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端详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陶罐，王丛苗再次把卡尺夹在罐壁上，小心翼翼地量出厚度。数字跟前几次没有出入，她这才放心地下笔，随着铅笔、三角尺、比例规在手里来回切换，一个花边口沿小圆腹罐的四分之一剖面图慢慢出现在纸上。

　　“一毫米的误差也不能有，错一点就不是罐的真实面貌了。”2月7日，在二里头遗址，59岁的王丛苗一如往常在工作。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特聘高级技师，王丛苗对自己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因为她要记录和展示的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遗址。

　　一个土生土长的二里头村村民，如何成为一名高级考古技师？

　　1983年，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向遗址所在的3个村子招收考古技师，辅助发掘工作。

　　第三次高考失利的王丛苗仿佛看到了人生转机，“那时候觉得能和这些考古队的文化人一起工作，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王丛苗满怀信心和期待，面试官看着她的瘦小身板却直摇头。“考古是个体力活，小姑娘你能干吗？”“怎么不能？”干惯农活的王丛苗使出浑身劲儿，拿起洛阳铲“噌噌噌”往下挖，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两米深。手磨破，肩累酸，她的诚意却打动了考古队。

　　从扛锄头到拿洛阳铲，王丛苗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负责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绘图工作。

　　刚开始工作的王丛苗很是吃力。文笔差，写个报告咬断笔、挠破头，一整晚也才写了半页纸。“不会写就拿着专业书籍、考古报告翻来覆去读背。”王丛苗说，在每一个考古现场，她都来得早、走得晚。

　　“起点低，更要加倍努力。”工作中，王丛苗发现自己对考古绘图颇感兴趣，不断提升绘图水平。她到北京参加专业绘画培训，并把自己的桌椅画本搬到库房，把库房里的陶器画了个遍。

　　“当时和我一起进入考古队的有1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男生，女生只有3位。多少人都走了我还是坚持留下来，男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

　　从繁复枯燥却要耐心细致工作到二里头夏都遗址横空出世，从吃力写发掘记录到考古绘图惟妙惟肖，王丛苗成为考古队的主力绘图师。40年间，她参与发掘的遗迹有数百处，发表考古绘图1.6万多幅。

　　王丛苗的考古绘图是“免检产品”，能精准反映田野地层、出土遗物位置以及器物的形状、花纹甚至质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涉及数千幅插图，绝大部分由她手工绘制。

　　“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300万平方米。60多年来考古队共有70多次发掘，但发掘总面积只达到4万多平方米，仅占遗址现存面积的2%左右。虽说发掘不算多，但收获却不少。”

　　1993年，她参与发掘祭祀区，独立发现了一处古建筑的地基；2002年参与发掘宫城东墙和道路，同年又参与发掘绿松石龙形器，并且绘制了精美考古绘图，在学术刊物登出后吸引了世界考古学界的目光。

　　虽然王丛苗在2014年已经退休，但她还坚持工作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一线。在考古现场，王丛苗双手紧握洛阳铲，奋力向下探再缓缓拔出，从铲头带出的泥土中，她似乎发现了什么。旁边，是围着她的几名学生。

　　“土坷垃大小不一，质地松软，包含物较多且杂乱，挖到‘垃圾坑’了!”王丛苗说，考古中把“垃圾坑”称为灰坑，是地层包含人类活动遗迹的显著标志之一。学生们屏息凝神，听老师详细讲解各类土壤的特点。

　　看着手上的老茧和结痂的冻痕，记者禁不住问她：“为什么不享受一下退休后的轻松生活？”

　　王丛苗回答：“退休仅仅代表着我从‘考古大学’毕业，但对二里头的研究和热爱永远都不会消失。”

　　2023年的全省“两会”上，她建议积极推动二里头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博物馆的建设，用更加丰富的展示手段取得更好的展示效果，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充分利用它，让更多的人准确充分把握二里头遗址的普遍价值。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被称为“华夏第一王都”，在中国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特别突出的价值。

　　如今，年近60岁的王丛苗依然在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保护努力。坚守源自于热爱，更依托于责任。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程中，如王丛苗一般的考古人倾力付出，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南日报客户端记者 郭歌/文 吉小平/图/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