形成合作,例如天花的防治,这种合作只要每个国家确定别的国家都会这样做的话那么自己也会这样做,在这类合作中,差异是起作用的,因为只有确定其他国家都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自己才会采取行动,合作也才会形成;第三种是联合努力(aggregate efforts),这类的合作需要所有的国家一起行动合作才能形成,如气候变暖等问题,差异在这类的合作中影响很大,但不一定都是不利的影响,例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进行技术转让,从而形成合作的基本条件;第四种是相互制约(mutual restraint),第五种是相互协调(mutual coordination),这两种合作都不需要资本的投入,主要是国家间不作为或是妥协而达成合作,在这类合作中,差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标的不一致,利益的冲突和认知的不同,都可能导致合作的失败。虽然差异在很多情况下会阻碍合作的实现,但正是互动各方在彼此之间的不断磨合与博弈下,形成了照顾各方差异、解决合作问题的机制,所以差异也促进了合作机制化的发展。在差异与合作的关系中,以差异来决定是否进行交往或合作时常是不准确甚至会有许多误判产生的。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合作时,差异被忽略,对立时差异被夸大。很多情况下差异在交往与合作的过程中被利用或被滥用——当一国强调与他国的差异时往往是需要用差异为其他目的服务。差异成为备用的选择工具之一。当合作利益增大时,差异的障碍就会消除或被超越,差异带来的分歧也容易被搁置或克服。而当合作利益减少或需要扩大合作利益中的己方利益时,比如美国虽然与中国有巨大的合作利益,但当其国内就业出现严重问题时,美方就会拿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说事,同时以对台军售或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差异常常被夸大,作为借口与工具。差异经常被误用,用来掩饰真正的目的。合作时,差异可能被搁置或被超越,但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这些差异,合作与解决差异并无必然联系。两国关系好时,对分歧包容度高。如果关系出现问题,则问题会放大和强调,即使是已经淡化的问题。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军事合作往往遭到破坏。人权问题虽然始终强调,但力度上还是有所不同。情感深度或信任程度决定分歧包容度,也决定差异的处理方式。近些年中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上升,但信任度并没有同步提升,反而有可能降低。于是美国仍然在高技术出口方面对中国实施歧视性限制。一般而言,差异在合作关系中不具有短期或长期主导地位,决定合作的根本因素还是利益,但差异仍会影响合作的程度与深度。比如中美之间有许多合作,也受益于利益共赢。但在一些领域却无法合作,比如敏感技术和战略性合作,虽然这些合作也可以带来利益。由于双方存在对立的立场,因而无法实现这些领域的合作。由此,差异有时在一些领域也会演变为主导因素。不是所有的差异都可以也应该影响到合作,有许多差异是应该被忽略、删除或被超越的。不是所有差异都对合作有影响,但在假定差异对合作有影响的领域和阶段,哪些差异影响较大呢?有两大差异性因素对于合作敏感且复杂,一个是政治(涉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一个是宗教,很难通融。宗教涉及信仰,而信仰是排他的。一个教徒不可能有几个信仰。因此,不同宗教的教徒之间就宗教本身的交流与合作是困难的,这就形成了所谓文明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但不同宗教文明的国家领导人(领导人个人可能是不同宗教的信徒)却仍然可以在其他领域比如政治安全领域进行合作。观念对立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困难的。一国倡导的观念正好是另一方所反对的,一国的观念追求是以取代另一方为目的的。这种合作的进程是复杂和曲折的。冷战的形成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看法认为美国和苏联政治体制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目标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前提的,而资本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的主张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凯南在长电报中曾经武断地认为美苏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目标。8对于每一方而言,另一方构成了巨大的结构上的威胁;每一方均认为对方是扩张主义,并试图以自己崇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世界。冷战被描绘为意识形态和政权形式的冲突。具体而言,这种解释认为冲突是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于市场、竞争和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体系。它强调所谓贸易伙伴、公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稳定。其实质是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苏联的意识形态也表明了意识形态的不相容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应受到谴责。资本主义是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和平只有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推翻之后才能到来。美苏双方对于差异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观念导致了冷战的形成与加深。如果早一点意识到差异间共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许冷战的发展轨迹就会改变,而不至于那般激烈。而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相信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难以共存的,是一种对对方制度的威胁,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他们的差异被认为是导致他们行为完全对立的根源。这才有了一系列针对对方的伤害性政策的出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强调中国的发展不是以取代或替代别国的制度为前提的。我们开始意识到差异间共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的改革局面随之打开。冷战结束后,中国纠正了以往发展中的一些错误,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更为东西方之间找到了合作之路。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财产私有、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等。在中国看来,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和分歧并不是影响合作的根本因素,不同的道路和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求同存异甚至是求同合异,从而实现更深程度的合作。