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诗人以“人民”与“非人民”分，“人民诗人”的代表是杜甫、白居易，而“非人民诗人”的典型，则是王维。用“人民”诗人作为标准，来考量唐代诗人，这种考量易简单化为看其诗中有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叙写，有没有批判现实的内容。而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个考察诗人是不是“人民诗人”的金标准，拿它来考察与评判王维，恐怕他也未必不是个“人民诗人”。

一、对王维诗歌主题的诸多误解

王维有一首“问梅”（“君自故乡来”）的诗，弄得刘大杰先生很是难堪。刘先生在其著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曾经这样解读说：“见了乡人，不问民生的疾苦，不问亲友的状况，只关心窗前的梅花，可知这派诗人，除了他个人以外，对于现实社会，是完全闭着眼了。”因此而推定王维“对于民生漠不关心”。刘大杰是个著名的文学史专家，这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这么说的，80年代修订再版时，则将那段评价连同《杂诗》一并删去了，肯定是他已经感到这种说法太不“专业”了。

梁实秋认为刘大杰的这种解读，对王维“实在责备太过”，他在《寒梅着花未》的文章里批评说“刘大杰批评王维也堕入了一般庸俗的邪见”。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以为凡是文学作品皆千篇一律的反映民间疾苦，否则便是无视于现实社会。”一首二十字的思乡诗也都要反映出人民疾苦，而一定要王维说出“来日朱门前，有无冻死骨”之类的话，这也确实是个无理要求。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立论指出：“殊不知文学范围很广，社会现象复杂，文学创作不能限于某一单独题材。我们评论作家，也不应该单凭一首小诗来论定作者全部的性格。”何况“五言绝句，局面很小，容不下波澜壮阔的思潮，只好拈一星半点灵机隽语，既不可失之凝滞，亦不可过于庄严。像王维这首杂诗，温柔潇洒，恰如其分，不愧为绝唱。凡是有过离乡羁旅经验的人，谁不惦念其家园中的一草一木，人情所系，千古无殊。”

其实，这也难怪，在诗歌充当阶级斗争工具的年代，文学史写作也是“现实主义”与“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文学史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60年代还有一部红色封面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亦即著名的“红皮书”文学史，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级集体编著，其中就义正词严地将王维定性为“反现实主义诗人”。书中严肃地指出：“他的诗是情景交融的，可是这个‘情’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是消极的、反动的。因而，他的山水诗的基调就变得低沉、不健康。”这本书后来没有修订再版，可能是因为其中不合时宜的地方也太多了。 

白话文运动的主帅胡适，他的《白话文学史》作于“五四”时期，体现了他“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他的文学史里，特别看好杜甫到白居易这个历史段里的这类白话诗，极度夸张了白居易大量自创新题乐府诗的意义。杜甫存诗一千五百余，其中直接写到战乱给社会造成创伤、给百姓带来苦难的，也就是几十分之一。白居易就认为杜甫在暴露社会阴暗面方面不如他，“朱门酒肉臭”之类的新乐府诗，“亦不过三、四十首”。李白更不要说了，“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与元九书》）。白居易因为对诗歌现实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过分强调诗歌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过分追求语言的直白和措辞激烈，背离了诗歌发生的原理，也束缚了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多样化，使其诗发生了异化，其诗论也失去了普遍性的意义。

因为王维诗中没有出现“朱门酒肉臭”，就认为他不问政治，不关心民生疾苦。这种皮相之见，一时还曾深入人心。其实，林庚先生早就批评说：“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有人又以为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不满足于现实，因此它必然是在揭露黑暗，这说法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不满足于现状固然可以是揭露黑暗的，但也可以是追求理想的”。（《唐诗综论》）王维几乎只写“理想”，也几乎从不写“黑暗”。他十九岁创作《桃源行》，表现出诗人少年时就有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表现出对没有倾轧、没有争斗、富庶安定而平静自由的社会理想的追求，这不仅呈现出王维山水田园诗之意境雏形，也反映了王维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理想，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他一生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风格。王维以平和悠闲的状态而凝神专注地把握当下，恪守温柔敦厚原则，其诗荣光外映而秀气内含，尽写盛唐时代特有的宁静与和谐，尽写盛世人对美好平静生活的向往和享受，尽写对盛世功业的自信和自豪，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盛世社会的和谐本质，即便是社会民生的题材，或关注下层民众生活的诗，也多正面反映，正能量地表现，尽可能表现一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极少反映痛苦的一面，更不去紧盯或批判社会的阴暗面。

王维的诗可能缺乏“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批判现实、干预社会的社会功能，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判定这样的诗就没有“不满足现状”的思想性，判定诗歌作者就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悯情善心，进而推论说他不是“人民诗人”。

二、王维诗歌同样“关心民生疾苦”

