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往事

施在德

1949年7月20日一大早，母亲位于成都市商业街10号的家像往常一样，门外的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冷冷清清的。

这时大门外传来邮差喊父亲收信的声音，母亲刚把大门上的小门打开，立刻闯进几个国民党特务把父亲抓捕了。此时此刻，母亲没有一丝哭泣，她头脑里飞速在想，难道永川国民党宪兵二团嗅到了什么？永川和成都地下党组织按地下工作原则历来没有纵向联系，父亲和她在成都也是深居简出，要抓捕父亲的命令又是潜伏在永川宪兵二团内部的同志传出来的绝密消息，而地下党一接到消息后连夜安排汽车把父母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怎么会暴露呢？其他同志们安全吗？

没时间想这么多了，特务们一离开，母亲立刻赶到舅父郭勋祺家，一见舅父的面就哭着说：“家里出事了，一大早特务闯进家里抓人！请舅父出面设法把我丈夫营救出来。”郭勋祺一听此事，马上给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打电话，打听父亲被关在哪里，并托他设法放人。

母亲的舅父郭勋祺，国民党陆军中将，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新四军称之为抗日之骁将。

在南京保卫战中，郭勋祺率部重创日寇久留米师团，阻止了日寇对中国军队的追击。台儿庄战役时，郭勋祺又亲自指挥144师正面攻击芜湖以南的日军重要据点湾沚，引诱芜湖之敌出击，并预先同新四军联系，由谭震林领导的第3支队伏击芜湖出击之敌，配合作战。战斗打响后，两军紧密协作，奋勇杀敌，取得了重大胜利，敌第6师团始终未能北上解台儿庄之围。经过此战役，两军的战斗友谊，从上到下，很快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由于抗击日寇立下大功，国民党军委会又电令嘉奖，郭勋祺被提升为三战区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五十军军长，后转战开赴皖南。

郭勋祺酷爱足球，经常约朋友一起踢球，其中就有陈毅的哥哥陈孟熙。1922年，郭勋祺经陈孟熙介绍，认识了校友陈毅，两人还经常在一个足球队踢球，是关系很好的球友。后来郭勋祺被调到重庆工作，陈毅也来到重庆《新蜀报》担任编辑。陈毅经常向郭勋祺讲一些革命道理，包括马克思的先进思想，让郭勋祺深受启发。

大革命时期，陈、郭就结下了友谊。1927年，国民党在重庆制造了屠杀爱国人士的“三三一”惨案，国民党特务大肆追捕共产党，陈毅当时在合川做兵运工作，也紧急避难到成都，在万般紧迫中找到好友郭勋祺家。“哎呀，你咋成这个样子啰？赶紧洗澡换衣服，吃完饭慢慢摆”郭见到陈毅这模样就百思不解地说道。陈毅说：“啥子都不要说，赶快找个地方我要睡觉。”直到第二天中午陈毅才起床，见到郭勋祺就给他说：“我是共产党，现在特务到处在抓我，你可以把我交给他们领赏！”郭立刻说道：“仲弘兄，我翼之不是卖友求荣的人！”郭勋祺要陈毅在他家躲几天，等风头过了才走，但陈毅急切当天就要去找党组织。下午，郭勋祺派亲信副官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把化装成商人的陈毅掩护送出关卡后，直接开车到码头，再陪着陈毅在岸边等待客船到来后，他们又将陈毅直接送上轮船头等舱位。特务们检查证件到头等舱时，看见戴着墨镜的陈毅周围全是卫兵，以为是什么“大员”，立刻立正给陈敬礼，特务们马马虎虎看了一下其他人的证件就退出去了。等到轮船工作人员查完票后要启动时，卫兵才下船。

此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郭勋祺在家还是不放心陈毅的安全，又给驻宜昌的部队打电话，请派卫兵在宜昌码头帮忙接自己的好友。

在郭勋祺掩护下，陈毅由此顺利东下宜昌，脱离了险境。

抗战时期，郭勋祺部驻地和陈毅所在新四军驻地近在咫尺，他们交往甚密。陈毅等新四军高层去皖北办事要路过郭勋祺部，为了安全，晚上就住在五十军军部。郭勋祺不仅热情款待，而且还陪同住在军部。

郭勋祺在皖南前线和新四军的友谊是深厚的。郭勋祺与陈毅在皖南最后一次会面，是陈毅去皖南路过郭勋祺的防地。陈向郭说，今后夏育群同志便是新四军派在五十军的联络员。陈毅走后，即由夏来往于两军之间，郭勋祺把蒋介石发的“防共”密电，转手就都给新四军派在五十军的联络员夏育群看了，示意他向新四军首长汇报。郭勋祺对蒋介石的防共命令，根本不予理会，仍和新四军往来不断。郭勋祺从张云逸口里，知道新四军的枪弹很缺乏，补充也困难，便主动多次支援赠送枪支弹药和服装，并请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讲授游击战术。

