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7日，2022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自动化专业郑彭畅同学的小说《台风天》获得一等奖，她在颁奖典礼上作为获奖代表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各位老师好！我是自动化系2018级本科生郑彭畅。

作为一名“老老实实”的工科生，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获此殊荣。我感到特别荣幸，也很感激。这对我个人的创作而言，是极大的肯定与激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于我是一件纯粹的自娱自乐式的事情。我喜欢观察生活。小的时候，我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向左，小县城行走在城镇化的边缘；向右，村里人在耕种的田地上盖好自建房，然后远走他乡。于是我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两种生活：一边的人们追逐着城市里的生活节奏，这里有兼具大卖场和CBD特征的百货超市，有挤满了小孩子的麦当劳肯德基。生活在这边的人们有一种有趣的矛盾心理：他们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并不好，但对他们来说，至少是足够好的。另一边呢？另一边的人选择更慢地改变自己的节奏，他们会豪横地在自家田地上盖三四栋兄弟别墅，但也会因为赌钱输了几把打一场好架。这里当然也有田，前几年开着小电驴甚至要提防着走上土路的牛，但这几年陆陆续续都被推成马路，路边剩下一点自留地，也就剩一些老人打理。很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人们近乎固执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规律与思想观念，你很难让他们离开这里。

这是两个地方、两种人，但是，我常常觉得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我们既是“乡下人”，也是一个进化中的“城里人”，我们顽固、敏感、自卑，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夹缝里，很难弄明白自己究竟是谁，自己属于哪里，你很难说服自己维持现状，一直对生活唉声叹气或者大发雷霆，显然只会让你的处境更加棘手。当然，这完全可能是学生时代的自我矫情。我并不清楚这是否算某种割裂的乡愁，但在我的高中时期，它转变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希望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先逃离这里，以后怎么样是模糊的，并不是无所谓，而是根本不知道。

这种情感是庞大的，所以我相信，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一直笼罩在我的头顶。小说里的“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城市，他坐在车里，看高高低低的房子割出来的曲线，这是我曾经看“村里的生活”的视角。早些时候，车子开进村里，路特别窄，村里的奶奶爷爷们就会提着菜篮，往路边的臭水沟站，他们会和车里的我对视。这个场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经常很悲哀地想，哪怕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我打小生活了四年的地方，但我和他的关系就是车里车外，我永远是过客，我不会回老家，但我总要有些时候经过它。

我的小说是从一位长辈的辞世开始的，随后的一系列仪式，可以称作某种南方特色的葬礼，也可以说是独属于我的家乡的祭拜仪式。在我的老家，祭拜活动几乎占据了一个月三分之一的日子，在农村则更甚。在对别人介绍我的家乡时，我会将这种活动称为一种迷信的民俗，但实际上，我并不愿意这样称呼。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信仰，不如说他是融入家乡人日常生活里的某种仪式、习惯、精神寄托——我们会在各种节日拜老爷、会在亲人离世后拜先人、会在一年心愿了结后拜神明。甚至明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考试，我的母亲就会提前几天选好日子，专为此事祭拜。这种信念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家乡人性格中的“唯我”。凡事与小我有关，诸神服务于小我，他们是很容易知足的，因为他们只需要关注小我。往现实生活里说，他体现在家庭里的大男子、大家长的做派，也可能是宗族内部的团结与排外，以及现实的考虑、维持传统的倾向、知足常乐的保守。在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写到了家族里的年轻一代，主人公的同龄朋友“阿辉”，他以后会不会成为和他父母相似的人？现代的新的文化对这代人的冲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也是目前我的观察和写作尚不能提供答案的问题。

回到祭拜文化，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坐在祠堂和庙宇的边上，听祭拜的人念念有词。在这些具体的“祷告”里，我可以看到不同人的生活现状，他们的心愿。但是当我的母亲让我跪下、上香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站在祠堂里，除了观察，我常常感到一种茫然，也让我很早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无意义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可能构成了我在写作过程中许多无意识下的惆怅的、迷茫的调调，例如我对于主人公“我”对祭拜活动的观察、对继父家庭的观察，对整个乡村环境的描写。我曾经一度想纠正这种非常自我的旁观者写作，因为我自己能看到，我的情感、我的偏好在这样的文字中一览无遗，情绪喧宾夺主，抢了故事本身的风头。但是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我似乎对我的反思有了进一步的反思：我的旁观与游离，也许由于我自以为是的疏远。我并没能真正进入我的家乡，进入我所希望描写的每一个人心中去，我只是凭着我的一点敏感寻找他们运行的规律，但更真实的、更重要的东西，也许藏在那些无意义的祭拜、无意义的祷告里。

我希望我未来的思考与创作能够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认可，以及感谢学校提供的平台！

来源：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