王维一生，比较起杜甫来，真是太幸运了。杜甫比王维虽然只小十一岁，却属于两代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大相径庭。安史之乱起，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彻底破灭，而“但使残年饱吃饭”（《病后遇过王倚饮赠歌》）的他，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写出了名垂青史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三吏三别”以及《兵车行》《丽人行》等典型“人民性”的诗。

王维生在开天全盛期，且身居高位，他不仅自己没有“少陵野老吞声哭”（《哀江头》）的悲哀体验，也没有“千村万落生荆杞”（《兵车行》）的遭遇与见闻，写不出思想性很强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来的。王维21岁被逐出济州，直到35岁被擢复出，这十四五年时间里，沉入社会最基层，肯定也看到不少社会负面的内容，肯定也心情不大好，肯定也有类似杜甫反映社会的诗，非常遗憾的是，他这个时期的诗所存无几，还真没有留下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写。这不等于说王维就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

王维《赠房卢氏琯》，诗作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诗开头“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二句非常著名，也非常能够表达王维忧国忧民的思想。大意是：通达之人无所不宜，自然会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爱黎民百姓的。诗写朋友房琯的政绩，赞美房琯把一个“千室之邑”小县，治理得如同“桃花源”：“岂复小千室，弦歌在两楹。浮人日已归，但坐事农耕。桑榆郁相望，邑里多鸡鸣。”礼治乐化，弦歌声高，辖区内百姓安居乐业，相安无事，没有流民，没有闲人，没有懒汉，没有争斗，也没有争讼。王维用“桃源”理想，来衡量与赞美房琯社会治理的政绩，其中不乏“溢美”成分，然也与史载吻合。而我们则在诗中读到了王维为社会安定、百姓脱贫而欢欣鼓舞的喜悦之情。王维似乎于此看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实现了他社会“桃源化”的社会理想。为什么一定要王维对房琯的治理吹毛求疵，或在这个“千室之邑”里找一二贪腐个案或负面阴影来描写呢？

王维一生为官，三十五岁之后，被“征为骖御臣”，出任侍从之臣，一直是京官。他不仅没有杜甫、李白的流浪经历，也没有白居易大部分时间任官地方的经历。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不好关心民生疾苦，也不等于说他就没有用诗来关心民生疾苦。他的诗把风景写得太好太美了，人们在读它的时候，注意力多被那些景物描写吸引了去，没有多大关注其诗善政悯民的理想与愿心。譬如《送梓州李使君》：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敢不倚先贤。

此诗“落笔神妙，炼意最深”，古来好评如潮。此送别诗之妙，突出表现在其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同僚相送，别开生面，“欲避近熟，故于梓州山境说起。”（吴乔《围炉诗话》）王维撇开送别现场不写，或者说存心避开现场不写，而去着力描绘蜀地梓州的奇秀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情和史典，诗人在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部分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即蜀地妇女以橦布向朝廷交税，巴人常为农田事发生讼案。王夫之评曰：“明明两截，幸其不作折合，五六一似景语故也。意至则事自恰合，与求事切题者雅俗冰炭。右丞工于用意，尤工于达意，景亦意，事亦意，前无古人，后无嗣者，文外独绝，不许有两。”（《唐诗评选》卷三）诗的前、后四句，乍看似为“两截”，因为颈联的作用，合二为一，汉女输布、巴人讼田之二典事，既是写风俗，又是写使君，写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的政务职事，并自然引出尾联的治蜀之事与勉励之意。王维希望李使君追随先贤文翁，克尽职事，善政勤政，重在教化蜀民，做个善辨冤案、体察民情而恩泽百姓、造福一方的清官。

王维的《赠刘蓝田》诗写村人交税夜归的情景，诗曰：

篱中犬迎吠，出屋候柴扉。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

晚田始家食，余布成我衣。讵肯无公事，烦君问是非。

顾可久的注本里说：“急征繁苦之意，见于言外。”也就是说，这位顾姓明代官员学者看到其诗中有批评杂税繁重的意思。清代校录官黄培芳则说：“前六句极写村人之淳朴安乐，所以美其政也。”诗写的是乡民交完税后衣食无忧的满足感，写的是村民将“输井税”作为应尽义务的自觉性，诗人以此为“赠”，赠给地方刘姓长官，是对其“无为而治”政绩的赞美，以此来激励地方官员勤政爱民，应该说，这也反映了王维的政绩观，他心系苍生，体恤百姓，然而却不是民生疾苦的写实性直录。

再譬如《送李判官赴江东》诗曰：

闻道皇华使，方随皂盖臣。封章通左语，冠冕化文身。

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遥知辨璧吏，恩到泣珠人。

此诗也是个为民请命性质的题旨。朋友离京赴外州做官，似乎是带着任务去的“辨璧吏”，去置办玉璧，采购珍珠。“泣珠人”用典出自《搜神记》，说是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鲛人之泪凝冻成珠。后用为蛮夷之民受恩施报之典实。王维希望“恩到”东南沿海，恩到那些以捕鱼采珠为业的土著居民。诗的尾联二句说：我知道你这次远去负有置办玉璧的使命，（肯定不会仗势欺压那些以玉璧谋生的当地百姓）而会把朝廷的恩泽带给边远南方的人。

