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生物有机化学博士、物理学教授）
这是一个古蜀亡国的故事，也是“世界第九大奇迹”，还与越南建国历史有关，但都发生在以荥经（严道古城）桌山为中心的地区。中国桌山黑石公园中玄武岩石头上的石刻“天书”，可能是古蜀王子蜀泮在此抗击秦军留下的作品，与浙江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江西广昌古源石刻、重庆彭水张飞岍石刻、四川阿坝九寨沟宝镜岩符咒摩崖石刻等“天书”一样，至今无法破解。
根据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说法，越南“安阳王”蜀泮本为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蜀国的王子。安阳王（越南语：An Dương Vương）即“蜀泮”（越南语：Thục Phán）或“开明泮”，为鳖灵的后裔。《水经注》等史书记载，在公元前316年秦军攻入成都之时，蜀王子蜀泮率领3万蜀人，选择在荥经中国桌山一带与秦军大决战，突围而出，远遁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自称为安阳王，建都于古螺，乃今河内近郊的东英县。
关于安阳王统治时期的事迹，越南史书记载甚少。越南历史学者则称安阳王是一位伟大的君主。蜀泮在位时，适值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族的时期。关于瓯雒国的存在年代，及其与秦朝政府的关系，后代学者有不同说法。越南学者陈仲金认为，公元前227年秦朝派赵佗攻打百越时，安阳王也向秦朝臣服，秦朝遂在越北地区设置象郡。但同时，越北仍有土著不愿臣服，致力抵抗，秦军亦因水土不服而爆发疫病，大将屠睢亦在战事中阵亡。最终秦朝在越族地方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越南北部则是中国象郡的一部分。秦朝对此三郡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中原内地的民众迁徙到这里，让他们“与百越人杂处”。法国学者鄂卢梭在《秦代初平南越考占婆史》(冯承钧译著集)中认为，蜀王子（蜀泮）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时，乘中国内乱，夺取象郡地区，象郡在越南，该地虽为中国秦代领土，实为封建土酋所治。蜀泮套取该地后自号为安阳王。但不久被赵佗反击，到公元前207年消灭。越南历史资料记载，蜀泮在位期间，制造了灵弩，抵御了秦朝几次的进攻。公元前210年，秦朝任嚣、赵佗率军入侵。赵佗在北江的仙游山与安阳王交战，安阳王用灵弩击退了赵佗。赵佗退守武宁山，遣使讲和。双方约定以平江为界，北为赵佗界，南为安阳王界。赵佗为灭蜀泮，安排其儿子赵仲始娶安阳王的女儿媚珠为妻，入赘安阳王家。仲始窃取了灵弩，用假弩将其调包，赵佗发兵南下进攻安阳王，安阳王不知灵弩被窃，终为赵佗所败，赵佗灭了蜀泮，成为越南第一代统治者。
巴蜀符号 彩图来自荥经县博物馆
巴蜀符号 黑白图来自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
知名纪实作家易旭东在2020年6月发表了《越南开国之王原来是“古成都人”：新蜀国在越南冉冉升起》的文章，对蜀泮辗转南迁到达古越南的过程有生动具体描述。他写道，沿着“藏羌彝走廊”，蜀泮带领3万军队、2万匠民，忐忑不安的官吏，专司祭祀的巫师，负责筑城的工人，制造青铜器的匠人，还有成都城逃出的百姓……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丝衣，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梳着高高的椎形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把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收藏、陪葬。军士中穿着较多的服式，衣服上有明显凸出的纹饰，上身前后为云雷纹，两肘部为变形的夔龙纹。军士不论拈弓射箭，还是持矟挥刀，都身心合一，得心应手，进退自如。……从成都至雅安，越大相岭，至汉源，再逾小相岭，至泸沽、会理，经云南昆明、楚雄，至通海，循盘龙江（清水河）……“蜀泮”一面与秦军作战斗勇，一面与沿途土著部落周旋斗智，与沿途许多部落联盟，被众多雒越部落推选为首领。加上沿途陆续加入的部落族人，带有10万之众。这支由军人带领的移民队伍，大约在公元前315年末抵达越南北部。沿途建设了“泮溪”城，在越西、西昌、盐源、昭觉、会理等地，留下墓葬与青铜器。
不管怎么说，蜀泮是了不起的人物，是越南的开国元勋，在中国桌山一带英勇杀敌是事实。近年，在荥经（严道）古城附近发现一批军事墓葬，出土棺盖蜀纹，还有大量巴蜀式兵器，铜戈、铜矛、铜剑，上面雕刻着虎的头颅、蛇的尾巴。另外许多符号刻在青铜器、印章上。这些符号叫“巴蜀符号”“巴蜀图语”“巴蜀文字”，主要出现在战国至汉初的巴蜀兵器、工具和印章上。出土地点主要在四川、重庆、鄂西、湘西、陕南等地，但中心在雅安荥经桌山。有学者推测，蜀泮想通过“巴蜀符号”表达对古蜀先王的尊敬、怀念。成都三洞桥战国遗址出土的铜勺勺面上刻了五个巴蜀符图，上排是鸟文、鱼文，下排为龟文、心文。鱼文，代指鱼凫；鸟文，代指杜宇；龟文，代指鳖灵；心文，如同虫状，疑为蚕丛。似乎在释说古蜀诸先王永远长寿，带有祈祷之意。
