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702年，大唐长安二年，时逢壬寅虎年。大诗人陈子昂暴死狱中，死因不详。陈子昂留下的最有名诗作《登幽州台歌》：

公元2022年，二十二次甲子轮回，又逢壬寅虎年，吉星不见，祥云未来，运势不吉，这世界一整年都磕磕绊绊的，鬼魂一般的厄运风，将温暖的社会吹成一块大冰，冰下死水一潭。谁知接近年底时突然抽疯，冰凌破江般地一泻千里，天怒人怨，恁谁也无力收拾。

这个冬天姗姗来迟，北京到处秋叶不落，本以为仍会是个暖冬，可谁知从立冬日开始，天寒地冻，风冷雪欺。万籁俱寂中，14亿人经历了一场生命海啸。这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端诡异之极，前景未卜。人类付出的生命成本巨大，不管你记录与否，它注定会载入史册。

朋友和熟人相继离世，带着不甘和遗憾，匆匆驾鹤西游。因而这个冬季，仙鹤列队长空，久久徘徊，悲鸣不绝；“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整个冬季三个月六节气十八候，寒风凛冽，折胶堕指，无一刻松懈，直到癸卯年立春日，才刮来一丝暖意。

友人走得密集，我只能以速写方式写下相应文字，为朋友为熟人，更为自己。此十人，或长辈，或平辈，或亲或疏，久未谋面，只在我记忆中留下人生交往的一个片段，于这个寒冬中显得弥足珍贵。

二哥是官称，因为在万家他行二，上面有大哥；又因为他在社会上德高望重，且没有官职，比他小的人一律尊称“二哥”，我也这么叫他，这从二哥的名字上即可看出，万仲翔，伯仲叔季，先秦就按这顺序排序兄弟了，今人因计划生育，有兄弟姐妹者罕见，这种使用了几千年的取名大法几近失传。历史上的名人按此法取名、字者多多，刘伯温、唐伯虎皆行大；董仲叔、张仲景皆行二；鲍叔牙、秦叔宝皆行三；左季高、王季迁皆排末。

我和二哥相识很迟，他退休了我才认识他。他年长我十一岁，经历比我丰富得多，看事情也比我看得透。二哥说话不紧不慢，通达中透着一股不易觉察的幽默。我们交往仅限于聊天吃饭，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特别喜欢张罗，找个由头就凑一桌，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神聊，可能是因为见解相同，这种聊天局几乎成定式，每次一桌，有时带上家眷凑成两桌，本来一年准有几次，因为连续三年的疫情少了很多，大家只在手机中问候，聊补欢娱。

二哥是山东人，其父早年投身革命，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在二哥身上，可以感受到万家的家风严谨。二哥没有架子，说话也不张扬，慢条斯理说说过去，谈谈未来，一副很是知足的姿态。每次吃饭，二哥总让我坐其身旁，说是聊天方便，吃饭没有聊天重要。

二哥不喝酒，宴席上就有点儿尴尬，每次二哥都在第一次举杯时说：“就一次啊……”随后任谁来敬酒，他都不愿再站起来，并以茶代酒，应酬社会。

其实我也极不习惯宴会上的敬酒环节，人多的宴会光敬酒了，无法好好吃饭，好好聊天。可中国的餐桌文化就是敬酒文化，五花八门，说道极多，很多地方不与敬酒者对饮算是不给面子，据说急了还有掀桌子的。我打年轻时能喝酒也不愿在饭桌敬来敬去，我总觉得这其中诚意不足，都是过场人情，有用才有情，没用就没情。二哥也是这态度，加之本来不饮酒，所以我们挨着坐都舒服。

三年疫情，一起吃饭少了但仍有，每次吃完后就感慨人生，冥冥之中觉得一起吃饭聊天会吃一次少一次。我是很珍惜和二哥吃饭的机会。每次我都会有意无意地和二哥打听些过往，虽然他年长我只有十一岁，但这十一年重要啊，他眼中的世界，他经历的故事，远比一般人丰富曲折，这也正是我所欠缺的。与二哥聊天，既可以佐证我年轻时模糊的记忆，又可以补充我够不着的丰富生活。

2022年11月7日，这一天农历壬寅年立冬，二哥定好次日体检，谁料病魔来势汹汹，迅速夺走了二哥的生命，待我知道消息后扼腕叹息。马上奔赴万家设置的灵堂吊唁二哥，鲜花素帛之中，看着二哥的遗照，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饭桌旁的悄悄话，此时此刻只能默默地对遗像说了：“二哥，人生有短有长，多长都是短，多短也是长，关键是要活个明白。”在这个混沌不开的世界上，二哥是明白人，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人生既有格局，也有饭局，还有饭局中的觥筹交错和窃窃私语。

2022年11月7日，万仲翔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立冬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十六日酉时

“干校”一词对今天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都会很陌生。这个事物在五十年前的中国风靡一时，全称是五七干部学校，根据毛主席1966年5月7日指示而命名。凡规模够体量的单位都在1968年开始设立五七干校，例如空军黑龙江五七干校、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教育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等等。

