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刘弄潮（26）：阴晴圆缺（上）

吴再洪

北京和平解放了，可丹岭所在的华北保育院却迁到了天津。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刘弄潮夫妻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长达半年之久不能去天津看望一下3岁多的小丹岭，只能拜托在天津工学院工作的关大姐，在星期天去保育院看看他。

有一次关大姐回北京对丽火说：“你们工作再忙，也应请假去看看丹岭呀。他很乖从不哭闹，上礼拜天我去看他，他说：‘关阿姨，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来看小朋友了。’说完他就低着头不说话了。你看这孩子多聪明，多懂事！我听保育员讲，小丹岭从来不在人面前哭泣，但是她们都曾发现，他晚上一个人在小床上偷偷哭呢。”

那时，刘弄潮夫妇正忙于参加筹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工作，每晚都要加夜班，根本没有节假日，小丹涯在私立托儿所全托，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天津看丹岭。听了关大姐的话，夫妇俩心中特别难过，终于挤出一个星期日，一早就乘火车赶到天津，带着丹岭玩了半天，下午又匆匆赶回北京。

在天津，他们意外地遇到了原天津地下交通站的同志，赴解放区前毅然舍弃的物品，竟意外地失而复得。其实，当时他们连生命都置之度外，交给了事业。况且，回顾前半生，丢弃了太多太多宝贵的东西，谁还会在意这么一箱衣物呢？不过，交通站同志们认真高尚的工作态度，着实令人感动。特别让他们夫妇兴奋的是，裹在衣物中的《联共（布）党史》以及刘弄潮的狱中纪念品，也奇迹般地回来了。这本书中凝聚的力量、心血、厚爱、情谊，是无可计价的。物品中还夹带有丽火在过闸口前，摘下的几件金银珠宝首饰。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她都慷慨地捐献给国家，用于支援正义战争，购买飞机、大炮了。

丹岭4岁了还在天津，一些同志劝丽火设法把儿子接到北京，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分离。于是，丽火下决心把丹岭接回了身边。小丹岭很乖，白天缩在妈妈办公室的长沙发里，自己折纸，画画，看小人书，不敢发出一点儿声息，生怕吵了别人，又会被送回天津。但总泡在办公室也不是长久之计，处处要虑及周围影响。为此，丽火焦急万分。

一天，她又带着丹岭找到一所教会幼儿园。小小的孩子不待妈妈说明来意，就主动说：“阿姨，我会唱歌，我唱给你们听。”一曲终了，他又说：“我会跳舞”，然后翩然起舞。活泼懂事的孩子，招得嬷嬷们个个喜欢怜爱，她们商量一下，决定自下个月起，接收丹岭入园。

丹岭终于可以完完全全留在北京了，母子俩欣喜万分。说来也巧，十来天后，华北保育院改名为六一幼儿园，迁到北京。司级以上干部的子女，经批示后就可以进入，这样一来，丹岭就欢天喜地地进了六一幼儿园。园里规定孩子全部住校，每个周日家长可去探望孩子两小时。这也很令长期为工作而分离的家长和孩子们心满意足了。

未满周岁的丹涯，一进北京就被送进一家私人托儿所全托。一天，丽火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带着河北口音的姑娘急促地说：“是陈同志吗？您快来看看，丹涯不好了。”不待询问，电话已经挂断。丽火大吃一惊，心急如焚地赶到托儿所，要见孩子。

女所长推说，不是周末不得探视。丽火不顾一切推开她闯了进去。一眼看到丹涯的小床是空的，就追问孩子在哪儿。女所长支支吾吾，答不出个所以然。而她身后有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不断朝着丽火使眼色，目光直往墙角一个破衣堆上瞟。丽火会意，冲到衣堆边一扒拉，天呐！小丹涯额上一片血污。丽火扑过去，抱起儿子就往外跑，出了门喊一辆三轮车就向医院狂奔。就在她跨上三轮儿时，那姑娘也冲上了车。经抢救，小丹涯终于化险为夷。