王维自己不曾有过外放而做地方官的机会，他却为民请命，寄希望于外放为官的朋友，要将百姓民生问题解决好，恩到黎民百姓。他在《与魏居士书》所说：“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他认为，所谓君子，就是要有家国情怀，就是要以慈爱之心关怀众生为快乐。因此，他凡事都从国家利益出发，都从朝廷角度来考虑，表现出特有的悯民思想，而为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感到非常欣慰。

三、“关心民生疾苦”，王维不只放在口头上

《荀子·修身》曰：“内省而外物轻矣”。王维本来就淡泊物质，没有什么物质追求，不仅不奢侈消费，也不吝惜守财，晚年的他，更是处处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时时考虑如何感恩社会，倍加心忧天下，也比较多地关注民生疾苦，而以无私巨捐来实践其“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理想。

据史载，王维购得宋之问的别业，在基础上重新营造，把见方20余里的辋川山谷，修造成耕、牧、渔、樵的综合园林，依据辋川的山水形势，于其间垒奇石而植花木、筑亭台而造阁榭，建构了20余处景观，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经典之作。王维的诗中频繁出现辋川，频繁出现他在辋川的活动，辋川别业也是王维的心灵寓所，是他最适意而最不可须臾离开的地方，也是他诗歌高潮的发祥地。王维上《请施庄为寺表》，要捐出他的辋川山庄。王维为什么要献出他一生最钟爱的这处别业呢？王维在表中说：辋川山庄是为孝经母亲购置，曾作为家母崔氏宴坐经行之所，而母刚离世，今捐出而作佛寺，保佑大唐风调雨顺，祈福天下平安吉祥。他说他无力助上中兴，捐献别业，实现其“效微尘于天地，固先国而后家”的意愿，完成其“上报圣恩，下酬慈爱”的人生理想。

如果说他施献别业还主要是“上报圣恩”的话，那么他施献职田则意在“下酬慈爱”了。王维曾任中书舍人和给事中二职，按照唐朝的禄制，此二职均为五品上，五品官六顷田。王维上表要将两处职田一并请施，一下子要献出十二倾田。然而，他的请献失败了，皇帝“不许并请”，因为他并施“两任职田”。王维执意请施，于是再次上表，不“并合交纳”，但施一处司职田。他《请回前任一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表开篇就说：“臣比见道路之上，冻馁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沟壑。”王维心系灾民疾苦，恳切“望将一司职田，回与施粥之所”，亦即欲周济穷苦，做布施粥饭之用。皇帝为王维的诚心仁心所感动，圣恩允许，而降墨敕。因此，王维也终于实现了利济苍生的愿心。

王维忧国忧民的悲悯精神与善行善举，当下也难见有这样的“大手笔”，让人不能不肃然动容，文化学者梁实秋感动不已地说：“千载而下，读后犹感仁者之用心。”然而，王维处事低调，诗歌含蓄，其“关心民生疾苦”的忧国忧民思想，不擅在诗中高调豪言来标榜，也没有把此类利济苍生的乐善好施写入其诗中。

四、当代诗学研究应力避“庸俗化”

王维生在盛世，“极目无氛垢”，笔下无恶俗，反映的多是“雨后山川光正发，云端花柳意无穷”（《奉和圣制雨中春望》）的海晏河清的气象，表现出盛世社会所特有的富足安恬与宁静和谐，应该说这是盛唐盛世的社会主流，是他那个时代诗歌的正能量与主旋律。然其诗极少见有直接反映社会民瘼的题材，尤其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写，没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慨叹，而历代文人又特别欣赏其诗写澄静自守、和光同尘的禅意境界，竭力强化与推崇其诗“不落人间声色”的空灵与幽玄，因此，其诗往往给人“对于民生漠不关心”的错觉与误读，其人也很容易被人错判为不问政治而淡泊慢世的“世外高人”。

然而，如果“知人论世”而把王维的诗，放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写这些、为什么这样写。他追求“忘己爱苍生”的人生理想，而知行合一，表现出仁人爱物的生命自觉与精神向度，其忧国忧民的思想也不是停留于口头上。

如果“人民性”也主要就是看其诗中有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内容，那么王维还真不是个非“人民”的诗人。读其诗而观其人，诗与人同考，人与诗互证，王维诗中的“人民性”表现得没有那么直接，算是个“人民诗人”也非溢美。而将王维排斥在“人民诗人”之外，不是“研究家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内障”，就是庸俗治学而使之对王维抱有成见或偏见。

（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且诗且论，亦古亦今，已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发表王维研究论文6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等出版社出书20余部，其中《纵横论王维》《王维诗传》《盛世读王维》《王维诗选》等，长销热销，一印再印，其《坐看云起——王维的三十二相》（河南人民2023.2）新鲜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