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明，1936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古生物专业毕业，同年留校任教。
李志明一直从事古生物教学与科研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古生物学》、《古生态学》等五门课程。从教36年，他带学生跑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野外生活中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86年晋升副教授，1992年晋升教授。与人主编出版《古生物简明教程》《古生物学实习指导书》等教材，发表论文40多篇。1996年退休后从事校督导员工作15年至2011年。
我是第一届古生物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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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老师，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了解到您是学古生物出身，而古生物专业在您那个年代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热门的专业，请谈谈您当时的选择？您对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有什么印象？
李志明：我出生在一个相对贫苦的家庭，母亲是纺织工人，父亲是汽车司机。解放前，生活条件很艰苦，小学上了六年换了六个学校，真正意义上开始上学已经是上中学了。本来继续上学是一种奢望，我报考了公立学校并减免了学费，从内心感谢共产党。
上高中时，地理老师告诉我们，我国的矿产资源相当丰富，但不知道在哪里。高考前他动员我报考地质，我们那个年代的想法就是服从国家的需要，我就这样去学了地质。
1957年我填报了6个志愿，前5个与地质相关的学校，我被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录取，可以说是欣喜若狂。到校后，我才知道我就读的系叫普查系、又叫大系，也是人数最多的，就一个专业，就这样开始和地质结缘。
我们班上一共32个同学，刚入学时学校给每人发两个饭碗、一个匙、一双筷子、一个脸盆和一个茶缸。吃饭是八人一桌，桌位固定，四菜一汤，饭碗也放在饭厅固定的柜子里，到吃饭时，师傅早已准备好，只要自己盛饭吃就行了，脸盆也放在洗脸间固定的位置，晚上九点后，教室关灯。早上六点或六点半起床，后到操场做操，7点吃早餐，后到教室上课，下午课外活动，必须到操场锻炼，生活非常规律，有点军事化管理的样子。
在北京西山菊花沟第一次地质旅行
我们学习很认真，学普通地质学地时，周日就请高年级同学带我们去实践，主要地点是西山，背一个背包，带着学校厨师为我们准备的干粮，从学校徒步到西山，了解西山的地质变迁，提高学习兴趣。学期末到西山鬼见愁实习，是由苏联专家上课。
1959年3月，李志明(第二排左1)和同学们在香山练习攀岩
1959年，我记得上普通古生物学要记住160多块化石的名称、特征和时代等要素，我那时天天晚上都到标本库看标本，只要一拿起标本，就能说出化石的名称。后来，我被留在北京筹办教育成果展，期间有一段时间分到了密云，当时探工系的任湘老师在那里钻探要搞清“鞍山式铁业”分布情况，高年级的同学带着我昼夜奋战2天，饿了就在老乡的地瓜地里挖几个地瓜充饥，完成了任务，提交了报告。
社团也很多，有几个特殊的社团：旗语班、电报班、骑马班，实际上是培训班。我报了旗语班，还有一个登山课，活动都讲统一，一入学就要每个人必须会跳交谊舞和集体舞，叫扫舞盲。一到周六晚上全班同学都到大饭厅（舞厅）或操场去跳舞，每周如此。
1961年，同学们毕业答辩后与导师合影。郝怡纯（第一排右2）盛莘夫（第一排右4）、孙云涛（第一排右5）、周守成（第一排右6）、李志明（第一排右1）
1961年4月，时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许杰邀请古生物专业全体同学去往地质部并在会议室郑重会见了我们，他谈到古生物鉴定的情况，各省区调队根本没有古生物鉴定人员，化石检验等结果至少半年，甚至要等2年，拖了区调的后腿，希望同学们到基层去。
我在普查系读到大一下学期，地质部为了摸清全国地质状况，开展了全国的1：20万的地质调查，地质部决定在我校设两个新专业——古生物鉴定专业和岩矿鉴定专业。在成立之前，时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何长工亲自到学生寝室去做工作，并承诺等两个专业毕业来给大家送行。普查系一共有八个班，学校决定我所在的普查系一班转为古生物专业，并把学制从五年缩减为四年。就这样，大一下学期，我成为了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届古生物专业学生。1961年7月，我们如期毕业，何副部长也如期来给我们送行。这对我们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由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国家对古生物专业的重视。