我和丁人人是在空军五七干校认识的，他大我一年级。空军五七干校在全国五七干校中极为特殊，所有学员都要带家属，因为是干部学校，我们尚未成年，都算家属。去了干校，一家一户分间屋子，有的是两家分在一间屋子里，中间用铁丝拉个帘算是有个界限。

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弥漫着一股理想，每个人都沉浸在理想之中。干校和插队是两大融化人的领域。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干部去农村锻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贴得到处都是，我们从北京出发，到了黑龙江省宁安县落户，连户口都迁了过去。所以我的户口本上至今都写着1971年2月从黑龙江迁入北京。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有两年不为人知的黑龙江农民生活。

在干校的两年，我们虽未成年，大人也为我们成立了学校，但这个学校只是上午读读报纸洗一下脑，下午就去地里与大人一样干活了。干校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干活的学校，基本放弃知识的学习。

丁人人大我一班，我们就接触的少，但我对他还是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丁人人头大，我们小时候没有不起外号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头。今天想起来这外号挺亲切的，成人后这种童趣就渐渐消失了。

我在干校待的时间不长，只待了两年，而大部分人待了四到六年。我回到北京后遇到了家庭大变故，闲待了两年又再度下乡，直到进了工厂。在工厂做了五年多工人，偶然写小说发表后被调至中国青年出版社做了文学编辑，在《青年文学》一干就是十年，后心血来潮做了观复博物馆，这段日子与丁人人联系断了，直到有一天他来找我，见面他就问我：还记得我吗？

我看着他那颗硕大的圆脑袋，看着他一脸阳光的笑容，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这么好的记性。丁人人告诉我他在《北京日报》工作，算是曾经的同行，听说我弄了一个博物馆，前来看看。于是乎二人叙旧，高兴得手舞足蹈。

后来我们接长不短地有些联系，写此文时我搜索了一下微信通讯录，发现好几位朋友都是他介绍给我的，可见他为人的热情豪爽。丁人人的父亲与我的父亲都是空军大院的军人，否则也去不了五七干校。父辈是枪林弹雨拼出来的，我们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所以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沧桑醇厚。

记得大约十年前，丁人人约我在博物馆碰面，他带一干人来见见我，来时他拄着一根拐杖，吓我一跳，我问他怎么摔的，他说中了风，没好利索。我于是安慰了他几句，谁知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嘻嘻哈哈地谈天说地。我当时就想，一个人的心态多重要啊，人生叵测，祸福难料，关键在于如何面对。

我手机里还有丁人人给我发的信息，去年虎年春节他还给我拜了年，谁知不到兔年就回归道山了。手机里存有一组瓷器照片，是他替朋友问我真假，我如实禀报，他打趣地说“哪天有空给你说说这后面的故事”。可惜啊，这个“空”上苍没有给，既没有给他讲述的机会，也没有给我聆听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机会转瞬即逝，生命随时阴阳两隔。

2022年12月7日，丁人人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大雪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十八日子时

郑闻慧是大画家黄胄的夫人，黄胄先生以画驴著称。郑闻慧女史曾经是我的同事。那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未分家，两社在一起办公，地址为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我去出版社工作时，出版社还是座王爷府，古色古香。

现在想想那座王爷府拆除盖了新楼实在可惜，这种可惜是在无知背景下产生的，多漂亮的王爷府啊，本来让保留，可出版社想盖大楼，和相关单位的小头头儿在单位的招待所喝顿酒就允许拆了。虽然这王爷府不是我的，但我依然心痛，事隔几十年回忆起仍隐隐作痛。

四十多年前走进出版社的神圣是今天年轻人感受不到的。今天的世界被金钱弄得乌烟瘴气，好像除金钱以外什么都不够神圣，可那时的社会不是这样，全社会对文学有一种膜拜，一部小说或电影风靡全国是常态，而今天即便一部文学作品铺天盖地也是一种病态。

郑闻慧女史是美术编辑，美术编辑与文学编辑是一条道上跑的两辆车，名相同实不相同。实际上，那时出版社的这两类编辑配比极低，美术编辑还不足十分之一，似乎只是文学编辑附属，负责为文章或图书插图和装帧。我是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郑闻慧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两社加起来几百号人，加之年龄之差，我们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可谁也不认识谁。

很快郑闻慧因黄胄先生身体不佳，就从出版社离开，专心伺候先生去了。我们俩作为同仁擦肩而过，谁也不知道或曰不在意自己的这段历史。直到有一天，我也记不住是谁招呼的我，说黄胄夫人希望见你一面，我就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前去炎黄艺术馆拜见郑闻慧女史。

这事至少三十年以上了。那时筹办开亚洲运动会，北京北面选了一大块地，兴师动众地建了一些设施，为了配套些文化内容，黄胄先生提议并东奔西走建立炎黄艺术馆，以展示自己的画作为主。不知郑闻慧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信息，托人请我去聊聊，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应约前来，她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郑闻慧见到我就笑容灿烂地嘘寒问暖，不自主地呈现家长的状态。

