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宛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1期

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新的推动力来保证主流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从而营造正确、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在国家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下，主流媒体有了共谋合作发展的契机。在舆论场中，政府、公众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包括媒体）均是重要参与成员，主流媒体在互联网环境下必然会转变为全新角色，在重置的社会网络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主流媒体探索出各种转型之路，其中，深耕社会治理、协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就是一条重要路径，并且在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成功案例，以媒体机构敏锐的社会热点察觉度、专业的报道宣发能力和强大的社交资源链接能力，深度参与并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本文以“新闻+治理”的产品案例梳理为切入口，以“智库/大数据产品”“创新型新闻报道”“提供平台和公共服务”三大新闻生产逻辑，考察主流媒体如何创新性地参与到现代化治理格局之中，形成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多种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体角色

理论上，主流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承担协同共治的参与责任，二是发挥中介与连接的作用。社会的复杂性催生了社会治理走向“精细化”的需求，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则要以主流媒体的精准传播能力为前置条件[1]。“媒介化”是媒介对社会广泛渗透后呈现出的特征，具体体现为社会事务的呈现和解决需要通过或与媒介合作来实现，因此媒介被纳入社会治理的一环。另外，媒体融合和平台化建设的价值和目标与社会治理具有一致性，媒体通过具有资讯、服务、社交等功能的平台建设，期望打破资源壁垒，吸引潜在用户群体，重构网络连接。媒体平台的功能设计又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基础设施”[2]。

从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主流媒体的竞争力应体现在优先于其他社会行动者发现社会中的重要动向、变化和事件。在信息过剩的时代，这一能力显得尤为可贵，因此媒体建设舆情监测系统的目的不局限于掌握舆情热点，还能利用优势发掘社会各个领域值得关注的趋势和风险[3]，主流媒体有潜力在感知和化解危险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边界跨越”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可帮助理解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身份与行动。边界跨越者“通过建立制度、信息和关系联系来连接不同行动领域的行动者”，在治理网络中承担四种角色——调解者、中介者、协调者、革新者[4]。其中，调解者和协调者主要起解决矛盾、缓和关系的作用；中介者和革新者主要起链接资源、协同治理的作用。边界跨越者与当前主流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有相通之处，或有助于我们理解主流媒体功能转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新闻+治理”：媒体创新案例分析

媒体定位和功能的转变同样指引着新闻生产策略的创新，在数字化时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创新的特点，下面分析媒体成功融入社会治理格局的三类典型案例，总结主流媒体以推进社会治理为契机的成功转型逻辑。

（一）智库/大数据产品

这一类案例是以智库化转型的方式来参与社会治理，凭借智库运作的优势重新在舆论场中找回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媒体智库化路径放弃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转向推出“新闻+智库”的系列产品，既摆脱了传统新闻生产在采编和宣发上的劣势，又能够充分发挥制作原创优质内容的优势，以及在政府资源、社会资源积累上的优势。在受众目标定位方面，智库型媒体既服务于政府和公众，也可以为有需求的商业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在业务操作上极具灵活性。除了中央媒体的智库之外，这一类的典型案例还包括广州日报GDI智库、南风窗传媒智库等媒体机构的智库，媒体的智库化转型已有“多点开花”的态势。

主流媒体的智库化建设按照其所属媒体的特点，可分为中央媒体智库和地方媒体智库，两者的服务对象、目标群体以及产品内容都存在一定差异，这也从侧面说明媒体的智库化建设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更容易在社会治理的视域中适应并确立自身定位。

瞭望智库由新华社批准成立，是国内起步较早的媒体型智库之一，同时也是中央媒体智库建设的代表。瞭望智库成立于2013年，与瞭望周刊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形成“一刊一智库”的呼应格局。到目前为止，其作为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例如“省部长专访”品牌专栏充分利用了媒体多年来积累的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资源，同时也积极培养记者向专家型人才转化，还通过邀请知名专家搭建外部智囊团[5]。基于自身特点，瞭望智库充分发挥了咨政建言和舆论引导的功能。

