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有很多山东人居住的村庄，小者三五十户，大者千余户。除陕北富县、洛川县和宜君县有“山东庄”外，大多数在关中渭北一带，特别是三原、富平、蒲城、高陵、临潼、泾阳、大荔、渭南和西安市的阎良区境内，已有着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年），关中连遭三年大旱，寸草不生，兵盗四起，民不聊生，饥民四处奔逃，到处田野荒芜，十室九空。光绪六年（1880年）官府招募耕民，有湖北、山东人前来垦荒耕田，据《富平县志》记载，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富平县共招耕民1299户5800多人。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渭北又遭年馑，旱情严重，乡民以草根、树皮度日，又有不少百姓饥饿逃亡，流离失所，渭北平原人口大降，土地大面积荒芜。曾先后任三原、富平、临潼等县县令的焦云龙，出身山东贫困农家，性格忠厚耿直，勤劳善读，为官清正廉洁，体恤民情，爱民如子，他见所到之处大片土地荒芜，村庄寥若星辰，心感不安，同时，他也了解到山东人口密集，且连遭水旱和虫灾，百姓生活困难，部分人已“闯关东”度日。青州府、莱州府和胶东半岛常遇灾年，大多百姓难度饥荒，他便捎书信或托人到山东老家说服乡亲来陕西落户，宣传陕西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落户西安府（清代称），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这句话当时在落户陕西的山东人中广为流传。再加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前后来陕较早的部分山东人互相串联，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邻里互相沟通，落户陕西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往返人员的互相宣传，特别是焦云龙的诚意鼓动，越来越多的山东老乡来到了陕西安家落户。先后有高密、昌邑、昌乐、潍县 （今潍坊市）、平度、安丘、青州、益都、淄川、博山、沂源、寿光、广饶、临朐、诸城、莱芜等十多个县的部分农民背井离乡，拖儿携女，推车挑担经过济南、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沿黄河穿越河南，进入潼关，历程三千多里徒步来到陕西，近两个月才到达现在居住的地方。

当时的三原县以东至大程一带，到富平、蒲城、高陵、临潼、阎良、武屯及渭南官底一带，均有大面积土地荒芜的地方，这些地方人烟稀少，蒿草一人多高，经常狼群出没。今富平县张桥镇巨贤村一带，过去人称“东荒地”。这里其实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所以有很多山东人都来到这里落户，先开荒地，再建村庄，至少一两户，多则十几户，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村庄规模。他们一般初来时先与当地老户联系，建立关系，很快相互取得信任，因为山东人忠厚老实，勤劳耐苦，当地人普遍称山东人“山东客”，朝夕和睦相处。山东人之间也相互照应，先帮后、富帮穷，吃穿不分，相依为命，开辟新生活，建立新家园。高密县高戈庄乡杨名屯有位秀才为欢送亲人迁往陕西，特意书赠一副堂联是：“君德自成邻燕喜莺迁移胜地、仁里臣为美云蒸霞蔚占名区”，以鼓励亲人到“风水宝地”安居乐业。昌邑县解家庄有一芦氏的族长，为他的家庭迁移陕西送了一副楹联作留念：“东鲁齐地诗书执礼西京长安孝悌耕田”，勉励其在陕西耕读传家过好日子。山东省青州市益都县刘家庄的刘登高，光绪四年（1878年）全家迁居陕西，先住临潼栎阳清河岸景家堡，宣统元年（1909年）其子刘学东又举家迁居蒲城县兴镇南川，为纪念先辈来陕创家立业的艰苦开创精神，蒲城县委退休老干部，诗词楹联专家刘福谦编著了《泰华百年》一书，以“泰山”和“华山”为鉴证，《沁园春》词以记之，表述了祖辈的创业精神：莽莽荒野，几度衰落，人去烟消。看兽蹄鸟迹，纵横环绕；荆棘丛生，竞长蓬蒿。断垣残壁，村落稀少，月夜朦胧风萧萧。仰天望，见南鸿北雁，直冲九霄！一把镢头抡高，要开天辟地逞英雄。顶当空烈日，挥汗如雨；夜静更阑，明月高照。掘地为穴，棘蒿为屋，终把荒野变富郊，曾记否，数英雄人物，当在今朝。当时，大多数人家住房很简陋，先是“半地屋”（即就地挖深一米多，地面再升高一米多土墙，上边棚上简易草房）逐步发展为地打土墙，用茶碗粗的木料三至五根作檀条，再用蒿草、麻秆、高粱秆等作房芭，上面披麦草，盖成拱脊草披屋，当时大多数是“连锅炕”木楞窗，房间不太大，每间平均八九平方米，三间正房一明两暗，中间明间称“当门”间，两边房子为东间或西间，这种草房冬暖夏凉投资少，前门称“过道”，院子称“天井”。再后来逐步发展成“风火檐”房，（即房檐有八至十排瓦，上面是草）房檐出墙一尺多，这种房易防风防火，所以称为“风火檐”。后来发展成砖瓦房或现在的楼房。为纪念山东人来陕时的团结、义气、艰苦创业和合作共事的精神，许多山东庄取名：双合村、双富村、双义村、三合村、仁合村、太合村、仁义村、巨贤村、永安村或太平庄等。有些村还以山东的县名为村名，如蒲城的“高密庄”，阎良的“淄川堡”等，还有些人给孩子取名叫山东、高密、潍县、青州、莱州、昌乐、昌邑、平度、临朐等，不过这些人现在均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了。

