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纪是宁波古代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在绘画史上，他和林良并称“南林北吕”。其花鸟画既有精工富丽、工笔重彩一类，亦有水墨写意、豪纵挥洒风格，这使其成为明代开宗创派式的院体花鸟画家。据传因其笔下的禽鸟栩栩如生，他画在墙壁上的雌鸡曾引来雄鸡依偎，久久不肯离去。他还往往以画劝诫，故颇得皇帝赏识。
正在宁波美术馆举行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宁波特展”，展出了包括《蕉岩鹤立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在内的吕纪数件精妙之作的高清出版打样稿，陈列在1号厅“舶交海上 妙墨东传”板块。
图中所绘雪后旷野冬景，荒寒寂静，极为简约。画面右边为蜿蜒曲折的河流，“之”字状延绵而来，增加了画面的深远空间。画面左边为画之主体，由仙鹤、太湖石、芭蕉三元素构成。最前景为一仙鹤，其左脚立于雪地，脚掌分开，显得极为稳健。其右脚半举，呈欲落未落之势。鹤身则为洁白羽毛，片片翎羽清晰可见，如片雪、如棉绒，单纯而高贵。鹤颈作回看之态，眼睛圆睁，这也与其右举之脚相协调，生动传神。如此姿态，也恰到好处地展现出鹤顶之全貌，那一抹鲜红成为雪日中靓丽的风景。
仙鹤之后为一块皱、漏、瘦、透兼具的太湖石。它由水墨绘成，颜色与仙鹤之白形成鲜明对比。太湖石背后为一丛芭蕉，其状尤为丰富，有下垂者、有反卷者、有整片开张者、有左右延伸者、有蜷身成轴者，长短不一，散而不乱，与其前之石，相互穿插、照应、弥补，从而成为湖石之绝佳背景。这一背景在质地上突出了石头之坚硬，在色彩上则与画作背景相消融，从而使仙鹤、湖石、芭蕉形成一种层次分明、过渡自然、融为一体的画面效应。
然而，当观众沉迷于典雅的画境时，可能不会轻易发现这是作者营造的非自然之境。在自然界中，很难看到空旷的荒寒之地有芭蕉生长，有太湖石矗立，而且还有仙鹤相伴。准确地说，这三者都是自然之物，但吕纪却借三者创造了一个让观众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境，只不过这个画境宁静、荒寒而又唯美。那么，吕纪何以有此创作呢？
一定意义上，我们很难寻找到一位画家具体的创作思想，但对于此作却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绘画史上一则聚讼千年的公案——雪中芭蕉，故事源于王维创造的《袁安卧雪图》。
袁安为东汉名士。据传，有一年大雪积地，县令走访民情。时人皆除雪乞食，唯独袁安卧床忍病，几近死去。县令问他为何不去乞食，他回答，大雪人皆饿，不愿干扰他人。县令因其能舍身为人，遂推他为孝廉。王维对袁安很是推崇，所以有此《袁安卧雪图》。虽然此作早已不传，但从记录来看，他在画作中不仅画了袁安的典故，而且还有芭蕉自若，红花盛开。
然而古人以大雪多降北地，芭蕉多处南方，两者同时出现有悖常理，故对王维此图展开了千年争论。
其实，人们争论对象虽为“雪中芭蕉”，但实质上却是对绘画艺术性与真实性的讨论。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云：“余家所藏摩诘《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在他看来，这是心手相应，造理入神的结果，俗人不能理解。实际上，这正点明了艺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创造性。
吕纪此作亦是“雪中芭蕉”，可以说，这是对王维典故的回应与再造。不同的是，他的“雪中芭蕉”已不是袁安卧雪的情境，而是由仙鹤、湖石、芭蕉所组成。这不仅丰富了画作的文学意象，而且使人陶醉于画家精心绘制的画面中。
吕纪对雪景似乎情有独钟，流传至今的尚有《雪景翎毛图》《雪猎图》《雪岸双鸿图》《寒雪山鸡图》《雪梅集禽图》等，为后世表现雪天之景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