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讲述深圳大芬油画村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将“农民画家”赵小勇推至聚光灯前。

从1997年画梵高作品开始，赵小勇临摹的画作多达十万余幅，他几乎画过梵高所有的作品，28分钟便可临摹出梵高的著作《向日葵》。

在深圳大芬村，像赵小勇一样的画工还有很多。这个占地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住着数百位“梵高”、“达芬奇”、“毕加索”这样的世界级画家。

早在1989年，香港画家黄江带着20名艺术家来到大芬村，他看准了装饰画旺盛的需求，将欧美客商的订单引向这里。几年之后，大芬村名气渐长，吸引众多如赵小勇一般的画工定居于此。

鼎盛时期，全球60%的油画都来自大芬村。这些临摹的“世界名画”被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欧洲的精品店、美国的沃尔玛和中国的酒店大堂。

赵小勇作为大芬村最贵的画工之一，见证了大芬村的崛起与转型。

面对我们对往事的追问，赵小勇不愿谈及，他更愿意诉说的是关于大芬村的转型和自己的原创画作。

在谈话过程中，赵小勇告诉我们：“整个大芬村对价钱方面都比较敏感”，作为庞大油画产业链中的一员，赵小勇已然和大芬村休戚相关。

在纪录片播出后，不断有人在网上询问，赵小勇去哪儿了？大芬村如何了？

油画的故事就此开篇。

被忽略的人

2004年，纪录片《中国梵高》的导演余海波第一次来到深圳大芬村，彼时他的身份是摄影师。 

昏暗的光线，打着赤膊的画工们，流水线一般的油画工厂，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这一切，让余海波深受震撼。 

千禧年初，流行胶片摄影，余海波每天带着二十个胶卷到大芬拍摄，游走在一间间画廊，和画工们吃饭、聊天、喝酒，成为好友。 

两年后，余海波的摄影作品《中国大芬油画村》获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奖”，大芬也因此在国际上出名。 

照片里，有赵小勇的身影，拍摄场地之一正是他的工作室。

      赵小勇现在位于大芬村的画廊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闻名于世，以量产为主，大芬村的油画也是如此。彼时，中国香港是世界贸易的港口，承接欧美订单，大量的油画订单被发往大芬村。 

一个个油画工作室伴随着订单建起，到90年代中期，这里已经聚集了数百名画工，大芬村的规模就此建立。 

1998年，在大芬村画了几年画的赵小勇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 

工作室的房子是和工友们合租的两室一厅，平摊后月租100元。当时，深圳工厂的平均月工资五、六百元，赵小勇的工作室能赚到1000元左右。 

二三十平的画室内，弥漫着颜料的气味，梵高的书籍堆放在工作室里，对于年轻的赵小勇而言，比起在工厂打工，临摹画作，显得自由随性。

      赵小勇在临摹梵高自画像   

2000年初，赵小勇的工作室不断接到大单，来自中国香港的老板走进工作室，拿出照片，全是梵高的画作。动辄几千张画作，爱人、弟弟和赵小勇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画完。他们分工明确，一个人铺底色、一个人画星空、一个人画人物、花卉。 

此后几年，订单源源不断，赵小勇开始带弟子。弟子大多是赵小勇的亲戚，弟弟、小舅子、叔叔的儿子。团队内有分工，每个人专注画一幅画。妻子专画《星空》、《向日葵》；弟弟画《夜晚的咖啡馆》；小舅子画《自画像》……

      赵小勇临摹的梵高作品   

一群人聚集在小小的工作室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画画，脑袋里没有多余的想法，只有赚钱养家。至于今后要做什么？没有订单了怎么办？这是从来不曾思考的事。 

“那个时候来大芬村为的就是赚钱，我们日日夜夜打着赤膊，赶着订单。”赵小勇说道。

      赵小勇工作室内的画工   

赶订单的日子里，赵小勇和画工们常常深夜临摹画作，他们最爱听一档名为《夜空不寂寞》的电台节目，这是一档专门为深圳的外地人做的节目，《我想有个家》是最常放的歌曲之一。 

星空下，整个大芬村都是画笔和收音机的声音。

      画工们在临摹梵高画作   

100多年前出生的梵高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画作竟然养活了这么多人。“感谢梵高，不只养活了我，也养活了大芬村那么多人。”相比于一辈子只卖出过一幅画的梵高，卖出过十几万幅临摹画的赵小勇自觉比梵高幸运许多。

2005年，赵小勇终于卖掉了家乡的房子，在深圳买房安家。

     赵小勇在工作室内吃饭   

3年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大芬村订单严重缩减，大批画工挣扎在贫困线上。赵小勇却意外迎来了一笔生意。 

