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峰是贺龙的第二故乡，是以贺龙为首的湘鄂边苏区的中心地、大本营。鹤峰留下了贺龙许许多多传奇故事，成为一种永不消失的红色基因，在一代又一代鹤峰人民的血脉中流淌、传承。

作者徐培芝 向端生

1929年1月13日。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是夜，苏维埃政府异常繁忙，新的政权建立，千头万绪。

前委、贺龙再开了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苏维埃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贺龙说：“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天下，为劳苦大众，是革命目标之必须。我们不是杀富济贫的‘炮哥’，也不是拉山头的“山大王”，更不是那些蹂躏贫苦穷人的土豪劣绅的团防武装，而是推翻一个旧的政权制度，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制度，还天下劳苦大众们一个郎朗乾坤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政府，区、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是农协会，农协会即是以雇农贫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也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行机关。当前全县10区93各乡，短时期内全部建立苏维埃政权，条件尚不具备。我看先建一个区或两个区，一区(城关)，二区(太平)还是有基础的，可以先行成立，摸出门道。委员们先下去，到各区去发动群众，打好基础，成立农协会，待条件成熟一个成立一个。土地革命运动，苏维埃政府要统一政策，按《耕田农有法令》进行，不得随意缩小或扩大，一把尺子量到底。”

贺龙的讲话，使委员们清楚明白，肩上的担子和责任。吴天锡、吴秉奎、徐锡如。陈宗瑜、范松之将分别赴城关、太平、走马、邬阳、等地区开展工作。

贺龙告诫每一个委员：“工作要选中一个点，一区的城关、云南庄；二区的老街、洞长湾、唐家村；五区的邬阳关、金鸡口；八区的七郎坪、红土坪、堰垭；四区的下坪、留驾司等都是革命军有影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协会建起来了，其他地区将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革命形势的高涨将会影响鹤峰全县，影响整个湘鄂边。”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湘西前委决定：将湘西前委改为湘鄂西前委，委员由五人增至七人。由贺龙、李良耀、张一鸣、汪毅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七人组成。贺龙任书记，李良耀任组织，张一鸣任宣传，陈协平任秘书，并由书记、组织、宣传三委员组成常委会。公开露面的有农运特派员、宣传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等组织，以汪毅夫、陈协平、李良耀等同志负责。

鹤峰县城解放，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在湘鄂边迅速打开了局面。部队扩大了，急需进行休整，因此前委决定，在四面敌人对我合围尚未形成之前，撤离鹤峰县城。

1928年古历腊月初七日，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向中央报告：“……前委之下成立支部，管理红军党务，现有同志六十三人，士兵同志过半，数量较前增加，但质量并未增加，甚至有士兵同志拖枪潜逃之事，这是此间组织的最大缺点。前委对党的纪律甚重视，在工作紧张中，并通告各级同志严守纪律，违者警告，查看或开除。”

“……第四军之下，下设一路指挥部，及党代表办公厅，现步兵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及神兵联英会编为第一特科大队；大道会、双刀会编为第二特科大队；杨维藩编为第三特科大队，各部官兵400多人，步枪连枪共200多支，战斗力较强(较在梅坪时兵力大增一倍)。”

此间，前委委员杨维藩，煽动90多人，30多条枪叛逃，他逃到宣恩县雪落寨之时，被工农革命军特科三大队党代表黄子全处决，杨维藩的叛逃事件，前委、贺龙十分震惊。

关于杨维藩的问题，湘鄂西前委1928年古历腊月初七日向中央报告中指出：“杨维藩同志以一人包办施鹤部委，即无党的工作，又无群众的组织，仅是竞争领袖地位。……且行动充分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阻碍前委工作进行，前委以维藩系前委部委书记，前委委员，故决议短期开除其党籍六个月，撤销其军职。不料维藩在受到处分之后，竟于昨晨在长平煽动并带走群众90余人及枪支潜逃，此种行为应请上级永远开除并于党内通缉。”

鹤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湘西前委改为湘鄂西前委，部队的扩大急需休整，各项事务举足轻重。贺龙大局在胸，站高望远，运筹帷幄。

“报告”。随着报告声，卢冬生已到贺龙的身边。

“你什么时候到家的？”卢冬生的到来，贺龙十分激动。卢冬生是中央，周恩来同志特地派给贺龙的交通员，两月前，贺龙派他去上海给中央、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多时日不见，卢冬生消瘦多了。

“快坐下，说说见到中央领导，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情况。”贺龙有些迫不及待了。

