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拍摄的结婚25周年纪念照。

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邓颖超曾这样回忆和周恩来的相识相恋：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作为革命伉俪，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漫长的革命与伴侣生涯中，相濡以沫，砥砺同行，书写了一段人间爱情佳话。透过周恩来、邓颖超的往来书信，可以近距离感知他们的别样爱情，深刻体悟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携手奋斗的岁月情深。

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平淡淡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平平淡淡的家常；没有红艳艳的玫瑰，只有寓意相思的海棠；没有时髦的“亲爱的”“达令”，只有家书中质朴却又饱含温情的“翔”和“颖妹”“鸾”和“凤”。

他们相互关切，在书信中细述着生活日常。1939年7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右臂，8月到苏联疗伤。10月13日，周恩来向邓颖超“汇报”自己的康复情况：“我想要大胆试试，不管它疼不疼，都要使关节多弯曲些才好。”1942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因病住进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恰巧68岁的周父也在家病倒了。此时，邓颖超“如重石在压一样”“虽不应夸大说度日如年，但确觉得一日之冗长沉重”。但她全力照顾两位病人，奔波于医院和驻地之间，宽慰周恩来安心养病而万勿牵念，7月9日致信周恩来：“（父亲）今日下午热渐退，已出汗，恐为恶性疟。这几日我均在山上招呼，你可勿念。”7月11日又说：“对爹爹病中一切，自当较你在家更当心负责。”

身在病中的周恩来也不忘安慰邓颖超。周恩来曾别出心裁地将插以野花藤萝的小瓶粘贴在病房墙壁，并将此事详述给邓颖超：“胶布图钉居然使长不二寸之小瓶悬之于壁上……护士小姐更别出心裁，外加葡萄一串，垂于葡萄小瓶藤萝之间，相映成趣。”并不时将恢复情况告诉邓颖超，7月9日致信邓颖超：“病处已日小，惟血块化得尚慢。现已坐着大便，不用灌肠了。”7月12日，周恩来告知邓颖超临近出院并写下两句“俏皮”的诗句：“我也该出院了，因之得诗二句：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

他们也不会吝啬表达对对方炽热的爱。1944年11月10日，周恩来到重庆工作。11月12日，邓颖超在信中写下“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的文字。1947年，邓颖超与康克清率领中直家属队撤往山西兴县，她与周恩来再次分离。留在延安的周恩来不时将境况告知邓颖超，3月17日来信，“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这一年中秋节，周恩来写给邓颖超一封长信，除了交代工作外，还写下这样的文字：“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

不是一见倾心，而是地久天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追求，他们的爱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这是他们的爱情长久“保鲜”的秘诀。

周恩来长期在艰苦环境下高强度工作，而邓颖超因工作原因也无法一直陪伴左右，只能通过鸿雁传情。1947年4月，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撤离延安，邓颖超叮嘱周恩来“改下生活方式，早些睡，早些起，保持健康，好作长期奋斗”。1950年2月，周恩来随毛泽东出访莫斯科，邓颖超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周恩来“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偶尔，他们兴之所至，还会互赠爱情诗篇，为繁重的工作添上那么一点亮丽色彩。1942年7月6日，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附上小诗一首：“结婚十八载，挚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1964年的端午节前，周恩来一直忙于中央工作会议和接待外宾等活动，邓颖超特于端午节当天写了个条幅给周恩来以寄深情：“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偕相伴机缘少，革命情义万年长。”

周恩来、邓颖超都非常喜欢孩子，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无儿无女。他们收养烈士子女，照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将他们视如己出，表现出更加宽厚的父爱与母爱，他们的庭院也因此从不缺少孩子爽朗的笑声。1949年7月14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女儿（孙维世，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你常见吗？我很惦记闺女，常想着她……我不能践在北平车站送她之约，希望能待她回来时，我一定能在站旁欢迎她。”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收到夏静从重庆带回来的水仙花，勾起她对三年红岩往事的回忆，遂将水仙花寄给周恩来和女儿一起分享：“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

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心向家国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夫妻、是伴侣，更是同志、是战友，爱国情怀始终在他们的心中流淌，工作交流时常在他们的笔端洋溢。

1947年4月间，邓颖超参加了三交镇双塔村的土地改革复查工作。4月21日，邓颖超向周恩来汇报所得：“听到他们的诉苦，对新的官吏恶霸的诉苦，真使我如芒刺背，如石压心，感到负荷之重！我将整理写出一些较详的东西来，以作自己的学习，以供同志的参阅，更愿补你在前线工作之不足，留待重聚时，向你细诉。”1947年5月31日，邓颖超写信与周恩来分享战场捷报的喜悦心情。“最近第一战线，捷报频传，战局改观，真令人欢欣鼓舞振奋！复在蒋管区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其斗争发展，亦是伟大剧烈！”

家书也是任务交接的“电报”。周恩来写信安排邓颖超“将整理好的个人文件仍交曾三保管，其属于统战范围的交城工部，外事范围的交外事组”。邓颖超也将自己参加土地斗争实践的经验整理好后寄给周恩来，“望你抽空看下，可以知道点下情”。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11月21日，邓颖超向周恩来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看法：“刚才看到国府内部调动电令，我是这样的十数字的简评：孤家寡人，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又一次证明其死顽固性也。局势如此，你作何打算？还是乘机回延吧！何必在彼受冷漠，被将军呢！”

1947年，邓颖超在河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但由于不同村子的地域、贫富等情况不同，村民的想法也不一致，再加上干部思想上存在一些问题，很难顺利将两个村合并为一个编乡。1948年2月2日，周恩来特就此向邓颖超写了一封长信，交代土改工作要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你不同意别人的性急去强求轰轰烈烈的场面而主张稳进是对的，但你缺乏创造精神去打破群众中依赖的观念……对第一种区域，一般地应是调整，而不是平分，其中心问题可能是整党与乡村民主；对第二种区域，一般的应实行平分，以土地为中心；对第三种区域则应视情况许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斗地主，暂置富农不动，以缩小斗争面，第二步再斗富农，实行彻底平分。”

1950年5月1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拍摄纪念五一合影照，周恩来在帮邓颖超整理服饰。这张照片很好地锁住了他们的爱情最美瞬间。周恩来与邓颖超相知极深、相爱弥笃，纵观他们之间的往来家书，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既展示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革命意志，同时也充满着温馨浪漫的爱情生活，处处体现着相互间的支持与帮助、关怀与恩爱，不是情书而胜似情书。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周恩来与邓颖超不忘忧国、不负卿卿，留住了爱情最美的样子，书写了一段值得后人学习的人间爱情佳话。

（作者张兰英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