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比朱光亮、朱金龙在祭祀仪式上跳起了羊皮鼓舞。汶川县阿尔寨，2007年　徐献

徐 献 

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理事

轩视界·中国西部图片库签约摄影家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摄影，关注人文地理的拍摄，长期深入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羌族聚居地区，用田野调查方式，通过影像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系统地记录羌人的居住环境、建筑、宗教以及日常，用影像呈现当下羌人生存状态。

出版有《羌寨——汶川羌区地震前的最后镜像》《羌族影像志——从叠溪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等书。作品《羌山》获得第二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大赛金收藏奖，作品《羌》获得第六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摄影奖、第十四届四川摄影艺术展览金奖，2018年举办《凝视与对望——从叠溪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摄影展览。

 20年寻羌路 ＞＞＞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照相机，就用当年仅有的1200元积蓄，买了一台理光KR-10相机；1993年夏季，我带着相机和五卷爱克发彩色胶卷，怀揣两百元，第一次进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始摄影，踏上了摄影之路。从此，摄影改变了我的人生。

▍初识羌地

2001年12月，一位在理县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蒲溪大山里，有美丽的风光。在他的帮助下，我带着相机走进大山深处的理县蒲溪羌寨。蒲溪寨在高山峡谷中，道路崎岖险要，从乡政府到寨子，用了近一个小时。当进入寨口时，眼前古朴的羌族建筑震撼了我，土黄色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房屋的背后是大山，在阳光下好似一幅油画。这一刻，我便喜欢上了这里。

第二年，我又与几个朋友前往蒲溪拍摄羌人杀年猪。时任村书记的韩水云热情接待了我们。晚上，我们围坐在火塘边，一边聊天，一边烤着新鲜的猪肉，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大雾笼罩了山寨，初霜打在金黄的玉米上，远处黄色的玉米和古老的建筑隐约可见。在房背上，我为书记全家拍摄了一张全家福，也是我的第一张羌族合影。这一次拍摄让我开始关注羌族，也让我在不经意间，开始了羌地的拍摄。

祭山还愿仪式。汶川县阿尔寨，2007年　徐献

2017年春节，杨国之、余金花夫妇与家人在老寨子的家团年。 2017年，茂县雅都　徐献

于是，我开始查找关于羌族的相关资料，比如费孝通、任乃强、王明珂、石硕、冉光荣等专家有关羌族的书籍、论文。在这些书籍论文中，我了解了羌族的历史脉络。

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古羌在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迁徙之路，最早的羌族聚居地在甘肃、青海河湟一带，后来开始了迁徙，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岷江上游一带，即今天阿坝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绵阳的北川。

羌人在迁徙过程中，传播了羌文化，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羌人与汉族、藏族、彝族、白族、怒族、纳西、哈尼、独龙、门巴等十几个民族曾有密切的族源关系，正如费孝通所说“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流淌着羌族的血液”。

何清松、李凤珍在寨子里举行了传统的羌族婚礼。汶川直台寨，2005年　徐献

汶川特大地震后阿尔寨的几个羌族妇女在一起手工制作羌绣。汶川阿尔寨，2008年　徐献

2005年4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书中收集了庄学本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羌地影像。这些影像和文字生动详实地记录了当时羌地的社会状态，极具人类学、民族学价值。庄学本的摄影深深地影响了我。

▍寻羌之路

在羌区拍摄过程中，我结识了余永清、周吉祥、韩龙康、余继红、陈勇等很多的羌族朋友，他们都是对羌族文化有着很深民族情结的人，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视他们为我的“羌地兄弟”，正是有了他们，才让我的羌区拍摄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不能像职业摄影师一样有大把的时间，因此，只能利用工余和休假时间拍摄。也许正是这样，我也十分珍惜每一次的拍摄，用我有限的时间去留住那些即将消失的民族性的东西。于是，羌族的婚礼、葬礼、挂红、祭祀开光等都进入我的镜头。

正在劳作的羌民。汶川县布南寨，2008 年　徐献

羌族人大多居住在高山或者是半高山，地势险峻，这种特殊的居住环境与羌族的生存延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羌族著名的史诗《羌戈大战》中，我们可以读到远古时期的古羌人与戈基人大战，在惨烈悲壮的战争中，古羌人凭着顽强的斗志和倔强的生命力，在白石神的护佑下，战胜戈基人，从此一代代地传承延续至今。

每次进入羌寨拍摄，对我而言既是朝圣之旅，又是一次生命体验，充满了挑战。2007年10月2日，我与友人余永清开车沿着陡峭的山路前往位于龙溪乡最为险要的大门寨。从山脚到大门寨的路并不算远，只有6公里，但是，汽车行进在山路上，右边是山崖，左边是落差上百米的陡峭山坡。狭窄的山路勉强可以通过，在不少的拐弯处，轮子都有一半悬在外。这短短的6公里路程，我们来回花了6个小时。