“军长……”卢冬生指了指火坑上的三脚架上的炉锅。贺龙明白，急忙拿起一个碗，从炉锅里舀起一碗开水，双手送上去。这时，卢冬生倚在椅子上已发出了鼾声。

就在革命军第四军准备撤离鹤峰时，贺龙收到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的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第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你们现在势力很不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地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势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

中央的来信，贺龙知道这是中央对处在斗争第一线而且有很大影响的领导同志的关怀，但是，湘鄂西地区的斗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运动刚刚起步，湘鄂西的民情，山川沟壑的足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肉关系，群众的甘难苦楚，我贺龙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所领导的工作的确很难有人代替，他决定不去中央工作，继续坚持湘鄂西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的来信以后，贺龙同志召开了前委会议，说明了中共中央来信之目的，表明了坚持湘鄂西革命斗争之决心，前委的同志为贺龙不图安逸，继续战斗在革命的第一线的精神无不为之感动。会议决定：坚决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六大”精神和中央指示，为推动湘鄂西武装力量的健康发展，抓好部队整休， 1929年1月16日，贺龙率革命军主力从鹤峰出发，直插桑植北部的金仓、罗峪。

刘子维，是桑植北乡罗峪的大财主、大团防。与贺家数代联姻，有一百多条枪，是桑植内半县有实力的人物。工农革命军成立初期，刘子维曾参加革命，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工农革命军东进石门，特别是失利后，他叛变了革命，投靠龙毓仁。公开打出了反共的旗号，大肆屠杀革命军战士及家属十多人，多次袭击贺英游击队，使桑植鹤峰边界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1928年9月16日，在青湾袭击贺英游击队，贺英女警卫员龚莲香牺牲，贺英、徐焕然、王化政等人冲出重围，转移到桑植鹤峰边界的葛尔台。

消灭刘子维，保护革命武装力量及革命军战士和家属的生命安全，贺龙早在堰垭整编前，就想举全军之力，消灭刘子维，震慑一切反动势力。只因革命军在石门遭受严重挫折，撤退至红土坪、堰垭一带，陈渠珍趁火打劫，急派姜文周团，联合桑植团防陈策勋、岳德威进山围剿月余。陈渠珍又亲自出马率兵3000人马联合陈策勋团防‘围剿’，企图消灭革命第四军，40多天的包抄围堵，最终结果以无果而告退。革命军困境中求生存，一时，难以对刘子维发起攻击，时之今日，进攻刘子维的时机已到，惩处叛徒，血债血偿。

贺龙解放鹤峰的消息传到罗峪，刘子维，不齿一笑，说：“贺云卿搞事我晓得，是猴子掰包谷，掰一个掉一个，掰的多得的少，他的革命军不到一年时间，战绩败多胜少，今朝一千多人，明日就只剩几百人，打鹤峰县城也只是一场娃儿玩家家儿闹戏，就说杀了县长唐庭耀，等三不到天，鹤峰县城又要玩脱把的”。

“报告，我们被包围了。”一中队长跌跌撞撞跑来报告。

“是哪个牛日的胆子天大，拿鸡蛋砸黄光石，走，出去看看。”刘子维，漫不经心拿起驳壳枪并对着枪管吹了吹。

“砰砰砰！”枪声四起。“是哪个，真的不怕死，跟我刘子维玩真的啦！”刘子维，一本正经。

“报告。是贺龙打来了。”一个中队长跑来急报。

“贺云卿？不是昨日还在鹤峰县城开大会，哪那么快，快去把大门顶住，叫二中队、三中队守住壕沟，吊桥！”刘子维明白，贺龙不是一个善和家伙，和他搞，摊子也是不好收拾的，既然他来了，我的百十条枪还塞不满他的牙缝。凶多吉少！

“报告，手枪队，神兵大队势不可挡，壕沟，吊桥失守，二中队、三中队已败退后山。”一中队长报告说。

“叫兄弟们顶住，打退贺云卿赏大洋二块”。刘子维此时惊慌起来，手枪队的队长叫徐武生，那家伙是打仗的好手，贺云卿洪家关闹事，徐家四兄弟，他贺龙一分为二，老大、老四跟贺英，老二、老三跟着他。今天找上门来了，刘子维心知难脱皮了。急叫上心腹，慌忙窜逃。

革命军一举击溃团防刘子维，缴枪20余支。当日抵达堰垭。

工农革命军于1929年2月1日(古历腊月二十二)，集结到鹤峰走马银杏坪和梅子岩一线，军部驻杜家村，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杜家村整编。