事实的确如此。她比我母亲还大三岁呢，我和她儿子岁数差不多，所以在她眼中，我们都是孩子。在聊天中，她告诉我过去我们是同仁，那时郑闻慧的确用的就是“同仁”二字，而我们这一代人大都称“同事”。

聊来聊去我才明白她请我来的目的，她希望我在艺术馆的运营上为她出出主意，看看我有无可能帮她管理艺术馆。我当时说东说西地没敢应此事，原因很简单，我实在没有能力，我对中国绘画的了解一知半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艺术馆的运营，饭点到了，郑闻慧留我吃了饭，然后又回到办公室继续话题。

其实，那天吃完饭我就想走了，但郑闻慧女史再三挽留，我只好又陪她聊，聊着聊着突然停电了，那年月停电是家常便饭，她点燃蜡烛说：“没事，一会儿就来电。”在烛光下，我听着她的自豪与忧愁，自豪是她说丈夫口气与语句都溢于言表；忧愁是这么一个大摊子，怎么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我那时也没有做博物馆的经验，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炎黄艺术馆是民营办馆的先驱，但因为性质一直模糊，半公半私，导致经营乏力。那天我从炎黄艺术馆走出来时华灯灿烂，车少人稀，我当时想，可能一个需求艺术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事过境迁，黄胄先生与夫人郑闻慧女史先后西行，道山汇合，可炎黄艺术馆还在原址静静默守，人走了，灵魂会飞翔；灵魂飞翔，就会有后人翘首以盼，盼望艺术和食物一样融进我们的生活，须臾不可或缺。

2022年12月29日，郑闻慧女史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冬至后八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一日午时

我和郭大公是多年的挚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常常聚会。那时的聚会和今天有些不同，最不同的是当时许多聚会都在私人家中。那时私人居住条件都差，但一是习惯，二是没地方，在一个老式二居室房中十余人聚集是常有的事。朋友里郭大公家的条件是最好的，屋子宽敞，间数多，还有沙发。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都是极开明的人士，带着一股从民国到来的风。

郭予信、周宝佑和小孙子

郭大公的父母给我的印象极深，温文尔雅，其母快人快语，声音清亮，择词通透，真是把儿子的朋友都看成亲人，任我们在家中胡折腾；其父郭予信相反，说话严谨，澹泊如菊，特别注重仪表风貌，让我这种自幼军营长大带着犷野的后辈每每有些拘束。

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大部分年轻人都和父母住，大公在父母面前特别自如，谈笑风生，不似我们大多数人在父母面前的小心翼翼。而他的父母也是能融进我们的交流就交流，不能融进时就悄悄躲开，不让我们难堪。

大公母亲周宝佑早年在中国美协工作，给我讲了许多当年齐白石的故事，齐白石在坊间的各类传说颇多，尤其吝啬之举都得到过印证。那一代人的“吝啬”都是美德，惜物怜财，勤俭节约，别说今天听着可乐，我当年就觉得可乐。齐白石之所以成为人民艺术家，就是因为他老人家这些接地气的故事。

大公父亲郭予信是中国制冷领域的著名专家，为国家制冷行业做出过非凡贡献。我年轻时电冰箱没有进入家庭，所以对制冷这事一无所知。北京过去夏天用冰都是靠冬季的窖冰，严冬水面取冰存于冰窖之中，夏季需要时取出再用。我家购置电冰箱时我都三十岁了，第一件事就是先冻一盒冰，掰开了放嘴里，体会夏季含冰的乐趣。

我和予信伯伯常常趁大公家庭聚会时聊天，老爷子比我父亲大两岁，儒风雅韵，说话亲切，条理性强。那时很少有人在家陈设艺术品，而大公家却不然，各类艺术品随处可见，尤其是陶瓷，有的还是古董，这让我新鲜得很，常常抱起来端详。有一次，予信伯伯问我，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些旧东西呀？我其实那时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喜欢旧东西，也说不出什么文化因素，只好老实说，就是单纯喜欢，没有原因。

老爷子就乐，有一次看我太喜欢瓷器了，估计我的眼神闪烁着贪婪的目光，老爷子就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件就送给你吧。那是一件清朝的绿釉小罐，绿得干净彻底，我当时连推辞都没有，说声谢谢就装入书包，生怕大公看见给要回去。

后来大公知道了，估计是他爹告诉他的，大公就对我说，赶明买件新的放回原地，省得那地方空着。后来我专门去市场挑了件唐三彩马，大雪天抱着去了大公家，端端正正将它摆在那个空位上，才心安理得地回家欣赏清朝的绿釉罐去了。

这事说来近四十年了。我小时候觉得八年时间都长，因为抗战八年，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著名的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都喻示着八年是很长的时间，可今天想已过去的这些往事，居然五个八年，真是感慨万千，人生不禁过啊！