郭沫若曾赋诗，赞郭勋祺抗日作战勇猛、战功突出：

山河破碎不须忧，收复二京赖我俦。

此去江南风景好，相逢应得在扬州。

这边严啸虎接到郭勋祺的电话就赶过来了，他说“施某是稽查处逮捕的，是重庆长官公署来的命令，公事是经过警备司令部的，他没看到这个公事，也不知施某是你的亲戚……稽查处属于另一系统，只是挂警备司令部的衔，没在他的管辖范围，很对不起，确实没有办法，但可以给稽查处那边谈谈，说你是施某的亲戚，请他们在生活上关照一下。”

原来父亲是重庆长官公署那边来的命令被抓的，寄押在伪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玉带桥监狱，案子源头不在成都，这就有点麻烦了，郭勋祺叫母亲不要急，他打听稽查处那边的人事关系后再设法救人。

天无绝人之路，稽查处那边的军法处长徐素人是郭勋祺的熟人，徐军法官说父亲这个案子确实是在重庆那边，是重庆长官公署叫抓的人，现在只能一步一步设法把问题减轻呈报上去，只要上边不追究，过一段时间后就没有什么了，但不可能现在马上就“脱红”出去。

第二天，徐军法官提审父亲，他宣布父亲的罪状，说：“你主办非法地下刊物《地下火》传播马列主义观点、宣传共产主义、大讲社会发展史、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你不仅指导组织学生反贪污、反压迫活动，而且还几次和当地政府领导人当面辩论，竟然污蔑政府破坏和平打内战弄得民不聊生，被校方解聘，有几位学生随着被校方解聘驱逐的你到永川县英井中学就读，他们又与英井中学的学生一道非法组织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扰乱政府，扰乱社会。”徐军法官还一再盘问父亲当时和哪些学生接近，直接提出张XX、杜XX、周XX三个学生是父亲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已被抓了，供出你的。

人证、物证都指向了父亲，似乎再怎么辩解都没什么意义了，如何能过这一关？除非能有什么惊天大逆转出现。

一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父亲突然得到驻永川国民党宪兵二团第二天要抓捕自己的秘密消息后，立刻和母亲一道把家里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全部烧毁了，然后乘坐地下党组织秘密安排的汽车连夜转移到成都。并且《地下火》所刊登的文章，署名全是各种不同的笔名，最重要的是当时学校根本没有张XX这个学生，因而现在重庆长官公署方面这些指控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所以父亲一律矢口否认，说：“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更不懂什么共产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地下火》这个刊物，学校当时也没有张XX这个学生，杜XX和周XX因为喜欢戏剧，有时和自己谈莎士比亚，所以还记得他们两人，况且我自己都不是共产党，介绍同学加入共产党一事从何谈起？”

徐军法官在审讯过程中跷起二郎腿，一边抽烟一边喝茶。突然，徐军法官弹着香烟灰说：这些指控，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们都不要耽搁时间了，请问郭勋祺是你什么人？父亲回答后，他给我父亲说：“你的案子是重庆方面来的，我们还要报到重庆去，你只有安心等着。”这以后就长时间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父亲和另外几个人被关在特务大楼办公室后面一间小屋子里，除卫兵外还有特务当值，那些特务喜欢进监舍或站在门口和被关在里面的人闲扯，估计他们是想趁被关的人不注意时嗅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父亲他们也借机打听外面的事情。一天，一个特别爱闲扯的叫邓健的特务说，这里曾经有人案情被拖上几年的，父亲就问万一生病怎么办？那特务说，可以请求“取保就医，随传随到”。父亲说：“我便血很厉害，身体简直要撑不住了，是不是也可以请求取保？”特务说：“可以试试看。”第二天母亲探监时，父亲让她给徐军法官谈谈让自己取保回家医病。第三天徐军法官来到牢屋，当着大家的面问：“听说你想取报就医？”父亲说：“便血太厉害了，人都觉得快要虚脱了，想取保就医。”徐军法官说：“可以试试，先写个报告再找家医院开个证明后，交给当值的签字证明是真病。”徐军法官收到申请后，要我父亲回家找铺保，也没再问病情就批准了。

父亲出狱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因为是监狱出来的，工作也找不到，全靠朋友分课时给他，川大的、中学的都有，郭勋祺家和其他亲朋好友也给予父亲一家生活上很多帮助……全家人都以为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