我们在2019年4月发表了《世界难题“巴蜀符号印章”在四川荥经求解》的文章，被引用较多。我们回答了学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为什么巴蜀符号主要在战国船棺中发现？为什么在战国兵器上有这些符号？为什么许多巴蜀符号印章都有“王”字？为什么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荥经县？荥经巴蜀符号印章究竟包含什么内容？等等问题。符号印章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巴蜀符号印章最为诡秘，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或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无人破解。 这类印章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主要是虎纹、手心纹、花蒂纹、卷云、水波和动植物等，而不是汉字（少数有混用），与中原玺印有很大不同。 从1954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有20多处出土这类战国时期的奇特印章共计100余枚，地点遍及四川东西南北中。而在四川荥经中国桌山附近就出土了80多枚，最为集中和丰富，因此荥经桌山成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的突破口和主战场。
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我们用“还原法”（回到战国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思考）和“结合法”（把兵器与印章、符号与汉字结合研究），实际上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我们发现，巴蜀符号是一个“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因为秦国灭蜀而胎死腹中，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巴文化的混合产物，绝不是一种文字，因此印面图形类似“日语”，好像认识但又不知其意，既有汉字，又有外来语、“平假名”“片假名”。世界上只有日语是混杂文字。从这点似乎可以推测，“日语特征”发源于四川特别是荥经桌山的图语符号。我们发现，“巴蜀符号印章”表示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具有某种技能，相当于今天的“驾驶证”“会计证” “工程师证”或者“工作证”等证件，有“王”字的印章由官方颁发，没有“王”字印章属于私人篆刻，类似闲章和肖形玺。今天能够确证的先秦古印多属战国时期，遗存古玺约有 6000 余方，分官玺、私玺两大类。 官玺仅约 300方，绝大部分是私玺。 战国玺印是官吏佩带和使用的印章，那时已有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的制度，每官均有相应的官玺，以作为其身份等级及行使权力的凭证。 遗存官玺有铜、玉、陶等质地，多数为铜质。 战国私人印章，今遗存的铜质居多。 铜私玺形制多种多样，印体有方、长方、圆、椭圆、半圆及心形、月牙形、矩形等不规则形状。 纽有鼻、亭、蛇、鸟、兽、带勾等式。私玺可分姓名玺、闲文玺、肖形玺3类。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玺文1～4字不等。姓名玺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50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闲文玺或称成语玺。遗存闲文玺有120余种，重文者达七八百方，分为修身类： 敬身、敬事、中正、上下和等，此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深远影响；在荥经桌山出土的巴蜀符号印章就有“王”“敬事”“富”“万岁”“可行”等汉字，这充分说明是战国私印而不是官印，属于修身和吉语类，因为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官印不可能随葬。有些印章可能是水师、商号的标志。有印章的墓主不一定是官员，可能是工匠技师，但有船棺又有印章的墓主肯定是官员，主要是大商人、皇亲国戚。
据专家推断，巴蜀符号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之前，在商（距今3620年）周（距今3068年）春秋战国（距今2790年）秦（距今2240年）时代处于演变之中。已发现的巴蜀符号“图语”超过二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军人也是一种职业，就是打仗的人，士兵也可以带私人印章，更要带兵器。在青铜兵器上雕刻巴蜀符号是为了辟邪、祝福、打仗安全胜利，这是古蜀原始宗教的产物，尤其是为道教创立打下了社会基础。道教就初创于荥经中国桌山-瓦屋山、成型于大邑鹤鸣山，道教画符特别流行。在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有汉字“成都”和“公”，说明兵器不可私有，一定是公共财产。“成都”二字表示生产地。兵器上的不同动物饰纹（虎、龙、鸟、鱼等）表示不同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虎”有调兵权。战国时代成都的漆器更有名，远销海内外，在江西海昏侯墓葬中都有。在荥经县出土的战国漆器上，就有“王邦”等汉字。商场如战场，也要“打仗”，因此商人要有标记符号，这就是印章。