杜家村，与堰垭距离几里地。1928年10月底，工农革命军在极端困境下进行了堰垭整编，使革命军摆脱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宣恩、利川、建始、鹤峰四县游击，革命军活动区域不断扩大，根据地的建立从零星到连片，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深入人心，邬阳关‘神兵’的收编，贺龙深谋远虑，并保留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在湘鄂边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与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土著武装作战，有其特殊的作用。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运动呈风起云涌之态势。这也是贺龙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一个创举。

“同志们，堰垭整编之后，时隔数月，工农革命军又回到了堰垭，当初，我们离开堰垭，91个人，72条枪，9个班，‘三起三落’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精兵强将，又增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政治素质，从宣恩到利川汪营打铁拐李、到建始打死县长卢祖质，到鹤峰击毙县长唐庭耀，成立了湘鄂边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现如今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已发展壮大成一支了不起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已有两个步兵中队，三个特科大队，官兵400多人，步枪连枪200多支，机枪5挺，战斗力较强，兵力是堰垭整编时的几倍强。部队扩大了，首要任务就是对部队整编。”

这次整编，可不同以往，常委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部队可要跟上并要推动其向前发展和壮大。

学习整编中，贺龙介绍了洪湖地区热火朝天的斗争情况，介绍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经验，传达了半年前召开的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如何建立红军、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指示。批判了部队中所存在的 “拖队”思想和军阀作风，贺龙指出：“军阀作风是旧军队，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队欺凌士兵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变相杀人的一种特权表现，把士兵不当人，把士兵当成战争胜负的机器，任意打骂士兵，蹂躏士兵，以前在我们革命军中也有军阀作风的行为，这种行为要不得，要坚决废止，彻底消除。”

同时他还指出：“工农革命军中的每一份子，都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其他阶层的革命人员，都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只要革命，四海皆兄弟，官兵平等，人人平等，不得允许任何人有任何超越党领导下革命军队的宗旨和原则，整编就是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湖南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建军原则，这才是革命军的胜利之本嘛。”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士兵中党员发展上提出整顿党的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的经验，建立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和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工作。

整编中。前委领导贺龙、李良耀、陈协平、汪毅夫、罗统一、张一鸣等深入到党的支部、召开党员谈心会，就党的组织建设，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展开民主讨论，争取党员意见，统一党员思想，并根据党的支部和党员们的建议，决定“建立军的特别支部，由陈协平负责，特支干事如吴天锡、贺文莲均系努力的士兵同志。特支之下设四个支部，分别由蹇先为、汪毅夫、吴锡中、覃正业为支部书记。”对立场坚定，对敌我是非分明，作战勇敢积极的士兵吸收为党员。在此原则下，红四军党员增加了三倍，党支部由一个增加到四个。

队伍的主体是士兵，战斗力的强弱在士兵，战争的胜负在士兵。根据中央“六大”精神，前委、贺龙结合第四军中存在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教育。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要求用会议的形式研究解决问题，以克服单纯的命令行事的作风，深入到连队士兵中，和战士们交流思想，听取战士们的意见。决定在各连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三操两讲一游戏”的制度(一天操练三次，讲政治课、军事课、开展文娱体育活动)。

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消除了战士们单调的军事生活，连队三操，单杠、爬杆、拔河、跑步活动开展起来了，银杏坪、梅子岩、军部杜家村，到处都见简陋的单杠架、竹篾稻草缠就的拔河绳，屋檐下，路口大树下都有爬杆所用的爬竹竿，连队间还不时开展爬山、拔河、单杠、山路赛跑比赛等活动。

贺龙也别出心裁，弄了两个篾篓，里面装些石头，练举重。起始，战士们好奇的围观，时不几天，贺龙成了观看者，战士们调笑说：“军长练石担，弄得一身汗，刚刚排个头，如今得一看。”

有的连队还组织了山歌队，歇息时，班排队歌、拉歌，吼几声湘鄂西民歌：“哥跟贺龙当红军，家中事儿你放心，你在前方打敌人，妹在家中把田耕，红花伴你回家转，妹在房中等你亲。”

“三操两讲一游戏”活动的开展，战士们笑了，前委、贺龙笑了。贺龙说：“这个办法好，部队就是要活跃，不能死气沉沉，有条件建个宣传队，教大家唱唱革命歌，演演戏。连队与连队多搞一些文娱活动，锻炼身体嘛，身体强壮了，打起仗来生龙活虎。”

整编中，前委、贺龙在全军掀起军事训练高潮，两个步兵中队，三个特科大队，几百名战士在军事训练中，艰苦训练，练好作战本领。贺龙告诉战士们：“练时多流汗，战时少出血。”摸、爬、滚、打演绎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将士们英勇无畏，勇往无前的精神。