显然,如果差异是对立的或以相互取代为目标,比如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合作必须以丧失自我为代价,这将给合作带来巨大难题。以相互取代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差异是很难调和的。但我们还是看到,美苏之间虽然存在“不可调和”的观念对立,但并没有阻止两国在某些特殊利益方面取得合作进展。美苏在冷战期间曾就核不扩散达成重大共识,原因在于两国在反核扩散方面存在重大共同利益,这一单领域的共同利益使得两国即使面临重大分歧和差异,也取得了阶段性和功能性的合作进展。但美苏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甚少。说明对立或相互取代为条件的观念差异严重限制和阻止了美苏之间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是因为面临苏联这一共同威胁,从而形成了利益驱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存在不可调和的观念分歧,只要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合作仍然是可以发生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局面,中美之间形成了观念差异前提下的深度合作关系。一般认为,差异少的国家易于合作,但事实上却并不尽然。我们发现差异较大或存在价值观对立的一些国家间也能够实现合作,而且其合作的时间跨度和范围相似性国家相比并无太大区别。比如中美之间与美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中美之间的贸易额甚至大于美日之间的贸易额。在敌对时期的中美关系彼此没有任何利益交集,双方充满了对于对方的排斥与批判,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彼此对于差异的宽容度得到提升,虽然美国仍在不断指责中国的社会制度、人权等,但不再是作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批评中国的方式也有所缓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中国不断强调文明间对话、文明间互鉴互补,美国仍然秉持意识形态唯一论、文明冲突论。因此,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但两国在政治安全互信方面、在军事合作方面仍然是有限的。这反过来影响了中美之间的进一步合作,近年来美国国内兴起了中美意识形态对抗的论调。美国在中美科技合作方面一直对中国持有戒心,并在特朗普总统时期加大了对中国技术限制的力度。2017年来,美国通过贸易战向中国施压,其实质也是意在削弱或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说到底,美国还是视中国为观念无法调和的异类国家。新中国外交则一直在努力倡导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促进、合作、借鉴、激荡。反映了中国对观念差异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强调主张不因文明或观念的不同而影响彼此的合作,中国的多元文明合作观与美国的唯我独尊、观念划一的文明观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在诸多国际冲突和国家间关系中也秉持差异间合作的主张。最为典型的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中国传统外交中“求同存异”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自新中国成立起,即强调不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影响国家间正常合作的主张。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以及后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核心都是主张差异国家间不仅可以合作,也能够合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强调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分歧和差异,进行暂时搁置,不要使其影响到对双方有益的合作进程,在外交实践中这一主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量的案例表明,差异并不是阻止合作的根本因素。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是绝对影响合作的因素。只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差异,国家间的合作就能够实现,甚至是深度的相互依存局面也可以在不同观念国家间实现。主动地消除人为观念上的障碍,而不是夸大突出这些障碍,合作共赢是有利于合作各方的。当然,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到,共同利益会有助于超越差异和观念,扩大和找寻共同威胁可以极大地减少差异对于合作的阻碍作用。因此,扩大共同利益是减少差异负面作用的有效途径。多数合作的动机显然不是弥合差异,但随着合作的深入则需要正视差异、深入了解和理解彼此的差异,从而解决好(并不一定是减少差异)差异的问题,以增进信任,从而促进可持续合作的展开。可持续合作离不开差异的有效控制与处理。差异并不是影响合作的唯一变量,但处理不好差异的问题或持有错误的差异观却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合作的进程。如果只是一次性合作,差异的影响也许并不明显,但如果是持续性合作,差异的制约作用就会增大。差异又确实影响到合作的深度和持续。这就是沟通理论强调首先要寻求共识的意义所在。这个共识,也应该包括对于差异作用和处理立场的共识。有些差异是通过沟通与交流达到理解或化解的。还有些差异则是通过一些方法使之不影响到合作的进程。比如对其进行战略排序,从而实现求同存异。战略选择的顺序和选择的程序可能影响合作的结果。不同的程序选择会带来全然不同的结果,在合作中先考虑差异还是先考虑收益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处理好差异与合作的关系不是消除差异——消除差异是不可能的,而是处理好、协调好差异与合作的关系,推动合作的发展。新中国外交首倡求同存异,这使得中国能够在遏制、封锁和对立的压力下生存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通过求同存异、搁置争议赢得了和平合作的发展环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未来的中国外交要更有主动性、开拓性和进取性,就必须实现求同存异向求同合异的新的层次发展。求同存异对于差异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在一定阶段有助于合作的展开,而在未来,中国要实现全方位开放和更加深度的合作,就必须更加正视差异的正负面影响,积极主动地化解和解决差异对于合作的阻碍作用。调动观念差异的积极面,强化差异多元共存的理念,深入研究观念差异间国家和谐相处之道,开创性处理好差异与合作的复杂互动关系,使得观念差异的国家间合作更加协调、有效,从而促进国家间合作更上一个台阶。减少差异增进合作是一种类型,化解差异增进合作是另一个层次。人类必须实现差异间的和谐共存,协调差异、化解分歧、促进合作。【王帆：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外交学院院长】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陈佳妮；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