在大门寨，古老的寨子让我感受到了羌族建筑的伟大。在一处悬崖边上矗立着一块残墙断壁，任凭风吹雨打，巍然屹立，与身后的群山为邻，伴随着龙溪羌人经过了不知多少春秋。在回程的路上，一位释比顺路搭车惊讶地说，大门寨是汶川地势最险、最高的寨子，以前几乎没有外人来到这里。当汽车到达山脚时，我和永清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不约而同说，回去好好喝一杯，那天晚上，酒量甚小的我喝醉了。

房背上读书的羌族孩童。理县蒲溪寨， 2001年　徐献

汶川县布南寨一处废墟里，寨子里的羌民正在制作过年用的腊肉。汶川县布南寨，2008年　徐献

时间过得很快，我也在有限的时间中寻找机会，近百次地进入羌区，汶川的龙溪沟阿尔寨、离别寨、俄布寨、大门寨、木上寨，理县的增头寨、西山寨、列列寨、大岐山，茂县的赤不苏、九龙寨、后村、黑虎、三龙沟、白溪沟，北川的青片河流域、白草河流域，松潘的小姓沟……无论河谷还是高山，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2015年1月，我的第一本关于羌族的书籍《羌寨——汶川羌区地震前的最后镜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更为有幸的是2018年1月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羌族影像志——从叠溪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一书，将庄学本在90年前拍摄的羌族影像与我现在拍摄的影像收录在一起，并于同年6月举办了“凝视与对望——从叠溪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摄影展览。

56岁的吴双平和 57岁的胡桃秀夫妇， 妻子胡桃秀由于早年丧子，精神遭受打击。二十多年里，吴双平不离不弃，精心照顾患病的妻子。茂县洼底乡三寨，2018年　徐献

▍羌在当下

在20余年的拍摄过程中，我用镜头和文字，有计划、系统地记录羌人的生存、居住、日常、劳作、服饰以及信仰等，汶川“5•12”大地震后，羌族文化遭遇自1934年叠溪大地震后的又一次重创。

羌区的变化越来越大，眨眼间有些东西就消失了，这对于只有工余时间拍摄的我来说，有了深深的紧迫感，不得不加快了拍摄步伐，同时也让我重新思考如何面对当下的羌区。

释比杨水生，汶川县龙溪乡，2010年摄　徐献

释比杨忠平主持羌历年还愿仪式。茂县色巴寨，2016年　徐献

羌族妇女周文珍手提香蜡纸钱前往祭奠逝去的亲人。 汶川龙溪寨，2008 年农历七月半 徐献

最初进入羌地，我计划以汶川龙溪羌区为中心点，逐渐向外延伸拍摄，以此来呈现羌文明。谁曾料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使这个古老的族群再次受到了重创。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羌文明再次与当下的重建发生了碰撞，从羌族的建筑形态到羌族的文化核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特别是建筑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

在人类学学科中有一门学科叫拯救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是指当一种人类文明面临消失或是走向衰败的时候就像在大海上一艘装满财富的船，遭到破坏后即将沉入海底，这时候就有人去努力拯救那些财富。

当时遭受大地震重创的羌族文明，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也调整了拍摄思路，坚定了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羌区核心区域的影像记录，从影像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深描这个民族，拍摄区域扩大到了整个羌区，足迹遍布羌寨。

羌族孩童从小就会参与家里的劳作为父母分担农活。汶川县巴夺寨，2006年　徐献

羌族历来对家庭都是比较重视的，这与他们沿袭下来的家庭观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族制，在家庭中年长者为家长，多由父亲当家，夫妻之间和睦相处，共同为家庭付出。

2018年3月11日，在茂县洼底乡三寨拍摄时，吴双平、胡桃秀夫妇俩的故事让我感动。据吴双平介绍，他们孩子在8岁那年因病去世，妻子精神遭受沉重的打击。在二十多年里，吴双平不离不弃照顾患病的妻子，靠养羊、养蜂等收入支撑起了这个家庭。在交谈中，能够看得出吴双平对妻子依然充满了爱，时时都在关心着患病的妻子。

通往汶川县大门寨的道路。汶川县，2007年　徐献

汶川县神树寨，2011年　徐献

在羌区拍摄中，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在羌族父母的眼中子女是未来的希望，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同时，他们也很注意对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犁地播种勤施肥，粮食收割磨成面，背水拧麻学织布”。

2017年10月9日，在理县增头寨余明花家里拍摄，聊天中她带着自豪的语气告诉我：“两个女儿都上了大学，大女儿在山东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研究生学的是国际经济贸易专业，都已经开始进入实习期了，小女儿在西南大学读大二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羌族地区还不少。

汶川县龙溪寨在地震中被毁，如今成为废墟 。汶川县龙溪寨，2007年　徐献

王小刚、王小勇兄弟俩是理县年轻的释比，他们在山中敲响羊皮鼓，为乡亲祈福。理县蒲溪寨，2021年 徐献

文、图/徐献

本文首发于《中国摄影》杂志2023年9月刊“本土”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