为什么巴蜀符号主要集中在荥经中国桌山？这是因为桌山是战国时期西南的主战场，特别是蜀泮与秦军作战的古战场。历史上的荥经是巴賨人所在地、是陶器发源地、是岷山王国和青衣羌国所在地、是古代铜器生产地、是严道铜山“国家银行”注册地、是古代邮传地（严道邛邮）、是古代商贸中心。印章起源于陶艺，最早由巴賨人所使用。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砂器与古城相生相伴。荥经砂器的历史远在宜兴紫砂之前。仅从秦惠文王建筑严道（前312年）算起，就有2300年左右的历史。实际上，荥经黑陶是8000年前古陶的活化石，在荥经最早出现陶印。秦代陶印与战国陶印不同，基本上都使用标准小篆文字，只有极个别留有战国书体的风貌。战国七雄烽火硝烟，严道古城偏处一隅，商旅往来增多，严道日渐兴盛。因此中国桌山出土“王”字印章最多，主要是官方往来很多。
考古专家发现，春秋战国时的陶器其原料、配料、器型、制作工艺已具备了荥经砂器的主要特征。西南民族大学王明亮在《巴蜀印章的出土及研究现状》一文中指出，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巴蜀符号印章（现在有80多枚），是最为集中的一次。古严道城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牦牛道的起点。荥经古严道文化早于广汉三星堆文化。荥经最初居民是巴賨人及氐羌系统的徙、笮、青衣等族人和外来的楚人。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楚庄王之后裔岷山庄王，约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以荥经城为中心，由楚人建立了附庸于楚国的岷山王国。荥经县在岷山庄王管辖时代，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所以成为楚国从丽水地区运送黄金的转运站。公元前六世纪时，荥经便已是蜀国开明王朝的铜冶基地，“钱袋子”，同时也是开明蜀国的铜器、牦牛、笮马贸易的中心。从成都起经严道至云南，可直达缅甸北部，再转至印度。
2004年发现于荥经县的东汉“何君尊楗阁”摩崖石刻便印证了此路的存在，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杖。从严道古城发现的春秋至秦汉的各类墓葬及出土文物主要有：大批青铜器、炊具、印章、陶器等。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漆器（奁盒、扁壶、耳杯、剑），木器（梳、蓖、杖），陶器（罐、釜），竹器（笥、筐）等。发现的漆器填补了四川作为漆器生产基地而未出土实物证明的空白。其中一件漆奁盒上刻有“成草”二字，经专家鉴定，成都在得名前，就有“成草”“成亭”之称，为成都得名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说明荥经与成都关系很紧密。荥经符号印章就是军人将士、制陶技师、铜矿工匠、邮传工人及商人的证书，是身份和技能的标志。
荥经中国桌山巴蜀符号印章究竟包含什么意图？1981年，荥经烈太乡战国墓葬出土的一枚印章上，印有汉字“百”。后来还发现有些印章印面有“富”“月”“田”“十”“心”“万岁”“敬事”“可行”等汉字。更有意思的是还有汉字 “铎”，这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的印章，说明与政府、宗教有关。除开汉字外，印章上其他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至今还是个谜。在中国桌山的古蜀符号印章中，还有“手”“心”“月牙”“树木”“凤鸟”“三角”等几何符号，我们认为“手”表示做事、干活。“心”表示良心、爱心，思念、忠诚。“月牙”表示公正、清廉、明察秋毫。“树木”表示大自然、生长。“凤鸟”是中国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记载，凤鸟：指凤凰，帝舜时和周文王时都曾出现，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三角”尖端向上表示男性，尖端向下表示女性。可见，荥经巴蜀符号是借助大自然表白自己愿望的图语。这些印章中多数是铜铸（荥经是铜产地），形状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字形或月牙形。生动而具象化的印面，几何线条分明，图案对称，传递出古人讲求和谐统一的思想。一幅幅生灵与天象对话的抽象的古老的印面，隐藏着多少历史信息，值得深思。