那姑娘姓宋，是托儿所从河北农村招来的保育员。听她讲，那家私人托儿所非常不负责任，孩子们经常发生意外。那天，丹涯不知什么时候从床上摔下，磕破了头，待发觉时，孩子早已昏了过去。女所长把孩子往破衣堆中一丢了事，吩咐不许声张。小宋姑娘看不下去，偷跑出去打了电话通知丽火，才使丹涯幸免于难。

事后，丽火说什么也不肯将丹涯再送回那家托儿所了。小宋也不愿回去工作，就高高兴兴留下来，在家照看丹涯，兼做家务。后来，丽火热心地介绍小宋与一位从老区来的年轻科长结了婚，并给她安排了适当工作，使她有了很好的归宿。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刘弄潮先后任职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人事部。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刘弄潮参加土改工作队，先是在北京西郊东冉村，后赴四川渠县参加土改运动。当邓初民被任命为山西大学校长时，曾请刘弄潮“无论如何来协助我工作”，但刘弄潮不为私谊所动，服从组织安排。1950年，当国家对各级政府机关行政人员，实行工资制度初定级别时，刘弄潮核定为行政8级待遇。

丽火在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专著出版之后，调离财经学院。先是参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后又调往人事部、高等教育部任职。在1950年初定级别时，核定为行政17级；第二年人事部四局只有3人提级，其中就有丽火，她被提为行政16级。

1950年10月，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刘弄潮夫妇都积极报名参战，因工作需要未获批准。丽火在国家有需要的危难之际，再如当年抗日献金一般，毫不犹豫地将从天津失而复得的几件首饰，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爱国正义战争。

1951年5月，丽火在人事部工作期间，参加土改工作川南团，经重庆到达泸州。川南团共分4个工作组，丽火被派在泸州土改工作组任副组长。全组共33人，分别参加寨子、石虎、胜利、太平4个乡的土改。丽火深入到第一区的胜利乡，并兼任胜利乡的土改工作组组长。

川南由于过去军阀割据和解放较晚，许多土匪集中于这一地区，封建反动势力也较附近其他地区雄厚，地方情况十分复杂。在这里开展土改，不仅任务十分艰巨，还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丽火所在的土改工作组的中心任务，就是西南局提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复查。土改工作队员们不怕危险，深入发动群众，正确掌握斗争策略和没收征收的政策，建立了农村的革命新秩序，顺利完成了土改任务。丽火也在这场火热的群众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走笔至此，不能不提起一件人格鲜明的政治插曲。刘弄潮本人虽吃尽了冤苦，但他的血始终热得滚烫。在处境最坏的人生谷底，他仍然坚持做人的正直原则。在“文革”中，当他头上戴着一顶又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被压得抬不起头时，他曾多次接受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专案组的问讯，为太多曾经的战友提供实事求是的政治证明。一次，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来了两位军人，向刘弄潮核实罗瑞卿1927年在上海时的政治身份。因为罗瑞卿向组织提供的这一时期的证明人中有刘弄潮。可见，他并没有忘记与刘弄潮的革命关系。

刘弄潮严肃而详细地讲述着自己与罗瑞卿的交往，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可以证明罗瑞卿1927年在上海时，是社青团员。”

来人厉声打断他：“你不许胡说！”

刘弄潮立刻大声回答：“我从不胡说！既然你们不相信我，为什么来找我？我可以用生命担保，罗瑞卿1927年是社青团员！”铁骨铮铮，掷地有声！

后来，罗瑞卿获得解放复出，现查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证明刘弄潮在极左路线之下，讲的是事实，罗瑞卿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直到刘弄潮去世，罗瑞卿的大女儿罗玉华和女婿常平，亲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追悼会，与刘弄潮同样宽厚的他的家人后代，才略感一丝安慰。

罗瑞卿

善良忠厚者，弥足珍贵。对于刘弄潮遭遇的不幸，他的战友阳翰笙、冯乃超、任白戈、肖华清、鲁自诚等，以及党外民主人士李书城、邓初民、陈离等，虽自身能力有限，爱莫能助，但他们秉持正直的良心，始终关注着刘弄潮政治命运的沉浮。

经刘弄潮多方奔走交涉，组织部门终于着手审查。不幸的是，尽管得到许多当时健在的老同志作为间接证明人的签字、证实，但终因1925年刘弄潮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江浩，以及后来党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何任重均已牺牲，刘弄潮拿不到组织部门所强调的这3位烈士直接的签字证明，使问题搁浅。