大概是1995年，我去大公家，他母亲和我说：“我这里有一个扇面，由于没有装裱成扇，文革抄家未能抄走，是当年傅抱石画给郭予信的，你看看能不能帮忙送拍卖？”那个扇面是单面的，画的山水，小品大样，是傅抱石先生的精心之作。“不知为什么没有给郭予信写上款。”大公母亲又补充道。我把扇面拿给瀚海拍卖公司的老总秦公看，秦公欣喜若狂，说正搞一个扇面专场，最缺傅抱石呢，傅抱石的扇面特少。后来这扇面拍了十几万元，也算给大公父母一个安慰。

2022年的最后一天，郭予信伯伯以九十九岁高龄走完了人生之路。尽管挺了一周，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大公告知我消息，我回信息说：“令尊大人的音容笑貌宛在。一晃几十年，恍如昨日。”大公回复我：“此刻，昔日的一切美好朦胧浮现，又匆匆飘去。他们的时代和他们这些人永远地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每一代人有他们生存的时代。我们父辈生于民国，为新中国成立与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可惜他们都没能更多地享受这得之不易的成果。人生叵测，有长有短，短在长面前是遗憾，长在短面前是惋惜，由此看来，人生不在长短，在薄厚。

我和大公要了几张其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郭予信先生年轻时的照片，目测只有二十几岁，风华正茂，英俊潇洒，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可以通过一个人展现，而我们这个时代呢？

2022年12月31日，郭予信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冬至后十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二日丑时

2022年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可2023年元旦这天侯一民先生没能熬过去，人生止步于这一天，享年九十有二。他的夫人邓澍大他一岁，在先生谢世二十天后，也平静地随他而去，在天国相遇。

我和侯一民先生相识于三十多年前。那时我们有一个临时组织，都是古典家具爱好者。王世襄先生、朱家溍先生等都在这个组织里，二三十人基本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们小辈能和长辈凑在一起十分荣幸，负责跑跑腿，出点赞助。

1951年侯一民在朝鲜战地写生

在接触中，侯先生给我的印象深刻。首先是侯先生相貌堂堂，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副富贵之相；再则侯先生声若洪钟，浪石相撞，极富感染力。我自幼对画家抱有崇拜幻想，因为自己画什么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像，故觉得画家都是身怀绝技者。听说侯一民先生是画人民币的，就更加多了一份敬重。

今天大部分人使用虚拟货币支付了，花了钱摸都摸不到钱，所以对钞票没有什么感情。可我们自幼就使用实实在在的钱，兜里一没钱心里就发慌。尤其对大额钞票特别有感情，看着就高兴。人民币自发行以来共有五套，侯一民先生参与了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其中第四套伍拾元大额人民币就是侯一民先生执笔的。

纵观一个国家的货币特别有意思，可以清晰看出国家发展的脉络。1948年12月1日，那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就宣告成立了，当日就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发行了第一批人民币，直到1951年底，人民币才成为合法货币，开始在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全国流通。第一套人民币特别有意思，版别多，面额大，如谁能集齐第一版人民币肯定价值不菲。最大面额的钱是50000元一张的，想想拿着真解气。

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因为第一套人民币面额大，所以收回旧币换新币，比例今天听来吓一跳，10000：1，即一万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不知那时的人换钱时心疼不心疼。后来的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设计发行的年月，正值侯一民的壮年，也是他艺术生涯的峰值，所以成为他艺术生命的一个节点，熠熠闪光。

侯一民先生是蒙古族，晚年蓄须，仙风道骨。他身上永远透着一股正气。记得三十年前传统文化受轻视之时，我们凑在一起研究古典家具，多少有些另类。侯先生总是站在美术的角度谈论古典家具，而王世襄先生则多说家具的文化价值。那时的人，少世俗之气，多儒雅之风，和侯先生一起如沐春风。侯先生对我说，家具的美是第一重要的，价值是另外一个事，我们应该多关心家具之美。

这话对我很有启发。老一辈家具研究在意的是家具的传承流变，家具的材质优劣，而家具之美最难表达。于今一想，中国古典家具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最重要还是因为它传递着千百年来古人积攒的对美的认知。

我和侯一民先生接触不算多，因为他是画家，而我对绘画有着天生的隔膜，所以没有更多地向他老人家请教。知道他是人民币的设计者后，每每掏出50元人民币时常常会想起他，也会关注他的信息。新年伊始，噩耗频频传来之际，得知先生仙逝，这让我在麻木中心悸。想想与侯先生相识的点点滴滴，觉得应该为他写几句怀念的话。

人生与物生都是如此，侯一民先生完成了他在这个世界的使命，与他参与设计的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人与物一起落幕，留下我们的思念。

2023年1月1日，侯一民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冬至后十一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十九日子时 

何平先生是被彻底低估的商业片导演。第五代导演是改革开放第一批新生力量，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为首，后又加入姜文、冯小刚等半路出家的新人。除田壮壮很早被封杀外，其余的人或多或少地活跃在影坛，每一部新片都会引发社会话题。如果第五代导演列出前五名，无论按什么条件排序，何平导演也应该列入其中。