许多学者认为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符号。有的说巴蜀印章可能是一种边关使用凭证，有的说印章不过是古人的腰间饰物……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巴蜀印章具有军事用途，因为在严道古城遗址周围的军事墓葬里，与巴蜀印章一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兵器上也有类似的神秘符号。
符号是象征物，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现存中国铜印的发端是商代晚期的“亚罗示”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亚罗示”是晚商一贵族的族氏及人名，相似的铭文可以在晚商时期的青铜器上找到。先秦时期使用印章作为个人和社会机关的信凭印记，官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私印，在民间还并未广泛普及。至汉代，印章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是贵族和官员群体使用，社会应用也变得更加广泛，这就导致了印章从信凭工具向艺术品的转变。
荥经县博物馆标记LOGO巴蜀符号
荥经县博物馆标记LOGO就是一枚巴蜀符号印章。其中有一个“王”字，还有尖形S、五星、七星、～、9等符号。我们认为这是一枚“公务员”的私章，因为有“王”字。其他符号是用自然形态表示自己的愿望，保佑自己或亲人。尖形S表示2字，意思是双方、阴阳、合作、天地等，是太极的原始图形，做生意就是合同、契约。“五星”是魔法符号，表示太阳、生命、健康、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七”是大自然创生的基石，“七星”表示星辰、周期、“北斗七星”、方向、指南针。～形，表示水波、船工、职业。9形，表示虎尾、卷云、天上。荥经县博物馆LOGO的含义就是“为国家做水运，昼夜风雨兼程，上天保佑，健康平安归来”。这枚印章实际是“劳模”证书，技师证书。这些印章是青铜器中的小不点，大似铜钱，小如纽扣，最重几克，主要便于携带和远行。活人把印章拴在裤带上，人死后随葬，放在腰部，表明是重要物件，随手可拿。
由严志斌、洪梅编著的《巴蜀符号集成》（2019年7月出版）收集巴蜀符号器物835件，另附录48件，对于巴蜀符号的时期、种类、特点、规律以及载体、材质与符号对应关系等做了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对于272种巴蜀符号归纳出人形12种、动物形26种、植物形33种、器物形31种、建筑形20种、几何形150种，对于我们研究巴蜀符号非常有用。根据《蜀王全传》记载，鳖灵（炳灵）应该是贵州遵义市附近（鄨水）的人，治理岷江沱江有功，开明王朝存在300多年（公元前666年至公元前316年），共历十二世，末王芦子霸王与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11年）有很多交往。《水经注》根据《交州外域记》记载了蜀王儿子、安阳王、媚珠与南越王尉赵佗的史事。根据《大越史记全书》《华阳国志》《蜀王本记》《水经注》等历史资料，我们推测鳖灵的开明王朝一直把桌山铜矿作为自己的“钱袋子”，在荥经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和军事基地，因此留下大量巴蜀符号，至今在桌山-瓦屋山还有炳灵寺，在山顶有炳灵墓。末王芦子霸王的儿子蜀泮对于中国桌山早已熟悉，为了安全甚至可能长期驻扎桌山，公元前316年秋在桌山与秦军作战至少半年，终因3万蜀人抵挡不住秦国20万大军的猛烈进攻，只好继续南迁。开明王朝及蜀泮在桌山留下的古战场、军人坟墓、巴蜀符号以及古代桌山百姓踊跃参军、英勇杀敌、与蜀泮生死与共的事迹，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参阅金其桢著《中国历代珍奇碑刻考探》发现，巴蜀符号类似贵州安顺《红岩碑》、贵州雷公山《苗文碑》、福建漳州《仙字潭摩崖石刻》、浙江台州《仙居蝌蚪文摩崖石刻》《仙居中央坑摩崖石刻》、江西《广昌古源石刻天书》、山东寿光仓颉墓石室《鸟迹书刻石》、四川阿坝《九寨沟宝镜岩符咒摩崖石刻》、重庆綦江《手心文石碑》、重庆彭水天书《张飞岍石刻》等奇怪文字，至今无法破解，但几乎都是先秦作品。在中国桌山黑石公园内的大型玄武岩石上，也有大量类似“石刻天书”，人工痕迹很明显，可能是蜀泮在此地留下的纪念符号。
广昌古源石刻“天书” 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桌山黑石公园的石刻“天书”
中国桌山黑石公园的石刻“天书”
总之，我们认为“巴蜀符号印章”是处于过渡态的图字，是中原汉字与巴蜀图字的混用，类似于日语的外来文字与假名的组合。古巴蜀文字因为秦国入侵而胎死腹中。荥经中国桌山严道古城的陶器、铜器、邮传、商贸、茶叶、水运等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实力雄厚，因此成为开明王的经济大后方和军事保障地，成为蜀泮战斗的地方，成为巴蜀符号印章出土的集中区和富集地。中国桌山黑石公园内玄武岩石上的石刻“天书”，可能是战国时期越南安阳王蜀泮留下的誓言或者寄语！
（202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