除了在人脉积累和内容创作方面具有相当竞争力，瞭望智库的另一个突出优势就是拥有强大的媒体宣发和策划能力，能够高效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研究成果，向社会转化研究成果以及扩大智库影响力。2020年清华大学发布的《清华大学智库大数据报告（2019）》中，瞭望智库在1065家智库中头条指数排名居第1位，到2022年底，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粉丝量超过590万[6]，其传播影响力超过了传统媒体以及传统智库。因为瞭望智库的定位是高端智库，其实施的是“对外+对内”“公开+闭门”双渠道并行的产品运营模式[7]，所以更关注的是宏观问题，对区域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另外，其核心报告成果向上进行传递，以期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而面对公众，则以适应新媒体传播特征的媒体报道为主要内容。因此，中央媒体智库的定位决定了其更关注国家治理层面的议题，相对较少直接参与区域性社会治理的课题，但可通过搭建服务平台和沟通桥梁的方式促进区域研究和协同治理，例如“新华社大数据智库云”项目借由数字化的大环境，目标是打造可供国内外知名智库及专家进行交流和研究的平台，其资源包括“专家库”“课题库”“成果库”“智库研究协作平台”，旨在提升其服务社会的水平。

地方媒体也纷纷尝试智库化的转型路径，但不同类型的媒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不同，决定了其目标受众和服务市场的不同。相比中央媒体智库，地方媒体智库关注和服务的对象更具体化、个体化，聚焦的课题多与所在区域有紧密联系。虽然媒体智库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大致相同，但地方媒体智库显然在专家资源上相比中央媒体智库有所不足，因此更倾向于发掘外部共享资源以推进智库生产，从而加速了地方媒体智库与当地治理格局的深度融合。例如，新京智库通过征集优秀案例、搭建优秀案例库来创新智库活动，在2022年7月-9月间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数字政府建设优秀案例”，与其他智库和高校单位合作，由专家负责案例评审环节，新京智库负责报告发布和活动落地等环节[8]，利用了专业型研究单位与媒体型智库的双方优势。

新京智库的常态性成果还包括各类指数的构建——用于对城市发展的各个维度进行动态观察。在“新京报2023媒体融合十大行动”之中，贝壳财经“走进”计划和评价指数“智引”计划都是与社会治理紧密相关的项目。贝壳财经已在长沙、苏州等城市进行了尝试，目标是深入研究100个有价值的区域和城市样本，因地制宜规划具有城市特色的经济主题，形成研究报告和数据产品，为区域发展提供研究支持；评价指数“智引”计划则是通过与高校建立合作，发布“城市线上治理能力指数”，推动提升城市线上治理能力[9]。可见，地方媒体智库能较好地融入社会治理的肌理之中，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

然而，通过建设媒体智库的方式实现“新闻+治理”转型并非没有阻碍。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媒体智库，都多少面临着内部人才资源培养和转化的困境，“新闻报道+智库报告”双轮驱动的策略难以实现完美平衡。南方农村报编委彭进认为记者只有告别“民工化”，真正成为专家型记者，才能达到深度研究的需求[10]。从大多数媒体智库的公开报道和发布成果来看，除了论坛活动和指数构建等定期活动外，很难从面向公众的内容报道中发现“智库”的影子，这可能也是媒体智库在建设过程中困惑和尴尬的地方，彻底摆脱传统“做报道”的惯性思维并不容易。

总体而言，“智库化”思路有助于媒体以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来实现产品创新。地方媒体智库与当地关联密切，其定位在于服务当地，因此在转型过程中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与当地社区的公共需求进行匹配。中央媒体智库更关心宏观议题和数据，在政策建言层面存在感更强，也更关注资源平台的搭建和共享。基于目标定位和服务对象的差异，两者在产出智库产品的具体实践上各有创新。

（二）创新型新闻报道

第二类是以新闻报道的创新形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型新闻报道主要是指媒体利用公开报道方式和数字化技术搭建当地政府、公众、机构等社会主体沟通联系的桥梁，促进各方诉求的解决。除了过去的“市民热线”“电视采访”等，如今的新闻报道依靠数字化媒介技术的便利，有了更多内容创新。例如人民网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开展的“两会调查”活动[11]，一方面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政府也能通过信息收集制定更符合民意的政策。这一策划既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数据资料，又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搭建了沟通桥梁，将社会治理的参与制度高效化。