何平导演的两部重要片子《双旗镇刀客》与《天地英雄》堪称同类影片经典。其中《双旗镇刀客》拍摄于1991年，早于张艺谋的《英雄》十一年，《双旗镇刀客》小中见大，传递着武侠杀富济贫的精髓，而《英雄》只是一场“豪华的装修”；何平导演拍摄此片年仅三十四岁。另一部《天地英雄》与《英雄》前后脚，拍的是大唐逃犯与捕快的故事，两个对立的人物相互因对手成为英雄，这片子在商业上未获成功，我觉得它超越当年一票假而空的武侠大片，但因票房滑铁卢，何平因此沉寂了一阵子。

我和何平不算太熟，但每次见面都特亲，总有说不完的话。何平说话平缓，少有慷慨激昂的情绪，也不见低沉扭怩的作态，简单地说就是不装。这个“装”涵义特深，“装”有若干种，装孙子装大爷装娘娘装硬汉装不吝装深沉装学问装流氓，凡此种种，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而何平给我的印象就是不装。

我们俩聊天时其实不说电影，和电影人说电影算是不知趣。电影人都有一种自命不凡，鸭蛋瞧不上鸡蛋，黑色金属瞧不上有色金属，虽然导演们聚会时谈笑风生，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背后不使绊子就是好人了。导演做人风格各异，作品另说，千万别把作品风格看成是导演做人风格，这规律古今中外都一样。

有一次因为什么聚会我不记得了，人挺多，又乱哄哄，我就和何平坐在犄角闲聊，由于这旮旯凹进去，走来走去的人都近不了身，只能打打招呼，不能打断我们的聊天，也不能介入我们的话题。我不怎么喜欢大场面鸡一嘴鸭一嘴的聊天形式，人多嘴杂，弄不好听个半截的话容易曲解，所以两个人的视线刻意避免与他人交流，自顾自地聊到被叫去吃饭。

何平出身导演世家，父何文今1938年就入延安鲁艺学习，1954年赴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学习，1956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但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光荣的家世。他喜欢电影是骨子里，从未拿电影贴金，而是一板一眼，一步一个脚印在电影这条路上行进。1994年的《炮打双灯》，该片获得了当年的金鸡导演奖，主演宁静一直说感谢导演的知遇之恩，但从未听何平导演说过怎么发掘新人。其实选角这类事都是导演的正常工作，没有必要大肆渲染，好像只有大导演才能慧眼识珠，一个好导演和一部好电影最重要的契机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它都是八卦佐料。

何平导演走得突然，疫情前在北京古玩城门口我们俩相遇，急匆匆地还约了去喝顿酒，谁知口罩一戴就是三年，人们的生活全被打乱，不交不往，孤独行事。眼瞅着疫情就要过去了，却传来了噩耗，何平导演突然撒手人寰，让人扼腕唏嘘，何平兄弟才六十五岁啊，天妒英才，令人心痛不已。

古人说，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何平做人通达，算是质美；何平做事不显能，但仍为良才。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一定会记住他的。

2023年1月10日，何平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小寒后六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二日甲时

米景扬先生长得人高马大，相貌堂堂，与他熟悉的人都称他“大米”。大米是尊称，亲切里透着尊重。大米在荣宝斋工作了一辈子，对当代书画大家了如指掌，许多传说中的八卦，在他心中都是往事，听大米讲过去，绝对是书画界一道靓丽的风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出版社，由于太过喜欢文物，就经常跑北京琉璃厂，那时的琉璃厂古董云集，许多民国过来的生意老人还健在，文物界的专家们也经常光顾琉璃厂，每天每时每刻都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物。后来为了方便搜集文物，我就寻么着在琉璃厂设个点儿，选来选去，最后的机遇选在琉璃厂西街22号的观复斋，与荣宝斋的高台阶门对门。

荣宝斋是北京的老字号，存在三百多年了。康熙十一年（1672年），荣宝斋的前身松竹斋南纸店开张，松竹斋最初的买卖是当掮客，在画家和买家之间抽成，顺便卖画家纸砚笔墨，这一下就卖了二百多年，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才改名荣宝斋，以卖画为主，慢慢成为北京最阔的书画店，那年月的大画家，基本上都是依靠荣宝斋活着。

解放后荣宝斋被收回国有，牌匾也由原来的同治状元陆润庠所题改为郭沫若题写，生意除仍买卖画家的画作外，还大量木版水印大写意的中国画。据说这门技术可以乱真，连齐白石也辨识不得。如果这传闻是真的，只能说齐白石老眼昏花，眼神不济罢了。

米景扬先生于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那一年他二十岁，一直在此干到退休。退休后仍为荣宝斋顾问，天天笑呵呵地奔来跑去，可惜这次疫情没有熬过去。

我想了想和米景扬先生有十几年未见面了。见面频繁的时候是拍卖业风起云涌的那些年。翰海拍卖公司就在琉璃厂，老总秦公与大米熟识，常常碰面，就这样我和米景扬先生也就认识了，也随着大伙一起叫“大米”。大米虽身材魁梧，但性格温和，可能与早年搞木版水印有关，搞这种细致活的人，一般性子都会被磨平，火急火燎的人做不了，细若游丝的线条有时候一不留神就糊了，精心之作就毁于一旦。

