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研究博物馆及其数字化转型，探讨了从前数字时代到后数字时代知识权威的集中与分散。分析了Tony Bennett关于博物馆政治结构及其对博物馆与观众关系影响的观点。本文将McKenzie Wark的Vectoralist理论和Ulises Ali Mejias的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作为主要理论基础，在现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并讨论了这种结构。
博物馆的开端在西方被视为国家记忆的容器，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这古老的机构宣扬皇权的使命在民主革命中迎来了终结。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博物馆这一历史悠久的设施面临着新的变革，不断挑战其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
前言：
书面文字是权力的工具，为社会管理层的记录提供了客观记述。居伊德波在《景观世界》中描述政治力量：“文本是国家的思绪，文档是国家的记忆。”这些记忆被存储在各种历史物品中，保存在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机构中以供研究和定义。正如爱德罗德利所言，博物馆是机构与观众之间互动和沟通的产物，连接了普通民众和不同时代的辉煌文明。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专制结束，民主理念随之传播到全世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去中心化提供了可能，全球化进程中区块链等技术深入博物馆建设的各个方面。数字化时代博物馆的形态变化，如麦克穆拉瓦斯基所述，已重新定义了机构与观众间的联系方式。本论文从前数字时代延伸至后数字时代，通过博物馆这一视角讨论西方群众与权威间权力的集中与分散。
数字化与专制的消散：
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孕育了现代理性和“真相”的新土壤，催生了公共博物馆这一新型机构。随着现代国家取代君主国家，博物馆与皇权脱钩，不再作为贵族间攀比的工具或臣服民众的手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博物馆成为知识性与政府性的结合体，在新文化的推动下，连接权威与平民。托尼班尼特指出，博物馆的诞生将权力展示与混乱的风险分离，驯化群众成为有序、自我约束的公民。与君主制机构相比，这类政府文化机构对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它们以文化为中介，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和情感。
启蒙运动将博物馆视为教育示范区，工人阶级在此受中产阶级影响，学习自我约束与管理。随着Z时代的到来，情况逐渐改变。数字产业的发展使藏品的存储方式从实体艺术品转向虚实交融，甚至纯虚拟形式，如网络艺术、体验式数字艺术等，挑战着传统博物馆的界限。
面对新颖、瞬息、数字化、互动式、“混合现实”的内容，许多博物馆保守对待数字化。他们将原作称为“真品”，认为“非物质性”是虚拟资产的缺陷，造成“现实”与“虚拟”的对立。但现实中，真实物件的价值和知识已不再那么重要。在现代社会，个人时间被分割与碎片化。相较于线下参观，人们更倾向于在移动设备或电脑上体验更私人、互动性更强的线上内容。“事实上，现代博物馆更像是噪音机器。”无数获取信息的渠道在用户与数字资产间建立双向联系，展现传统博物馆难以实现的理想交流模式。从被动消费到主动消费的转变，削弱了博物馆作为知识权威的职能。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实物展示的博物馆可能会臣服于数字拟真，真实成为虚拟的替身。“人们担忧数字影像最终取代原件。”若众多虚拟作品围绕着一件原作展出，复制，震撼，去光环化，曾被本雅明用来诠释因电影与大众媒体革命而散去原作的光晕的话语，或可能被人再次用来形容这场罗丹与“新野兽派”的实践。自此博物馆作为权威性知识库的核心地位逐渐下降，在吸引力减弱同时，失去了教化工具的功能。