前委、贺龙身先士卒，各项训练投入其中。这天，杜家村，大雪飞扬，山岭沟壑银装素裹。军事训练场上欢声雷动，两个步兵中队整齐的队列，威严的军容，刺刀拼杀，长短距离射击，枪枪命中射击目标。特科大队，一色红布裹头，青衣短打，大刀铮亮 ，寒光闪闪，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大刀融化了雪山，大刀融进了伐木工跟党闹革命的豪杰气派。

“王炳南，过来，我两个转个工，你来指挥训练，我来打几枪，耍几刀。”说完，大步走训练场地。

“手枪队，拿把长枪来。”话音一落，手枪队一个战士送上一支汉阳造。

贺龙接过枪，在手中操弄了几下说：“好枪，大家知道什么是‘汉阳造’吗？”

“不知道。”战士们回答。

“‘汉阳造’是清末的洋务派大臣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1890年在汉阳创办汉阳铁厂，并在铁厂附近建立了枪炮厂，便于生产枪支弹药。当时，清政府洋务派迷信德国1888式(‘毛瑟’)步枪，德国商人乘机将生产机械卖给了清政府，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此型步枪。‘汉阳造’成了当时清政府的新军及各个武装部队的轻武器装备的主要枪型，无战不与，无役不用。由于该枪的主要生产者位于湖北汉阳之汉阳兵工厂，所以称之为‘汉阳造’。7.92毫米口径，子弹的射杀力强，有‘中国第一枪’之称。”说完，“哗”的拉开枪栓，压弹上膛，“砰砰砰”三声枪响，百米远的靶牌应声而倒。战士们诧异，军长的枪法不咋的，报靶的战士惊呼：“军长打的不是靶牌，而是打的擎住靶牌的大拇指粗的木枋子。”战士们一阵欢呼。

“陈宗瑜，上场，耍耍刀。”贺龙对陈宗瑜喊道。军长要和陈宗瑜耍刀，场地上又一阵骚动。

“送刀。”特科大队一个战士跑步给贺龙送来一把刀，贺龙接过刀，两个指头在刀面上一弹，刀声清脆。“好刀！”

“军长，点到为止。”陈宗瑜头裹红头巾，青衣短打，显现出‘神兵’头领的威严豪气。

贺龙不慌不忙，行伍出身的他抱拳行礼：“请！”陈宗瑜回礼。

“上！”贺龙大喝一声，“咣当，咣当！”陈宗瑜抢先一刀，想来个先下手为强，贺龙毫不躲闪，接上一刀，刀光耀眼，刀的撞击声，震耳发麻。陈宗瑜脚稳如泰山，步法不乱，刀法来去似流水，陈氏刀功，他一边接刀，一边呐喊：“刺”剑如雷电呼啸天穹；“削”，似飙风万里扫残云。刀刀相交，响声一片，刀在雪光的映照下，发出刺眼的光芒。陈宗瑜越战越勇，出刀越来越快，刀法越来越神。只听见贺龙一声吆吙，震耳欲聋，“扫”似秋风扫落叶，“推”似大浪涛滔天。破解了陈宗瑜“刺”“削”刀法。

“陈氏刀法扎实得很！”贺龙赞许道。

“军长，你是何时练得的陈氏刀法？”陈宗瑜问道。

“行伍之人，天机不可泄露。”贺龙大笑。

贺龙、陈宗瑜的“耍刀”，战士们感慨不已：一个战士说：“平时刀枪不练，马放南山，战事一到是要吃亏的。”

贺龙一听：“这个说得好，部队就是要武，不武不行。是的，打仗靠智慧，但重要的是靠作战能力，没有较强的军事素质，没有杀敌的过硬本事，仗是打不赢的，强化军事训练，有了杀敌的本事，没有打不赢的仗。”

在贺龙的号召下，战士们自觉的把军事训练推向高潮。

整编后，全军600多人，300多条枪。

杜家村整编历时七天，二月八日结束。由于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扩大了军队内部民主，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加强。

1929年2月8日，前委、贺龙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大会。”大会没有主席台，没有隆重的仪式，贺龙站在一个土坎上，把手一挥：“同志们，杜家村整编结束了，下面我宣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大家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将革命进行到底！”

战士们眼噙泪水振臂高呼，手枪队的战士们举枪鸣枪，向世人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诞生了！

“同志们，我们走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艰难历程，今天终于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诞生，大家记住，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武装力量，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一定要发扬英勇作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永远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王炳南任一路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一、二中队和特科大队，一中队长贺炳南，党代表汪毅夫，二中队长贺沛卿，特科大队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鹤峰县的杜家村，是咱工农红军第四军诞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