有时得空，我就会和大米闲聊，他讲了刚入行时还见过齐白石等大画家，那时年轻，凡事凑不上前去，只能多观察多想多问，画作由几元几十元一张到几百几千元一张，再到今天动不动就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一幅，可谓沧桑巨变，“齐白石徐悲鸿都走得早，没等到这一天。”大米说，“齐白石要看见自己的画作值这么多钱，老头儿还不定怎么着呢！”

许多后人看着神奇的事，当时的人并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张画吗，至于吗！可孰不知艺术品是最能浓缩财富的东西，今天一张画贵过一座四合院稀松平常，可齐白石当年想买个院子，老头儿天天画也得画上一年半载的，想想这个，艺术品今天比过去值钱多了。

我和大米没有业务往来，我喜欢的陶瓷玉器杂项在老古玩行算“硬片儿”，书画算“软片儿”，硬软之间过去不搭界，没有沟通，所以很多民国过来的老人真是“隔行如隔山”，说起对方的专业常常很外行。

可拍卖艺术品兴起之后，大量的拍品云集拍卖行，五花八门的货，三教九流的人，都带着自有的信息，让每一位就业者眼界大开，纵向梳理，横向贯通，比如瓷器，康熙青花山水与同时代的四王吴恽山水风格近似；又比如明末清初画僧八大山人的花鸟与同时代的青花花鸟有异曲同工之妙；拍卖行特别锻炼人，很多白丁在拍卖行干上几年，俨然成半拉专家。

像大米这样自年轻入行，浸淫于此一生的人，眼力自不必说，熟能生巧，久病成医，这行业的沟沟坎坎，猫溺鸡贼，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大米讲画家的故事绘声绘色，讲买家的故事如数家珍，但到了拍卖行这一块就说：“这搞不懂了，什么人都有，乱哄哄。”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艺术品拍卖的前几年特有意思，买卖之间都是行家过招，你拳我脚，打太极，走八卦；好日子过了十年，外行就蜂拥而至，无规无律，搅得周天寒彻，让内行嘬牙花子，而外行操刀游刃，这势头又走了十来年，直到大湖退去，才知谁是鱼龙，谁是虾蟹。

我离开琉璃厂也二十多年了，琉璃厂渐渐变成了旅游街，后来又渐渐变成“假货街”，我自然去的少了，见到大米自然也就少了。今天想起，许多生活小景温馨暖人。有一阵因为忙，我住在琉璃厂，每天早上开门时，正值荣宝斋上班，碰见大米打个招呼，无实质交流，只是熟人之间的最普通的问候，我说过“熟人要亲”就是这个感觉。另外两个“亲人要生，生人要熟”在生活中的场景往往不如这种场景多。

大米米景扬以八十六岁高龄谢世，按说算是喜丧，因为活过了平均寿命就是沾了别人的便宜。你多活几年，就有人早死几年，所以活过平均年龄的都不算太“丧”；但壬寅冬季这日子口过于不祥，这让人更加怀念这个冬季离开我们的朋友，怀念从前平静如水的日子。

2023年1月14日，米景扬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小寒后十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四日午时

我1971年初离开黑龙江空军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那之后就再没有见过刘小燕。掐指一算，居然有五十二年之多。五十二年前的人和事还能想起很多，可见那段历史多么刻骨铭心。

我去干校那年十四岁，待了两年，十六岁返回北京。我是全体五七干校中第一个回北京的，那时候单独离开那样一个集体还恋恋不舍。我记得许多同学和大人还去火车站送我，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还扒着火车门，踩在踏板上，振臂高呼了许多不贴谱的口号。甭管贴不贴谱，反正我喊得热泪盈眶，火车开出很久心情还不得平复。

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镇的空军五七干校原本是空军废弃的机场，基本设施齐全，我们1969年初去的时候，生活还不算很艰苦，起码房子有暖气，粗粮咸菜管够，饿不着肚子。学员都是空军的干部，可来源分空军司令部大院和空军后勤部大院两大块，还有诸如空政文工团等空军的小单位。空司和空后虽说都是空军，可空司大院在西郊公主坟，空后大院在东城分司厅胡同，各自的孩子相互看不起，常常动嘴动手，打架是平常事。

刘小燕向响水大队的老金学习收割水稻

刘小燕之所以我对他印象深首先是他女孩名字，我们从小在部队长大，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男孩子取女孩子名会令人取笑。加之刘小燕长得壮，个不高但结实，叫这么个女孩名让人一次就记住了。

我们从小就接受战争教育，父辈都是战争岁月走过来的，见惯了生死，教育孩子打骂乃常态。挨过父辈打的孩子对打架基本不怵，打架是我们孩子生存的主题，大院孩子跟外面的孩子打，只要不是一个院的就有莫名其妙的敌意。空司大院子弟与空后大院子弟呛呛起来稀松平常，跟其它军种大院的孩子打架总能占上风。