政治上，不同背景选民的日益增长的诉求迫使博物馆应对边缘化社会群体的问题。博物馆需拓宽对现实的关注，给素材赋予新语境，强调边缘群体的价值。政治诉求与博物馆的普遍主义愿景存在矛盾。“政治成果将改变博物馆展览、组织者和参观者间的关系。”策展活动的融入缓解了这一窘境。博物馆成为策展人管理知识和外部助理构建观点的舞台。数字化时代加强了博物馆、展览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促成新型关联的需求。
“过去是工厂，现在是电视前的闲暇。”互联科技的出现连接了全球，引发生活方式的革新。Z时代，观众习惯被数字网络科技影响，传统实体博物馆概念被侵蚀。机构努力理解观众如何被数字媒体永久改变。在此背景下，拥抱数字化成为博物馆的迫切任务。
数字化技术带来人与人或人与物间新的互动可能性，博物馆和相关方面失去了单向解释权。它们必须敞开大门，与边缘群体共享知识定义的权威。这种平民主义风气让社群声音在内部得到听取。
博物馆的重建：
将博物馆视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技术，它在教育、治理和社会方面呈现与其他技术设施相似的效果。
自动化发展下，原先由策展人个人理念支撑的文化创意“内阁”，被标准化的专业管理方法取代。数据库的建立标志着“后记录”时代的到来，其中包含语义学、众分类法和以物为主的信息。电脑技术主导的系统化记录方式渗透各类先进工具，与传统博物馆的档案机构身份重叠，甚至构成威胁。
“从信息科学家视角看，只有数字化并记录的信息才是真实的。”随着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指数级增长，其影响范围扩大，未来可能在学术、社会和政治领域完全替代传统实体博物馆。
杰瑞曼德尔指出：“接受核电站意味着接受一套技术-科学-工业-军事的人员配置。”数字数据库同样需建立适宜的环境以供其发展，互联网技术发展则是其中关键。最新技术如NFT和对Web3.0的展望，表明互联网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交和知识交互性日益增强。人们为去中心化目标，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
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改变了博物馆的潜在受众群体，从地区到国家再到全球观众。互联网设备将博物馆和其策展的权威性投入更具对话性、参与性的网络事件当中。这要求博物馆提供承载更强大、更具有吸引力的联网数据库。数字技术推动传统博物馆适应时代，尤其是数字线上平台。这些平台覆盖信息通信、档案记录、市场营销、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创作推广等领域。他们与用户共建“用散播方式保护回忆”的参与性存档和展示数字内容的环境。在这充满现代知识的环境中，新式博物馆以数字形态孕育而生。这引发问题：这种现代线上博物馆实践是否打破了对知识权威的垄断，并将公众引入诠释活动中？
后数字时代：一场平民主义的开端？
自14世纪印刷术传入欧洲，欧洲经历了首次“信息革命”，印刷术凭借其卓越的复制能力和广泛传播的可能性成为主要的信息与知识载体。现代互联网技术，连接个人与个人，在用户间构建线上平台的核心。“当信息传递速度超越物质，它成为混杂生产活动的工具。”共享行为曾受严格管控，信息获取与定义能力被视为权力象征。数字技术的进步促成瞬时信息交换，即一种“想法间的瞬间交汇”。创作和分享门槛降低，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内容创作者。新老知识在网络存储空间中无限传播，影响社会、教育和政治。人们自然加入线上讨论，代表自己，产生开放多样的对话。有观点认为，数字平台创造了与博物馆长期依赖的“独家新闻”式叙事结构截然不同的“混沌复杂”对话环境，公众获得定义个人认同和描述事物的权力。