1961年7月，在毕业联欢晚会上，时任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前排右2）与同学们合影，李志明（第二排右4）
到毕业分配，当时的口号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大家都要求往艰苦的地方去，我也不例外。结果全班近三分之二的同学到了各省区调队，有6个同学分配当了研究生，而我被留校了，我还为此苦恼过，但很快我就想通了。既然留在学校了，那就为地质教育事业奉献一生吧。
1961年4月，古生物专业同学到时任地质部副部长许杰（第一排右2）办公室访问后留影，李志明（第二排右3）
打响武汉地质学院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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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975年学校南迁至武汉，南迁后，您和古生物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们在建设古生物教研室、建设古生物学科的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李志明：南迁之后，古生物教研室来武汉的基本上都是四十岁上下。老教师都留在了北京。初来时条件很差，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没有科研项目，要想在武汉让古生物学专业享有在北京一样的声誉，困难相当多。但是，当时在汉的老师心是齐的，信心是足的。可以说，古生物教研室的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那样的条件下，整个教研室都秉持着一个信念：要团结起来，打响武汉地质学院的名声。怎么打响呢？首当其冲就是要建设教材和实验室。
那个时候地质系、矿产系、水文系的学生都要修古生物课，由于教研室的老师既要上课又要编教材，工作量很大，于是我们就分批分期，大篇幅教材分章节编写，小篇幅教材就一两个人全权负责，比如 《古生物教程》由杨遵仪、郝诒纯主编，获国家教材建设一等奖。《古生物简明教程》是由吴顺宝和我主编，《古生物学实习指导书》是杨家騄和我两个人编写的，《古生物的工艺及化石处理》是我和胡昌铭编写的，还有《古生物拉丁文》是我一个人写的。就这样一个章节、两个章节，一个人、两个人，昼夜赶工，慢慢就把教材建设起来了。在那段时间里，前后出版和铅印了近十本教材，基本满足了“古专”和“普古”教学需求。
教材建设的同时，着手实验室的建设，我们把在北京时古生物专业所需的实验室：孢粉处理及微体古生物处理实验室、照相室以及标本库等重新建立起来，还新建了大化石处理室和生物实验室以及生物标本陈列室。为了提高授课水平和艺术，我们把教研室公认是最受同学欢迎的郝怡纯老师请到武汉为我们做示范教学。
除了教材和实验室建设，如何提升科研水平也是教研室亟待解决的问题。从1976年开始，我接到泥盆纪地层划分和生物，1982年在杨遵仪老师的领导下做二叠—三叠纪的划分研究，1983年殷鸿福领衔的“全球二叠—三叠系界限层型”研究项目立项，从此教研室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团队。
1984年，在绍兴召开的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古生物年会人员合影。王鸿桢（前排右2）、杨遵仪（前排右3）、郝怡纯（前排左2）和殷鸿福（后排左2）李志明（前排右1）
1984年4月，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绍兴召开，我和徐桂荣从武汉出发去参会，在会上又遇上了杨遵仪和郝诒纯两位老师，他们建议我们在武汉主办一次全国古生物方面的大型国际会议。
经过近一年的筹划，1985年3月5日至10日在武汉地质学院召开了“湖北省古生物学会成立大会”和“古生物学、地层学研究和发展方向学术讨论会”，我们把它叫四新讨论会：新理论、新发现、新技术和新观点。来自全国近90个生产、科研、教学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收到了学术论文及摘要110余篇,在大会和三个分会场发言的达66人次。被国内外一致公认为是推动古生物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并且也是学校自北京建校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我们终于将武汉地质学院的名声打响了。