我和刘小燕没打过架，一则他比我大，二则我看着也不是善茬，不太容易欺负。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1970年早春拍摄的，刘小燕站在我的右手，照片八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脚蹬马靴，身着马裤，剃光头还不戴帽子。照片上的人我都叫得出名字。这张照片上的人都是十五六岁，我算小的，从照片可以看出那时人的成熟，与今天同龄的孩子看上去完全不同。

不知为什么，刘小燕给我的印象特深，但又没有什么具体事，能忆起的就是他皮肤特白，说话还有酒窝；再有就是他爸是老红军，空后二级部的部长，后来还当了干校的校长；他爸的名字我记得清楚——刘家谷，写文时上网一搜还真有。再有就是刘小燕是老小，上面好像还有哥哥姐姐。

刘小燕去世的消息是张晋威告诉我的，他问记得不记得刘小燕；在这风刀霜剑的冬季，噩耗迭迭，我只能叹一口气，想想飞逝的日子和飞逝的青春。人生不活过大几十年绝对活不明白，不活到大量朋友走掉绝对活不通透；想想年轻时为争一口气打得头破血流，想想中年时为钱为财劳心勠力，再想想为性为爱不知所措，凡此种种，不过是人生道路中的风景。面对生死诀别，说不说两可，唐诗人元稹有一次喝大了，写了《放言五首》，第一首结尾说：“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思来想去，死生差距不大，那又打算怎么样呢？

据说小燕后来特胖，导致心脏不好，上了若干支架，心脏还搭了桥。我凝视着五十二年前的青春合影，他好像青春期就有青春肥了，那年月因为穷，长得胖是身体壮、家境好的标志。可惜时过境迁，今天以瘦为佳，这让当年的胖兄弟情何以堪？

2023年1月26日，刘小燕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大寒后七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四日未时

今年春节过得闹心，担心疫情反复。各类热闹都不愿意去凑，春节过后没几天，葛小刚就给我发来了一张老张的彩照，照片是那种最正式的大头照，仅比证件照活泛一些，我正纳闷呢，小刚又接着发了一张同版黑白照，我当时以为小刚最近捣鼓摄影修版，把彩照改成黑白追求艺术效果呢，心里没在意，谁知隔了一个多小时，小刚发消息说，老张走了。

老张全名张英，年纪比我们大几岁，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叫他老张。我们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大几岁是几岁，大一岁都不一样，我们尊称他老张，年轻时就这么叫，亲切中透着一点谐谑。老张也十分乐意，一副倚老卖老的神态，甚至有时的情绪透露一副老干部姿态。说话慢条丝理，有一点点居高的意味，时不时地还透露某种制度上的优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出版社当编辑时，发现同龄文人出身大多并不是文人，而上一代文人的出身多少都有一点儿家学的影子。可老张有点儿不一样，身上多文气少匪气，做事有板有眼，说话有根有据，不似我们说话没把门的，做事说风就是雨。一追究才知，老张的父亲是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早年就参加了革命，从抗日到解放战争，就没断了为党宣传，直至文革下放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估计张英没有跟着去，因为文化部的干校不似空军五七干校要带家属。

老张有这样一位父亲，显然颇受影响。我从小军营长大，身边见到的都是威风凛凛的军人，接触不到文气。我在文化界做事算是歪打正着，根不正苗不红，只能靠勤奋加聪明。上世纪八十年代整整十年，文学界风生水起，风云际会，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我们的弱项——根浅枝弱没有暴露出来，加之十年浩劫，累积的人才优中选优，才让我们风风光光地度过了青春岁月。

老张和小刚的哥哥是中学同学，一起去吉林插的队，八十年代初回城进了中华书局，想必这也是祖荫庇护，后来改革大潮中辞职干了广告公司，我猜测老张办公司肯定赔钱，因为老张那股好面子劲儿根本做不了生意，爱面子就是老干部的通病，东扯西拉可以，顾左右而言他也行，就是不能厚着脸皮谈钱，谈钱短板就显露了。后来才知道他去的广告公司是外国公司，他就是中方总代理，那还可以理解他的那股劲。

其实我也没见老张谈过什么生意，他谈什么都像做报告，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现在他去了天国，我这么说没有一丝贬意而是一种赞许，一个人坚持自己走完一生，实际上没有对错；现在怀念老张也是怀念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几乎每次见老张都是小刚陪着，小刚喜欢插科打诨，老张也是将就着跟上节奏。但他本质上不是我们这类人，不要说心底，就是外表老张也和我们明显不同，他要求高，衣服干净利索，正装多，休闲装少；脸刮得干净，头发一丝不苟，有段日子特喜欢梳大背头，显得特别老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9年夏天，好像小刚的生日聚会。席间留下了我们三人的一张合影。事后小刚发照片给我，我只回了一句话：“老张老了。”我记忆中的老张的满头黑发竟然悄悄地白了，连眉毛都白了，照这照片时他才68岁，人也削瘦很多；我再看看自己，同样满头秀发已渐白渐稀，不忍直视。

人虽说是一天一天变老的，但感受却是某一天来的，所以李白有诗：“朝如青丝暮成雪。”当我们满头乌发变成雪时，才知人生是不禁过的。老张已走完全程，而我们未来的路还会有多长？