在地方媒体中，公民的个人诉求受到关注。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通过地方媒体的运作得以丰富和通畅。如新京报App中有数十个细分频道服务于北京相关的民生话题，“有事儿@新京报”接收市民的诉求信息，帮助对接相应的政府部门进行解决。

南都街坊榜和南都《马上办》栏目作为南方都市报的“民生品牌”，则是创新型新闻报道与智库生产相结合的成果。在这一运作逻辑之下，催生出“智库型报道”“调研式采访”等新名词。南都街坊口碑榜系列活动自2013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届，以“市民推荐、政府部门自荐和中央党校专家点评”的方式，推选深圳百件民生实事。在最近的第十届街坊口碑榜中，网络投票总计有50万人次参与，评选活动范围涉及深圳市百余家政府部门和单位[12]。除了产出系列新闻报道，街坊口碑榜还打造了一个民生平台和一个民间政务评价体系。同样在深圳“生根发芽”的南都《马上办》栏目，自2015年10月创办，也形成了一套民生评价体系，而这一套评价体系更侧重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根据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效果、民意反馈公开打分。在每年年末，基于以往报道的事例及打分进行计算和投票，公布每年度的政府基层服务“好差评”榜单[13]，共同推进基层治理水平现代化。对于媒体自身来说，这一系列活动的创新能为其与政府、专家智囊团搭建深度的合作关系，在当地社区建立长期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嵌入基层治理的网络之中。

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北青深一度”公众号则提供了“爆料平台”，为群众表达诉求打造了便利通道，“北青深一度”承诺在7天内进行回复。地方媒体的“民意直通车”直接链接到了基层需求，有助于协调基层治理，优化基层制度。媒体和记者在中间起到了“沟通者”和“调停者”的作用。

（三）提供平台和公共服务

第三类是利用新媒体数字技术在社会共治和信息整合及传播方面发挥作用，或者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直接参与到各类公共事件中，改变了过往媒体记者作为“旁观者”“局外人”的中立角色。媒体机构作为社会行动者直接参与到公共事件中来或成为一种常态机制。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水平。在社会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复杂的背景下，如何将融媒体技术嵌入基层治理，是形成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实施“媒体+政务”创新策略以匹配社会需求，是目前媒体转型建设的重要命题[14]。

除了创办媒体型智库，创新新闻报道形式，主流媒体还能以媒体平台的优势来提供聚合资讯和公共服务。跨越边界的协作性治理可以为主流媒体参与公共治理提供行动指南，这一思路指明了媒体在社会网络的位置，即成为“边界跨越者”。“边界跨越者”意味着通过建立制度、信息和关系联系来连接不同行动领域的行动者。也就是说主流媒体可以在治理网络中确定相关参与者，调动和匹配相关资源，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为参与者搭建沟通平台和建立关系。边界跨越分为两条路径，一条是垂直边界跨越，主要是指层级、权力等边界的跨越；二是水平边界跨越，指的是角色、功能、利益攸关者、知识等层面的跨越[15]。主流媒体客户端提供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实现了“垂直边界跨越”，而聚合资讯服务则主要涉及“水平边界跨越”。

以人民网“地方留言板”为例，该栏目是人民日报为中央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搭建的网上群众工作平台。打开人民网或者“人民网+”客户端，进入“领导留言板”板块，网友就可以直接给政府“一把手”们留言发表意见建议或反映问题。31个省区市全部开展了“领导留言板”群众留言办理工作，覆盖了100%的市州和99.2%的县区，超1.2万家职能单位入驻[16]。此外，人民日报客户端还有“文件”频道和“公益”频道，“文件”频道可供读者查看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公益”频道则集纳了各个媒体提供的爱心筹集活动信息，里面有面临生活困境需要筹款的人们，也有见义勇为做好事被奖励者的优秀事迹。该项目的特别之处在于，媒体、企业和群众三方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媒体发布筹集“爱心”信息，用户参与活动集“爱心”，任务完成后由爱心企业出资奖励或捐款。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并完成善举，是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的一个优秀示范。