远在荷兰梵高美术馆门前开纪念品商店的客户，为他提供了几年稳定的订单。赵小勇不会想到，6年后，他将在阿姆斯特丹与这名画商再度相见。 

而在金融危机来临的前一年，导演余海波的女儿余天琦一起来到大芬村，被画工们的故事深深吸引。在英国学习纪录片的她，决定和父亲一起拍摄一部关于大芬村的纪录片。而纪录片的主角便是赵小勇。 

意外与惊喜在未来接踵而至，在夜空下描绘梵高画作的赵小勇还浑然不觉。

被忽略的人

1989年，中国香港画家黄江来到大芬村。彼时，大芬村生活成本极低，又临近中国香港，但环境极差。 

那时村里还是烧柴的土房，公厕和几间卖杂货的铁皮房是仅有的公共建筑，村前水沟臭气熏天，大芬村被人戏称“大粪村”。 

初到大芬村，黄江每月卖给欧美买家几十幅高仿名画，了解到装饰画的市场潜力后，他开始向其他画家传授经营之道。 

几年间，市场需求需求飙升，大芬村油画产业异常繁荣，大量仿制名画流向世界各地，黄江也因此致富。

     如今大芬村街景   

这一年，19岁的赵小勇不知何为大芬村，他初中辍学，带着母亲给的160元来深圳打工，艰苦异常。 

彼时的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工厂往往照顾本地人，不愿招外地人。初到深圳，赵小勇两个月都没找到工作，一块钱一份的快餐，很快将带来的钱花光。 

除了吃饭，还要考虑住宿问题。当时深圳的街边有很多临时搭建的棚子，供人睡觉。但外来人口需要边防证，被抓到没有证件就要被关起来，需要400块钱才能出来。对于赵小勇这样的打工者而言，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白天，赵小勇和老乡们骑着单车满大街找工作；晚上，便三五成群的睡在马路、桥洞或是山里的坟地。 

回想起这段日子，赵小勇觉得很快乐。“因为我们看到了深圳的现代化，能身处其中我已经感到很骄傲了。”赵小勇说道。

      赵小勇本人   

赵小勇的老家在湖南省邵阳县下面的小山村，初中时，正值打工潮，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读到初中便辍学到广东打工。“看到他们打工回来，穿得很洋气，我们就很羡慕，我就说我也不读书了，出去打工算了。”赵小勇回忆道。 

在深圳时，为了谋生，赵小勇做过建筑工，进过电子厂。后来，他进了一家藤编厂——柳条编织的篮子，装宠物用的，出口国外。 

赵小勇在工厂为篮子描绘花纹，他跟在一个来自菲律宾的设计师身边，誊抄设计图纸，“我整个绘画的底子是在那时学到的。”

       赵小勇自画像   

这份工作相对清闲，从不加班，一个月能拿到三四百元，在当时已属中等薪资。 

两年后，赵小勇跳到另一家陶瓷厂工作，仍旧是画图案。一个月休息半天，加班严重，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赵小勇便能拿到1000元左右，这一待便是四年。 

在藤篮、陶瓷上描绘图案总是不够过瘾，赵小勇从小热爱绘画的初心总是涌动，而这份天赋源自父亲和哥哥的耳濡目染，是家族的传承。 

赵小勇的父亲原本在广州军区服役，退役后被分配到国企工厂，常在工厂的黑板报上画画；而二哥的工笔画在当地也十分有名。 

年少时，二哥对画画十分着迷，常常画到深夜12点，赵小勇便站在一旁观看。“他画水浒的108将画得很好，我那个时候觉得画得太漂亮了。”赵小勇说道。 

二哥去深圳打工后，赵小勇翻出爸爸拿回来的颜料，也开始在家里画画。小学时，赵小勇的美术课成绩总是90分以上，班主任也常说他在绘画上很有天分，还曾送给他一本画稿。

      赵小勇在临摹梵高画作   

这份隐藏了多年的绘画天分，在1996年底被重新挖掘。辞掉陶瓷厂的工作后，赵小勇来到大芬村，一待便是二十几年。 

初到大芬村，赵小勇跟着师傅学油画，但同行竞争，真正愿意教弟子的人很少。但碰巧，赵小勇的房东是中央美院的老师，闲暇时，赵小勇便跟着这位老师学习调色彩。 

整整一年，赵小勇没有收入，直到画作被画廊的人买走，终于出师。

      赵小勇临摹的梵高作品

在临摹梵高的日子里，赵小勇总是梦想去荷兰观摩梵高的真迹。但做不完的订单，出国的花销，让他和妻子在这件事上总有分歧。 

被生活压抑的梦想，迟迟难以实现。

“你的作品是什么”