传播资本主义视角下，“选举成为信息、娱乐和通讯技术的物质化产物，助力全球资本主义。”个人被允许通过渠道表达观点，“参与讨论”成为缓冲，将挑战资本主义的交流简化为个人意见。德勒兹指出，传播资本主义“不阻止表达，反而强迫持续自我表达”，但在私有环境中控制。参与式文化的裹挟下，全体网民在这个观众对原作的评价权甚至超过了作者的时代中，参与了一场争夺文化生产主导权的战争。互联网作为一种超地域的媒介，创造了这种参与的风气，允许用户进入私有资本控制下的公共空间。传统公共空间由社会高层垄断，在数字网络下建基的新型公共空间则变革为社交、想法碰撞、公民活动和文化内容生产的理想场所，将历史博物馆和市集交融于一潭。数字时代里“数字档案将是正规机构实践的扩展，应拥抱曾被视为传闻的社会记录团体。”平台如YouTube、Facebook成为交流，宣传和获取信息的重要虚拟社会空间。互联网平台提供低成本、自由选择的社交、创作工具和服务，扮演中立角色，不充当道德管理员。但用户内容可能集中于更广泛受众的平台，提升活跃度和粘性，重塑使用习惯。
“美国或其他地区，荒废的信息工业因法律而永久。”线上会话归私人所有，思想和创造成为重复和无限表达的工业产品。虽然网络看似被公众集体拥有，实则由像谷歌这样的跨国企业控制。这些企业控制版权、共享权、商标、专利，将内容整合至统一免费平台，实现“单一买家垄断”。免费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吸收大量用户，获取用户画像，扩大盈利边界。用户每次点击滑动都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我们成为网络市场机器中互联的有机组件，剥离文化生产链条的红利推动私有化网络空间的买断制市场。“思想和空气成为可交易资产，掌控数字变量的阶级掌控一切。”
谷歌的“艺术与文化”等私有线上博物馆平台合作超2000家文化机构，提供免费数字化工具、资产管理、推广和分析服务。其通过合法整合各种机构的资源至统一平台，实现“单一买家垄断”，主导用户内容。网络信息化开放市场通过规范加剧权力资源不平衡。用户创作成为线上市场重要组成，承担广告攻击和严格监管。“观看即劳动”，经济上，参与和相关副产品传播成为稳固市场的宣传劳动。平台深入公众心中，用户自愿成为市场扩张宣传手，招揽未加入者。这种开放市场通过新规范加剧权力资源不平衡。
尾声：
博物馆，这座跨越时空的知识宫殿，反映了统治阶级如何利用权威与大众相接。权力更迭下，权威常被少数人掌握。随时间流转，机构形态逐步改变，但知识权威未真正普及到公共空间。这种不平等在信息时代仍存在，只是更加隐蔽。渠道方依旧使用旧把戏，守护专有权和定义事物的价值。数字时代的新独裁者，掌控社会记忆的缔造者们，使我们陷入服从。谷歌和抖音塑造了我们的认知；用户协议和数据算法裸露我们的隐私。他们悄然渗入我们生活，易于成瘾。网络是自由畅游虚拟世界的工具，打破时间空间壁垒，也是“裸体”信息盛宴的入场券。博物馆曾拥有纯粹历史原材料的信息存量，新兴线上平台继承并增加了信息流。我们渴望不同品质的信息，却始终无法拥有自身所创造的内容。信息私有化使信息变得平庸，挟持数据的缔造者于平台利益。
无论实体博物馆还是线上平台，都为统治或经济目的规训观众，使其调整习性。他们提供水晶宫般的空间，实现互相监视。观众成为景观一部分，建立自我规训的微观社会。数字时代的行为管理范式渗透更广泛社会领域。在线上景观中，观众被重复信息喂养，远离真知，放弃创造力和反思能力。用户沉溺于窥视和被窥视的意识形态中，内容创作者与订阅者关系加强了传播资本主义的影响。
不同于伊西多尔伊苏的时代，数字时代的孩童一旦接入网络，便面临无休止的剥削和控制。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参与性生产活动带来民主幻觉。创造、传播、复制、消费，我们成为帮助建构私有文化霸权的共谋者。网络上的话语空间由人民共建，实体博物馆的普世价值观在新时代被参与性线上平台所取代。传统机构的生存策略发生变化，纽约时报编辑海莉M.希茨的文章所示，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机构变卖其核心作品转购边缘族裔艺术，引发争议。这可能意味着博物馆从表面的普世价值转向更深入的建基于相对主义并聚焦在小群体的新型普世价值观。然而，这些为大众精心设计的社群标签，是否在当代机构的转型加速大众的异质化和小众的同质化的进程上推波助澜？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它们是否会成为属于相应族群的全新文化权威，甚至成为这个时代的巴别塔。（作者： 周旸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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