到现在，古生物专业并入地质学专业，但古生物教研室依旧存在。一说起中国地质大学就说地质系，一说地质系就不得不提到古生物教研室，这种传承是从何而来？不是靠一代人的努力得来的，是几代人为之奋斗。在我看来，老一辈学者们身上优秀品德，那种钻研、奉献的气质一直影响着我们，也是古生物学常盛不衰的主因。
1961年4月，古生物专业同学到时任地质部副部长许杰（第一排右2）办公室访问后留影，李志明（第二排右3）
野外实习与天地与学生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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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有着十分丰富的带领学生开展野外实习的经验，在野外实习的过程中，学生们想必也与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请说说在实习中您遇到的印象深刻的事以及您与学生们的故事。
李志明：说到野外实习，那故事可就太多了。我带着学生到不同的地方实习，接触到的也是不同的风土人情，这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记得1964年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带了八个学生去云南盘溪实习，盘溪当地有很多阿细族的老乡，有一件趣事就跟阿细族的习俗有关。那年八月十五，阿细族的生产队长来问我要不要带学生去参加阿细族的“跳月”，我没有一口答应而是追问了几句，我一问才知道原来阿细族的“跳月”就是相亲，阿细族的姑娘如果相中哪个小伙子，就要把他留在阿细族。部落里习俗是男的不能拒绝。我们当然要尊重民族习俗。我了解情况后赶忙委婉谢绝了队长的好意。当时要是我答应了，麻烦就大了。
当然野外实习也会遇到风险。1983年陕西安康水灾，我正带着学生从竹溪转移到紫阳芭蕉口，路过安康那天晚上大约是7月28日，全队分散行动，我一个人跑到街上要了一瓶冰啤酒叫了一盘烤鸭，结果吃着吃着满头大汗，天气异常闷热，喝着冰啤酒还汗如雨下，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回去后就跟学生商量提前走，本来我们准备在安康休整三天再到紫阳芭蕉口，要求当天启程去芭蕉口再好好休息。于是当天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火车到了芭蕉口，我和五个男学生住在公社礼堂，两个女学生就住在靠近河边的小旅社。第二天晚上，芭蕉口下了暴雨，我担心学生的安全，到半夜都辗转难眠，于是起身一看，发现女学生们住的旅社已经快要被水淹了，我就赶紧跑去叫学生赶忙撤退出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再看，整栋旅社都被冲走了。还好我的学生们都平安，算是有惊无险。
后来得知，1983年6月以来，安康地区各县连续普降大雨、暴雨。安康全城陷入汪洋，近两万人被水围困在高楼屋顶上。安康城区18000户，89600余人受灾，870人丧生。老城及部分郊区被淹3.2平方公里，损毁房屋3万余间。我们迅速撤离躲开了这次灾难。
还有一次是遇上了泥石流，那是1985年夏天，我带着学生在陕西省区调队的同志们陪同下去陕西旬阳做项目，8月底的时候，我正准备动身回武汉，结果连日暴雨，乾佑河和旬河河水上涨，冲垮了桥梁，形成泥石流，把公路桥梁都冲断了，根本出不去。我非常着急，怕耽误9月份给学生上课，于是就跟队里的小张同志说我必须要赶回去。暴雨使山体崩塌，泥石流把公路冲断，汽车无法通行。经打听，只有向北走，步行经青铜关到镇安，乘车到西安再抵达武汉。小张同志决定陪我从旬阳双河走到镇安。他提前准备木板，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就带了一块木板上路。公路沿河而建，旁边就是山，泥石流把公路冲垮，每经过一个泥石流聚集区我们就把木板绑在手上，人趴下来，一点一点爬过去，爬的时候还要注意山上的落石。就这样走一段爬一段，过了十几个泥石流冲垮路段，一百多里整整走了三天，才走到镇安。到镇安就有汽车了，我坐车翻过秦岭、太白山，到了陕西省区调队队部，在他们的安排下才顺利到达最近的火车站，从西安乘火车回武汉。在野外我始终坚持与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同学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现在回忆起多年与同学一起出野外的经历：在湖南石门江坪，捡些树枝堆起火堆做午饭，工作完后，吃上喷香的烤土豆；在广西石桥，到小溪抓螃蟹，用饭盒在火堆上煮吃上鲜美的河蟹汤；在江西崇义，出队天天脱鞋蹚水过河；在贵州石阡，半山腰摘猕猴桃，野生的桑葚染黑了嘴；在云南盘溪白天上山一身汗，下山温泉泡；在安徽石台，天天工作从老乡门前过，老乡请我们堂屋坐，老乡天天为我们把午饭做......在江西韩江、井冈山、三湾、七溪岑、永新等革命圣地参观，红色教育记心上。