刘弄潮伴随着中国革命从20世纪20年代走到50年代，在这历时30年的革命洪流中，环境那么险恶，斗争那么惨烈，许多人牺牲了，许多人失散了，许多人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就不允许再联络了。大海寻针，刘弄潮能提供出很多位在每一关键时期，每一重要阶段，具有足够连续性的证明人，已经十分难得可贵了。组织部门在对刘弄潮于1948年进入解放区之前的全部政治历史，进行了全面严格的审查后，作出了“政治历史已清”的政治结论。就是说，组织部门对于刘弄潮在狱中的表现，是肯定的，他不是叛徒；刘弄潮在伪政府、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以及在国民党陆军大学被授予中将军衔等，是受党派遣，他不是敌伪、特务；刘弄潮实实在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着地下对敌斗争，他的政治历史是清白的。

结论明确，而党籍问题仍以“找不到证明人”为由挂起来。在了解他的战友们的忠告下，刘弄潮于1951年在人事部工作期间，“重新申请入党”。由于已经得出政治清白的政治结论，所以，由阳翰笙和冯乃超作为介绍人，刘弄潮很快就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从1951年起计算。

对于了解他、了解事实真相的阳翰笙和冯乃超，他们在当时情况之下，也只能如此。他们的挺身而出，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尤其是阳翰笙，更在数十年后，当刘弄潮终因无法承受精神重负，在身心交瘁中，永远地带着深沉的遗恨魂兮归去后，他还以沉疴之躯，用颤抖的手，提笔以他自嘲为“抖体”的笔迹，在《光明日报》发表回忆老战友的纪念文章《悼念刘弄潮同志》。

更难能可贵的是，阳翰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刘弄潮去世后，再次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呈上还刘弄潮政治清白的亲笔证明。同时也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思和正视历史，能够拨乱反正着手理清历史沉冤了。因而，阳翰笙坚持原则的态度，终于促使历史实事求是地还原了本来面目，令老战友盖棺定论，得以瞑目。

任白戈，也曾为挚友鸣抱不平。他曾多次对刘弄潮的家人后代说过：“弄潮的一生，非常辛苦……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始终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让人仰视……”

2004年，曾任胡耀邦同志秘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陈维仁会见刘弄潮的女儿，谈到她父亲坎坷悲壮的一生时，曾感慨万千地连声叹息着：“刘老是很令我敬佩的中共元老……他的资历那么老，就因为一生耿直，所以挨整了几十年……耀邦同志对刘老是了解和同情的……”

幸而，刘弄潮的心胸如大海弄潮人的心胸一般宽广，他的胸怀，如他早期的名字“旷达”般旷达。他认为凡事只要无愧苍天、大地，无愧民众、良心，只要自己无愧无悔地亲历了，为不为别人所认可，实在是无所谓的事。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三代人共同追寻的不就是一个让耕者有其田，让民众当家作主的平等、自由的大同境界吗？三代人的美好夙愿得以实现，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欣慰、兴奋和开怀的了。

此生足矣！他根本连想也有没有想过，要以什么资历的深浅，或是党龄的长短，贡献的大小，去作为一份邀功请赏的资本，去换取什么个人的功名利禄。因为，他既不图名，又不贪利。在理想的奋进中，他壮怀激烈，寸土必争；在个人的欲望里，他恬淡平和，中庸谦让。

总之，有了党籍，刘弄潮便欣喜欣慰，哪里会想那么多那么深呢？他五四运动时期的战友陈毅、阳翰笙、任白戈……都走上了辉煌的领导岗位；他当年的学生、由他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都已成长为各级领导骨干；甚至经他策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也都一个个委以重任，他都引以为自豪！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吴再洪，曾用名吴再红，四川新都人，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放弃留校机会申请到核试验基地工作，2004年转业回乡。曾任基地政治部宣传处长、气象总站政委、试验工程技术部气象研究室政委、靶场部气象研究室政委。出版有《采菊东篱下》《为什么要学哲学》等专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吴再洪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