提起山东人初来时，也有说不完的酸甜苦辣，背井离乡、一无所有，这真是白手起家难上加难。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要安家落户，除了埋头苦干垦荒种地外，还要通过出去拉长工、打短工，在家做豆腐、养猪养羊养鸡、打凉粉、纺线织布等维持生计，养家糊口。有时还要遭到自然灾害和匪盗的袭击，住房简陋防守不严，昼夜常有狐狼进村吃猪或逮鸡，还有不少家的孩子被狼吞掉。如富平县城附近东石村韩文龙家的小男孩就是被饿狼从屋里叼走的，再加上民事纠纷干戈不停，所以每个村都选出了一个管事的人，当时在渭北最出名的还数刘家村的刘殿英老先生，他知书达理，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敢说敢为，乐于奉献。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老家在山东省高密县袁家乡王刘官庄，光绪十一年逃荒来陕落户，是关山镇刘家村的创始人，村上和周围山东庄的老乡都推选他当“客头”，他就义务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当上了民间组织的“领导”，他能说善辩，办每件事都是以理服人。为了好办事，他结识了不少当地知名人士和绅士，连当时的富平县县令刘林立也是他的熟人“乡党”。他在蒲、富、临、渭，三原一带成为有名气的“刘客头”，周围的山东庄如发生大的事件或纠纷他都参与解决，遇官司说和；遇纠纷说解；如有土豪劣绅欺负山东客，他便挺身而出，为山东老乡撑腰，说公道话。他日以继夜地为老乡操心，每天晚上亲自带人为村上查夜巡逻，防守门户并检查谁家纺线机子转不转，织布机子响不响，督促大家勤劳致富。所以，山东人提起他无不赞赏，有口皆碑。像他这样的“客头”或者“二客头”在各地都有，如富平县城杜村堡的邓善文先生，他原籍山东昌邑县太保庄人，光绪十二年（1886 年）来陕落户，当时算小康日子，县城附近的山东人初来时他都会先留住在家，为此还专门盖了十间草房，供刚来的山东人临时过渡，成为山东客的“接待站”。

一个多世纪以来，安居在渭北的山东庄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富，生活也越来越好。由于居住集中，大部分还保持着山东人的习俗和口音，还保留着腌咸菜、做豆酱、擀饼、摊煎饼、作菜豆腐等山东特色的饮食文化。婚丧大事，过年过节，还仿照山东老家的习俗供奉先人，特别是有些老人过年要做“隔年饭”“蒸馍馍”“蒸年糕”，至今还有些老人腊月三十晚上不睡觉“守岁”，全村大拜年、吃饺子、到村东头烧香烧纸迎山东的先人等，按老家的礼仪风俗过大年。齐村乡安乐村每逢春节耍社火，至今所敲的锣鼓还是按山东青州扁鼓击调，旱船和龙灯也是山东带来的，虽经百年多次返修制作，可还保留着原有的美观外形，特别是龙头的神态，还依然保持着山东民俗文化的特征。

居住在富平县城中心杜村十一村民组的山东人还是一口山东腔。有些村镇山东人占大半，如富平县齐村乡的三合村、安乐村、华朱乡东新村。蒲城县的八府庄、东鲁村等。经过长期的生活和磨合，与本地人互相沟通了解，互相尊重，互相结亲拜友，相处非常融洽，现在已不存在山东人或本地人这个概念了，与当地人不分你我。

历经百余年的沧桑，渭北塬上的几百个山东庄已成为这里的老村庄，“山东客”已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草房几乎看不见了，一幢幢楼房装饰得那样美丽，过去的“东荒地”“西荒地”已杳无踪迹，看到的是一片片果林、大棚温室和辽阔的庄田，到处是一派繁华的景象，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今天的“山东庄”，人们都是勤劳致富的能手，与当地人一起，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中大显身手，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建更美好的新生活、新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