山里很多路都很陡峭，不好走，我总是走在同学们前面，地质队员练就了“上山扛设备、下山背石头”的铁脚板和铁肩膀，常年奔走在崇山峻岭、高原湖泊，我们的学生素质高、肯吃苦、适应能力强。
我们地质人享受着祖国的自然美景，虽然艰苦却享受多彩的人生，与天地作伴，与我的学生为伍，我们与天地作伴期间被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友谊、被那种积极进取的意志、被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所震撼、所感动。
1961年4月，古生物专业同学到时任地质部副部长许杰（第一排右2）办公室访问后留影，李志明（第二排右3）
越是空白区越容易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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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仍然会有青年学生投身到古生物及相关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之中，对于这些学生您有怎样的寄语呢？
李志明：对于青年人而言，时代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我们当时是着眼国家需要，哪里艰苦就去哪里，没有想过名利，就想做好工作。但如今，青年人也还是要着眼于国家需要。
按我们地质的说法，越是空白（指空白区和空白领域）越容易做出成绩。我希望现在的青年们也能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空白区去探索、去施展抱负。
国家的未来寄希望于年轻人。我当年经常告诉同学们做地质工作就要吃得了苦、爬得了山，只有亲力亲为，当好‘爬山匠’，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有发言权，才会有创新的可能。
我觉得青年人要有开阔的思想，对于做学术或者有事业心的人来说，只要有信心、有能力，只要认认真真工作，不虚度时光一定会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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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教了一辈子的书，对“教书匠”有什么样的理解和体会？
李志明：“教书匠”是对教师最通俗的称呼，“匠”实则当事业，指代具有熟练技能，独到之处的老师。为人师者，不可无匠心。师者，当怀一颗匠心。“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一位怀有匠心的老师，方能教出怀有匠心的学生，方能为国家培育大国工匠。我时常问自己：我有这么一颗匠心吗？实际上这是我一直努力的人生目标！
教书时把基础概念讲透，把前沿热点引入，让学生有扎实的基本功、开阔的视野，为后续研究做好充分准备，就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我是1987年招收研究生的，我对他们都有具体的要求。门类古生物学是古生物研究的基础，研究生在开展科研工作之前，必须要通过门类古生物训练这一关，扎实掌握化石的观察、定种、描述、比较、讨论、系统分类和演化关系等，否则，开展后续研究都是空中楼阁，做不深也走不远。而古生物研究也很难有所突破，需要学生广博的知识，结合课题学习和探索。
我一生始终如一地用心对待教书育人一事，不断钻研教学生什么，如何教学生，不停琢磨使学生从听懂到理解透彻，我一直钻研，我们上的课如何说学生会越来越有兴趣，我们说的话学生也会越来越爱听……一辈子只为教育这一事，一辈子只为专注地做好这一件事，念念不忘。
退休后我做了15年教学督导员，听了很多课，课堂上有多种教学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想对年轻教师说几句话：怀有匠心的老师，应当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我想，作为一名老师，当你真正全副心思、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倾注了时间和心血在教育事业上时，累积出的必然是超凡价值。终有一天，你会看到自己所教的学生在你的潜意默化之下，成为了一名正直、善良、有责任心、努力学习与工作的优秀公民。这份喜悦，难以自抑，这种人生价值，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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