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69—P71
作者：余伟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2期，于世华摘
全球史观，迄今已蔚为大观，并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这一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书写脉络中的一环，自然应有在其指导下编纂的世界历史著作，方可真正在历史学科领域产生影响力。然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自19世纪中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而形成以来，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以之为指导的世界历史著作。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自20世纪初叶以来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后的一系列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是其指导人们进行历史实践的必然结果。列宁在20世纪初，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必然的规律，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发动了十月革命。这不仅在现实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二战后，一系列民族国家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昭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巨大成功。如何在具体历史过程中阐明这些变化，是横亘在历史学家们面前的任务。特别是随着苏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建设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必然要进入学科建制内，指导具体的世界历史研究。由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编纂“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的任务，被提上了议程。
苏联版《世界通史》第1卷于1955年出版，于1964年出齐原定十卷本，此后续编至1983年出版的第13卷，张广智先生称其为“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化和实证化。
从编纂思想来看，苏联学者首先明确表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基本思路，即“社会的前进发展和世界史过程统一性的观念”。苏联学者承认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进步，从而提出世界通史的结构是客观必然的，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世界历史作为一处视域，可以容纳多重视角，其内容也就应该具有多样性。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世界历史结构之辩证运动的主体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而确立了现实的人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苏联学者据此不再只把焦点放在那些有特权的少数人身上，而是重视群众或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由此，苏联史家在世界历史编纂中既确立了“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乃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产关系的发展”，又明确提出“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内是依靠积极参加历史运动的群众的人数，依靠他们的努力和主动性、自觉性和组织下为转移的”，从而使得世界历史呈现出一种辩证运动的迹象。
从社会形态演变出发，世界历史从原始社会直迄当下的演进过程，在这部《世界通史》中呈现为经典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
从这一注重经济基础的具体思想出发，苏联学者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这一历史分期确实并无新意，但因为更关注社会经济形态。
从编纂理念来看，《世界通史》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学科建制内的最早成果，可以说提出了一整套实用的世界历史编纂理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框架体系。
当然，《世界通史》以不少篇幅论述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欧中心论，但《世界通史》说“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对各个国家来说过去和现在都只有一条，这就是为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就不仅把经验绝对化，而且彰显出一种俄罗斯中心论的思想。
吴于廑较早认识到苏联版《世界通史》的得失，并自1959年起就关注全球史观，寻求世界历史新思路。苏联版《世界通史》，在他看来，“最大影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视和应用”，但“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而且因为在具体编纂工作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其分期还是以欧洲历史为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吴于廑界定了世界史的学科地位。他认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绝对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他认为，世界历史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世界全局的高度综合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
吴于廑的这一思想，明确来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于世界史的这一学科定位，在具体历史中这种转变必然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展开的，由此他提出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吴于廑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广受赞誉，“明显具有独创性，可惜他来不及将它付之于一部《世界史》”。
从21世纪起，随着西方的全球史研究深入影响中国学界，以及史学碎片化问题凸显，世界历史的编纂要求与全球史之间交流对话，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细化，中国的世界历史编纂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
梳理全球史谱系，“在用全球史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具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是由历史学家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他们基本上都出现在美国，差不多在巴勒克拉夫倡导全球史的时候，已然脚踏实地展开了全球史研究，而且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明确打出了“全球史”的旗号。他们给全球史打上了美国烙印。
美国能够成为全球史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并非偶然。从一开始，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就认为“历史著述的科学性就在于它那客观地建立史实的方法”。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斯塔夫里阿诺斯率先以《全球通史》一书系统总结了其对历史统一性的探究成果，让“全球史”一名为人熟知。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的统一性”。由之，“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各文明史的总和”。全球史并不是机械地把相关零碎知识简单拼装在一起，而是有一条统一的主线把它们串联起来。
在具体构思上，超越民族国家范畴，他选择了“文明”概念。从宏观整体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欧哲学家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思辨的历史哲学，明确以文明为历史叙事的单元，对美国全球史的兴起有一定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更多地引入人类学的文化与文明观念。
而在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全球史”巨著出版之前，1963年，W.H. 麦克尼尔刊行了他的《西方的兴起》，虽无“全球史”之名，但今天它被公认为全球史的奠基之作。全球史对麦克尼尔而言，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视角，他的编纂实践也突破了全球史仅仅是历史编纂样式的设定，而凸显了全球史的那种全球性。
在《西方的兴起》中，他也以文明为基本历史单元，描绘了文明如何在相互影响中通过技术变革实现从点到面的扩散，西方的兴起是全球不同文明互相影响交流的产物。
在《西方的兴起》这本书中，麦克尼尔提出了新的“生存圈”概念，力图超越单一“文明”概念，更全面地描述人类历史，这一概念逐步成为其全球史思想的核心概念。虽然麦克尼尔更多注意到了非欧洲地区的历史演化，但显然其言下之意是西方文明扩张乃历史最新阶段。此书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也是非常明显的，冲淡了全球史的旨趣。
在《西方的兴起》之后，麦克尼尔继续发展其“生存圈”概念。1976年他出版了《瘟疫与人》，从人与环境的角度重构了人类历史。在麦克尼尔看来，在文明之间交流的同时，不同文明的自然环境也在相互影响，传染病就是典型表现。
纵观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等人在这一时期的全球史思想及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全球史将历史研究的尺度从短时期的人类事件扩展到长时期的人类文明时，历史的主体也从以往的民族国家或个人转变为了人类。
通过分析马克思世界理论指导下的世界历史编纂工作与美国全球史早期代表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术本身的诉求。新的世界历史时代需要有新的世界历史编纂，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历史，都是当然之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史，在现代历史学科内，都通过综合运用多学科成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双方都主张世界统一性。世界是统一的，即意味着世界是一个整体，而整体由部分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社会形态为单位；全球史则以文明为单位。从而，在具体世界历史编纂中，前者把世界历史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演进及扩张，后者则认为全球史是文明进化及交流。
在具体的世界历史编纂中，普遍交往是公认的世界历史现象。它们把编纂重心放在那些体现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事件上。双方都看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
不过，双方在理念与实践中都产生了不少缺憾。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有着实质性内涵，但苏联模式僵化的理解，忽略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主线，即现实的人。全球史则把现象与本质混为一谈，从而遮蔽了世界历史的本真面貌，最终成为一种全球史的视角。在马克思世界历史与全球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实际上互有一定程度的交流。随着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变化，双方也都需要进一步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