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黄炎培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第一日：1948年1月初某天，阅读《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党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纲领性说明，阐述了党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1948年1月初，上海地下党把这份文件交给黄炎培。黄炎培读完后兴奋地说：“未读毛主席文告前，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读后始觉释然。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大了，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他决定把这份报告秘密付印，发给民建和中华职教社的成员学习，同时利用转载方式，在《国讯》上宣传党的主张。这意味着民建和中华职教社已经放弃中间立场，开始自觉地靠拢共产党、拥护共产党。

第二日：1948年5月5日，民盟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并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

“五一口号”发表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一致响应号召。5月12日，驻香港民盟总部领导人沈钧儒委托从香港回上海的盛康年，带信给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民盟中央委员张澜、黄炎培，介绍了民盟和在港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底，黄炎培等在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员一起向沈钧儒等去电，对民盟中央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之唯一途径”“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能以更简单明了的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第三日：1948年5月23日，民建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5月23日晚，民建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民建常务理监会议，厥文、絅伯、卫玉、丕华、复亮、寰澄、巳生、纪华、佐才、康年、太朴及余，商定对某问题意见及态度。”这里“某问题”指的就是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经过讨论，会议通过决议：“赞成‘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这个决议，是民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和政治纲领的转折，实际上宣布民建放弃了成立之初“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一边倒”向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四日：1948年12月4日，推荐民建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为确保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安全、及时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和中央派往香港的同志具体负责，华北局和东北局密切配合，前后持续将近一年，大致分北线和南线分批次邀请、护送和迎接。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南线主要是把会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东北解放区，该路线人数最多，也最艰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最终分四批成功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民建代表是南线第三批到达。

1948年12月4日晚上，黄炎培会商杨卫玉、胡厥文、盛丕华，推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代表民建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就推荐民建代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一事写道：“夜，共卫玉、厥文、丕华上元会谈，民建推章、孙、施代。”

第五日：1949年3月25日，从香港到达北京

1949年2月2日，黄炎培到中华职教社与杨卫玉、王艮仲等商定了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大计。2月14日，黄炎培夫妇和女儿当当在王艮仲和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第二天按照预先安排乘船赴香港。到香港后，黄炎培同各民主党派驻港领导人和中共代表进行了多次商谈，之后从香港北上，到天津略事停留后，辗转抵达北平。到北平之后，黄炎培一行受到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黄炎培奔赴解放区的行动表示民建和中华职教社已经公开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第六日：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

3月23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周恩来年谱》写道：“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前往北平。当晚住唐县淑闾村。二十四日到涿县。晚，毛、朱、刘、周、任等同由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商议二十五日的行动安排。周恩来报告到北平后将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有关事项说，检阅部队后准备同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同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茅盾等见面。他们过去和我们合作，现在胜利了，更高兴了，急于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关于党外人士的安排问题，我们到北平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泽东说，赞成恩来的意见，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职务。”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乘火车出发，天明至北平。黄炎培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一同前往西苑机场迎接。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餐后，罗【曼】（迈）别室约谈欢迎毛主席方式，二时开会，宣布所议方式，并欢迎我等之来京。三时，在大规模编制之下，我偕陈叔同、马寅初、郭沫若坐三号小汽车随大众至西郊飞机场。既而，毛泽东、朱德（玉阶）、周恩来、叶剑英、任弼时、林伯渠、刘少奇等等皆见，握手为欢。同时，又见了许多老友，彭泽民、张曙时、蓝公武、陆志韦等等，随同毛主席阅兵，绕场一周，可十万人，重兵器都排列着。”

第七日：1949年6月11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黄炎培代表民建出席。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五时上香山毛主席所，会议新政协筹备问题，是为第一次预备会，夜一时归。”“假决议：1.参加筹备者单位数23，每单位人数4-7，共数134。2.人选、如另纸。3.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第九条。4.会议五小组：（1）总务组。（2）组织组。（3）纲领组。（4）政府方案组。（5）宣言组。5.新政协大会参加者，单位44，人500。6.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常委会主任及副主任五人选。7.筹备会秘书长人选。8.筹备会副秘书长产生法。9.筹备会日程大概。”

政协筹备会从6月15日至9月初结束，历时三个多月，黄炎培任第四小组副组长，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筹备会确定了参加政协的45个单位，585名代表，77名候补代表，共662名代表。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26%，民主党派约30%。新政协的阵容，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保证了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前进方向。

第八日：1949年9月2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千呼万唤的人民政协出现了，下午七时，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主席团毛泽东等八十九人（我在内），周恩来报告筹备经过。毛主席致开幕词，奏乐，鸣礼炮。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先后致词。十一时毕。代表总数662人，出席635人。”从9月21日至30日，黄炎培全程参与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将《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五一口号”从提出到成就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黄炎培为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永松，作者系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一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