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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学报收集编辑：中国科学报
烟花爆竹在中国的起源颇为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先秦的“爆祭”和“庭燎”。《周礼·春官》所载“九祭”中有所谓“爆祭”，大概是指燃烧篝火以敬神驱邪，其间在柴火燃烧时会发出一些声响。《诗经·小雅·庭燎》：“庭燎晣晣，君子至止”，所谓“庭燎”就是在院子里点燃一堆篝火，用以除秽辟邪，亦即某种净化仪式。梁宗懍《荆楚岁时记》，正月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爆竹”一词在此似乎是动词，就是指竹子燃烧时因受热而炸裂，发出“爆”响。根据《神异经》里的说法，西方深山中有“山臊”，“长尺余，犯人则病，畏爆竹声”。《异闻录》里提到，唐朝道士李畋曾因邻人仲叟为山魉所祟，遂命“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爆之，鬼乃惊遁。至晓，寂然安贴”。这些说法或故事表明，燃放爆竹驱邪并不局限于过年之际。到了唐宋时期，过年燃放爆竹的风俗已经十分普遍。唐诗人来鹄《早春》：“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张说《岳州守岁二首》：“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提到“爆仗”作为诸军百戏表演的号令，“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由此可知，大约在北宋末年，使用火药的“爆仗”就被发明了出来，但很长一个时期内应当是爆竹、爆仗并存。由于爆仗比爆竹更加响亮，所以便以“霹雳”“炮仗”来形容。大概也是在宋代，伴随着火药的普及，除了爆仗外，人们还发明了“烟花”，又叫作“烟火”“焰火”。如果说爆竹、爆仗的乐趣是听响，那么烟花的乐趣则是看花，故后世又有“花炮”的叫法。宋朝时的烟花有不少种类，诸如“架子烟火”“盆景烟花”等，每逢节日，尤其在元宵节时多会燃放。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大概就是对烟花燃放时瑰丽景色的描述。明清时期，人们过年时燃放烟花爆竹，除了基本的“爆竹除疫”外，还逐渐增添了很多新的方式和意义。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除夕子夜之时，“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闻爆竹声如击浪轰雷，遍于朝野，彻夜不停”。可以想象，当今中国城市里鞭炮轰鸣的景象，其实和清朝时也差不多。除了最为普及的“辟邪说”和“辞旧说”外，燃放烟花爆竹又有了“封门说”“接神说”等。“封门说”是指除夕燃放过“封门爆竹”以后，便不再外出，而是要阖家守岁；“接神说”主要是指接灶神，腊月二十三“小年”，送灶神上天时燃放一番爆竹，等他除夕之夜返回时，也要鸣放爆竹“接神”。当然，有的地方所接之神并不局限于“灶神”，而是包括天神、先祖和“百神”。既然有“封门”，就得有“开门”，所以，大年初一 一大早燃放“开门爆竹”，寓意“迎新”和开门大吉。很多地方还在正月初五“破五”这一天燃放“开市爆竹”，据说初五是财神的生日，这天“接路头”时需要放鞭炮，寓意发财，又称“烧利市”。清末民国以来，燃放烟花爆竹一直是各地春节民俗中寻常且醒目的一个环节。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仍旧是把烟花爆竹和春联、年画、秧歌、饺子、汤圆等并列在一起，视为“中国年”的基本要素，举凡辞旧迎新、驱灾祈福、崩穷求富、狂欢喜庆，都由它来表达。尤其是爆竹作为“辞旧迎新”的象征最为突出，人们甚至认为，“如果不放爆竹，春节就不像春节”。烟花爆竹在中国，不仅民间热衷于燃放，历代官方也经常借助烟花爆竹来渲染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景象，或在各种仪式大典上制造“与民同乐”的氛围。据说早在宋朝时，皇帝就曾以焰火晚会的形式款待外番来使，并与文武百官一同观赏。如今，每逢国家庆典及重要的体育盛会，燃放烟花爆竹成为政府行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北京APEC会议的开闭幕式等，无不有令人惊艳的焰火展演，其目的在于烘托和渲染节庆气氛，表达主办者和广大民众欢乐开怀的心情。燃放烟花爆竹作为中国最具典型性的传统文化之一，最初目的是驱邪除旧，随后则演变为给过年增添喜庆氛围，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如此，烟花爆竹还逐渐渗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表达更多复合性的意义，例如，作为仪式中某些节点的表示，或表达喜悦和祝福，或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见证某一特殊时刻的到来或结束、告诉世人某事的发生或完结。此外，除了好事、喜事用它表示祝贺和开心外，遭遇事故或其他不祥之事时也用它来辟邪或禳解。旧时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和贵州一些苗族地区，鸣放鞭炮甚至还是一种赔礼道歉的方式，社区容许犯了错误、伤害了公共利益的人，以鸣放鞭炮的方式向大家谢罪。在一些地方的苗寨，鸣放鞭炮意味着“扫寨”，亦即社区净化污染仪式中一个要紧的环节。不过，要论传统民俗的烟花爆竹和现代社会的冲突，其实最早从晚清就开始了。从那之后，禁放烟花爆竹就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争议持续不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过去的禁放到“禁改限”，到近来“禁”与“放”话题再次渐热，为禁燃令“松绑”的呼声日高。如何在民俗传统、社区安全与环境保全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仍在积极探索中。（作者系历史民俗学科教授，现供职于日本神奈川大学）《中国科学报》（2023-01-20 第4版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