此外，人民日报客户端接入了上万个政务、媒体、“自媒体”等账号，方便用户直接获取丰富的政务信息，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前提——信息知情权。而进一步将政府与群众联系起来的则是其打造的“问政平台”，网络问政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创新形式，充分利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力量。除了为群众解决身边的难题，还以专题的形式将社会热点打包推送给群众[17]，这一沟通网络形成了参与社会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地方媒体的关注点则更多落在所在地方范围。如新京报整合了自身的社会资源，为用户提供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各类信息服务。新京报客户端在首页分栏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就是“服务”，分为政务服务和生活服务。其中，政务服务包括市级、区级、乡镇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和其他政府服务部门等；生活服务则包括教育资源、医疗卫生、文体旅游、养老、便民商业等。此外，新京报也有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公益性质活动，例如与北京数十所小学合作创办的“新京报小记者”活动，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提升公民媒介素养，为促进有效公共治理打下了群众基础。

讨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

（一）“新闻+治理”创新的三大路径

本文根据各媒体案例的特点，以及“边界跨越”的行为特征，将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分为三个方向：智库/大数据产品、创新型新闻报道、提供平台和公共服务，其内容、特点和目的各不相同。下表对数字化时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三大创新路径进行了初步梳理，有助于厘清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现有路径。

在媒体通过智库产品参与社会治理层面：中央级媒体智库更关注宏观课题，并不直接参与区域治理课题，但可通过搭建服务平台和沟通桥梁促进区域研究课题的达成；地方媒体智库参与区域治理的路径最多，包括优秀案例库建设、系列论坛活动以及城市评价指数构建三大路径，但在内部人才资源培养和转化方面存在发展瓶颈。

在媒体通过创新新闻报道参与社会治理层面：该条路径的操作灵活度大，适应范围广，是近年来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和发挥舆论影响力的核心阵地，同时可与“智库”“公共服务”联动创新，打造“新闻+治理”复合型新闻产品，叠加优化社会治理格局、发挥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多重效应。

在媒体通过提供平台和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层面：中央级媒体善于整合全国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会对社会治理起到推动作用；地方媒体的关注点则更多在于所在区域范围，同时还可以利用媒体影响力举办线下活动，促进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和有效参与公共治理。媒体客户端在完成初步转型改革，实现对海量政务服务信息的聚合功能之后，下一步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增加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

（二）深化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议

虽然传统媒体曾是媒介技术运用的主力军，但如今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被颠覆。谈到社会治理，商业互联网平台在聚合社会资源和配置市场资源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不容忽略。

主流媒体与商业互联网平台虽然在用户层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实际性质和功能都不尽相同，这构成了互补和合作的基础。商业互联网平台与新型主流媒体是新型媒介生态的一体两面，针对商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扩张和“越界”属性的凸显[18]，主流媒体嵌入商业互联网平台有助于引领价值导向，促进数字化治理。

例如，抖音与媒体合作发起“辟谣”行动以肃清网络环境，大大提升了对“谣言”的公共治理效率。自2022年以来，抖音与近百家媒体机构合作处理了319万条不实信息，打标存疑内容90万条[19]。以前，网络不实信息之所以屡禁不止，正是因为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媒体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有助于构建一个由政府、平台、行业协会、媒体、社会公众多方主体参与的常态化治理机制。

作为社会网络连接的重要部分，商业互联网平台在多个方面可以为主流媒体提供资源和支持，从而强化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一是可以帮助连接个人资源，使得媒体的优质信息和服务可以直接推送到个人；二是产业或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在不断加深，媒体需要借助平台来准确把握社会需求和策划服务；三是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形式有助于推动媒体反思和进行转型升级，开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产品。只有将主流媒体的内容价值与商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价值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精准对接公众需求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陈阳,李宛真.社会协同治理视域下主流媒体创新的多重路径[J].青年记者,2023(1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