2023年1月31日，张英先生辞世。这一天是壬寅年大寒后十二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四日未时

雪米莉这名字今天听来有点儿搞笑，又俗又土还不接地气。其实这名字退回四十年，是又雅又洋还特接地气。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风靡的言情小说的作者笔名，真名是田雁宁和谭力两位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海外文学允许进入国内市场。除经典的外国文学外，港台文学如大潮一般涌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最能吸引普罗大众，当时这批读者最认港台作品，在此背景下，一个叫“雪米莉”的“中国香港女作家”应运而生。1987年，首部雪米莉作品发行即突破百万册，随后雪米莉的创作热情被激发出来，以每月一本的创作速度，在国内市场刮起了雪米莉旋风。

我恰恰不喜欢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也不喜欢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我供职的《青年文学》也不允许刊登这类作品。当时的文坛有鄙视链，正统文学看不起非正统文学，正统文学称自己是纯文学，严肃文学，称其它文学为通俗文学；王朔的早期作品因为不够“严肃”，被划入通俗文学而不被重视了好久。

那个年月，文学被重视的程度远不是今天可以理解的。今天社会被重视人群若排序，富翁第一，演员第二，作家最多排第三；而那时作家第一，演员排第二也差着行情，第三还真没有富翁，因为商人群体尚未形成。

雪米莉的二人组合都来过我们编辑部。我因他们俩才知道的“达县”，达县现在归达州市了，历史上明初的重大迁徙事件——湖广填四川，不少人就来到了达县讨生活。所以四川人天生有一股闯劲，我记得谭力比雁宁更愿意说话，而川普话极具感染力，十分悦耳。

作家说出大天来也是靠作品说话。《青年文学》当时社会地位极高，仅次于《人民文学》，但它毕竟是刊物，只能刊登短篇小说。短篇小说获个奖还行，获不了奖挣名不挣钱。只有写长篇出书才能拿到像样的钱，尽管那年月不按版税付酬，稿费按字数千字三十元，写个二十万字的言情小说，付稿费六千元，赶上出版社抢稿，还能多付点儿。今天发行个百万册的小说，稿酬几百万元，赶上有人改编影视剧，获利千万非常正常。

雁宁去世的消息我转给《青年文学》的现任主编，她说都不记得这样一位作者了，我说你那时小孩呢！我让她帮我查查雁宁的获奖，1984年雁宁的《唢呐，在金风里吹响》获第一届青年文学奖；1989年雁宁的《巴人村》获第二届青年文学奖，在文学普遍受重视的年代，获奖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也不知当年雁宁为此喝了几顿大酒。

雁宁来领奖时，都是我鞍前马后的忙碌，我那时年轻，编辑部的杂事都是我来做，乐此不疲，不去计较。其实人生的好处多半不是计较来的，该来就来，不该来争也不来。雁宁每次见面都是笑嘻嘻的，一副宠辱不惊的神态。

后来我离开了文学界，就再也没有见过雁宁，包括谭力，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有达县的消息，我定会想到二人，想起众多当年的青年作家；所谓青年作家，是改革开放后发表作品的一群年轻人。今天活跃在文坛，很多在作家协会或文联任职的主席们，当年也不过就是文学青年的一员，来编辑部也毕恭毕敬的，充满了对文学的尊重。

上世纪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早就落下帷幕。今天文学就是文学，没了纯与不纯的感觉，雅俗之间永远俗胜雅，唐诗妥协于宋词，宋词妥协于元曲，元曲又妥协于明清小说，文学一路走来无所谓雅俗，有所谓高低；对于大众，只知道雪米莉而不知雁宁、谭力，而对于作家本人，所有的创作一旦交给社会，剩下的就是记忆与痕迹了。

雁宁先生于癸卯年立春这天清晨告别人生，踏上去往天国之路，这是新生命之始，还是旧生命之终？我总觉得他在刻意告诉了我什么……

2023年2月4日，雁宁先生辞世。这一天是癸卯年立春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癸卯正月廿五日申时

终 语

我记忆中的冬季，今年最压抑，噩耗连连，社会新闻几乎每天都有送别的消息，小雪日那天苏雷大哥走了，心情沉重，遂写下七千余字悼文《侦察兵苏雷》，怀念我们过去的日日夜夜。后来走的人密集起来，社会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多年没有消息的朋友突然有了消息，得病过关已是最好消息了，大多数人没能扛过这个冬天。

心中苦涩，本来不想再写什么了，也不知写什么了。后来觉得应该在这一特殊时刻留下痕迹，雪泥鸿爪，雁过留声，每个人每段生活都应该留有印记。于是，癸卯正月开始动笔，点点滴滴泛起，音容笑貌犹在……

以速写的手法讲述与故人的一段历史，寄深情以低唱，写复杂于单一；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亲疏各异，相濡以沫，擦肩而过，都是缘份。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感谢上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写祭文怀念他们。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这句祭文格式用语最初出自陈子昂为友人写的《祭韦府君文》。千百年来，写祭文宣泄悲伤无出其右。

癸卯正月廿五日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