许多年前，赵小勇曾梦见过梵高。 

千禧年初，正值大芬村海外订单最繁荣之际，赵小勇的工作室每个月都要接七、八百幅梵高的临摹画。那段时间，赵小勇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才能把梵高的画画得更好。 

一天，朋友来找赵小勇，说工作室内的黑白电视机正放着梵高传，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有一部电影是讲梵高的。“我进去看，看得很认真。”

      赵小勇在看梵高传记   

看过电影后的第二天，赵小勇梦见了梵高。“我就真的梦到了他，因为我在电影里看到了他的样子，跟书本上的梵高一模一样。”赵小勇说道。

梦里，梵高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 

赵小勇在梦中大喊道：“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身体不自觉地向前抓，梦醒了。

      图源《至爱梵高》   

14年后，赵小勇的梦实现了一半，他远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去看梵高的真迹。 

走到梵高美术馆外，荷兰画商的街头画廊摆满了赵小勇的临摹画，这是一家专卖梵高纪念品的商店，面积不大，来往行人很多。 

赵小勇感到失落，原本以为自己的作品会摆在高端的画廊中出售，没想到自己的仿制画卷起来放在铁桶里，卖给慕名梵高的人。而以几百元卖给荷兰画商的临摹画，转手便多了一个零，卖给游客。

      赵小勇在阿姆斯特丹街头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梵高美术馆里。 

在美术馆，赵小勇终于看到了梵高的真迹，面对熟悉的《向日葵》，他整整看了十分钟。“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是赵小勇看到真迹的第一句话，一种陌生感突然袭来。 

原作的油彩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厚重，但却有着更丰富的层次，画作充满了色彩的渐变和更为细腻的笔触。赵小勇看到了梵高创作的痕迹，这种创作的用心是他在临摹时从未有过的心境。 

当得知赵小勇专画梵高时，博物馆的管理者好奇地问赵小勇：“你的作品是什么？”他却不知如何回答。

导演余海波回忆，那几天，他常常和赵小勇交流到深夜，他深觉画了梵高20年，比不上博物馆里的一件作品。 

在纪录片里，火车飞驰，赵小勇看着窗外：“昨天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我一直在想，回了中国之后我该这么画下去呢？” 

半个月的阿姆斯特丹之行，赵小勇犹如圣徒一般，沿着梵高的足迹一一游走。 

在法国阿尔勒，赵小勇走进梵高的画作。在梵高常去的咖啡馆外，赵小勇拿起画笔，半个小时，一幅《夜晚的咖啡馆》临摹完成。咖啡店老板送来咖啡，希望赵小勇将这幅画送给自己，挂在吧台上。

      赵小勇在法国阿尔勒镇

去梵高的墓地时，下起了小雨，赵小勇采了一路的花，行至梵高墓前，他点了三支从中国带去的烟，恭敬地插到梵高的墓碑上。

      梵高和弟弟提奥的墓碑   

远处，乌云叆叇，乌鸦群飞，正是梵高《麦田上的鸦群》画中的场景。纪录片中，赵小勇情不自禁地大喊“梵高”……

      图源《至爱梵高》   

从欧洲回来后，赵小勇将梵高所有的画作重新临摹了一遍，“我一定要把梵高（的画作）还原得更高，我希望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

更大的转变，源自对原创的执着。在和朋友相聚的饭桌上，赵小勇动情地说：“我只是在临摹梵高的画，毕竟我们是一个画工，你知道吗？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别人欣赏？” 

此前，赵小勇就曾画过一些原创画，“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朦胧感了”，欧洲之行后，这种对原创的朦胧变得更加真实。

第一张原创画作，是爱人，随后赵小勇又画了很多自画像。在朋友的建议下，他从大芬村回到湖南老家，在村口架起画板。 

2015年，纪录片《中国梵高》仍在拍摄中，赵小勇和朋友到浙江宁波开设画廊，在写字楼里租了一间画室，专卖原创画。 

生意经营得还算不错，但赵小勇始终觉得画商并不适合自己，短暂地闯荡之后，赵小勇回到了大芬村。

      赵小勇本人   

新冠疫情三年，赵小勇海外订单受阻，生意时好时坏，国内零散的订单难以为继。但这让赵小勇有了更多精力放在原创画上。 

赵小勇很喜欢2017年上映的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在影片中，这个一辈子只卖出过一幅画的男人，充满了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 

在梵高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他说道“别人眼中的我是怎样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个在社会毫无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纵使如此，通过我的画作，我要人们看见，这卑微的肉体里尚存灵魂。” 

这句呐喊，时空交错，万水千山，在赵小勇心中震荡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