谁知3个多月后，1949年11月5日，父亲又一次被捕。此次是伪国防部保密局“蓉站”抓的人，这次是寄押在稽查处将军衙门看守所，同监舍的其他人知道情况后，都说这是“蓉站”的案子，替父亲担心地捏一把汗。第二天提审时，军法官是个气势汹汹的人，尽管这样，但所问的话和上次基本一样，没有什么新内容，父亲就比较放心了。他很仔细地把上次提审回答的话重复了一遍，没有一点前后矛盾的地方。军法官凶恶地大声说：“你再不老老实实交代，这屋里的皮鞭、电刑、老虎凳，让你尝个遍！”军法官以上刑威胁父亲，但父亲仍然维持原来说的话，因为他知道现在所回答的话，哪怕是稍有一点点改变，案情就会变得不可逆转了。

最后军法官说：“上次你滑过了，现在我们又有了新材料，你不说是不行的，现在让你多想想，我们下次再谈，再不老实就上刑。”

我父亲被押回监舍，和上次一样，从此也没有人再过问父亲的案情了。

母亲再次找到舅父郭勋祺，此时由于郭勋祺肩负着陈毅、刘伯承中野司令部的任务，工作性质的变化，已不方便出面，就由我母亲直接找伪稽查处军法官徐素人帮忙，因为徐知道郭勋祺是母亲的舅父，找到徐素人后说明来意，徐说全部案卷都要移交“容站”，事情很困难，好在人是关在稽查处的，以后只要他能尽力的地方，他一定尽力。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和贺龙部队已经入川，横扫川东、南北逼近川西，令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稽查处的特务更是显得恐慌忙乱，天天烧文件，争汽车，从天亮闹到深夜，父亲他们在监狱里也随时可以听到特务们吵闹骂人的声音，特务烧文件的纸灰经常一块一块飞进监狱里来，全监室的人都猜想特务们一定是要逃跑了。

度过了几个难安的晚上与白天，12月8日早上要吃饭的时候，忽然来了个勤务兵喊父亲出去问案。勤务兵直接把父亲带到稽查处长徐素人那里，徐说：“蓉站和稽查处今天要全部撤退，你的案子本来就是蓉站管的，他们现在又没有问这个事了，我打算今天放你出去。”就这样，父亲离开了伪稽查处将军衙门看守所。

假如没有母亲的舅父郭勋祺，假如父亲在关键的那天没走成，“蓉站”的特务撤退时，对仁人志士疯狂屠杀，父亲就遇难了。

出狱后，怕“蓉站”特务追捕，父亲住在同事赵先生的女儿家里，并托人带话给母亲报了平安，带了些衣裤，一再告诫母亲谨防被特务跟踪，千万不要来找他。没过多久，郭勋祺派来的人找到了父亲。此时，成都四门都被特务们控制、检查进出的人，他们还在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此时就像现代电视剧一样的情景出现了，郭勋祺派来的人给父亲化了妆，找来一辆架架车，铺上谷草，父亲一脸蜡黄，眼睛闭着，身上盖着破棉絮，躺在车上，得了烈性传染病，被拉到郊区破庙里自生自灭。

混出城后，他们直奔由郭勋祺为司令员、胡春浦为政委、易野原为副政委的“西川人民保卫军”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陈毅和刘伯承根据郭勋祺的意愿派他回川策反国民党军队而成立的。而胡春浦自从30年代在上海加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后，始终一直在隐蔽战线为党工作，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统战、情报工作。成都解放前夕，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和董必武派他到四川和郭勋祺一道策反国民党军队，胡的工作由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在整个策反工作中，郭勋祺都直言自己是解放军中野敌工部派来的，他直接给他的伪“陆军大学”的同学、战友、朋友宣传共产党对起义的国民党军人的政策。由于当时成都无疑是国共双方在大陆最后决战的中心舞台，解放军一野、二野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已经直逼成都，另一方面，由于胡春浦多年杰出的情报工作，完全掌握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心理与动向，当时这刘文辉和邓锡侯住在新繁崇义桥，胡春浦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带二三人赶到崇义桥，对他们说这里离成都太近，必须防止胡宗南部袭击，立即转移到彭县去。到彭县后，每天各方面找邓的人仍然不少，究竟是些什么人，邓和他们之间谈些什么，这是必须掌握的。胡春浦向刘文辉建议，搞一个小组，以“免得邓先生太劳累”为由，统一接谈各方来人，然后向刘文辉、邓锡侯报告。胡春浦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切断邓锡侯与蒋势力的人员接触，从而让刘文辉放心，邓锡侯死心。邓锡侯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连几天，邓锡侯都忙个不停地接待成都各方面的频频来人，且来人情况又颇为复杂。由于刘文辉的部队在西康省，没有自己的部队在身边，刘文辉感到冷落在一边，因毫不知情而感到不安。他跟胡春浦谈到了自己的担心。语气中对这种“寄人篱下”的状况很是不满，且对邓一直不商定到底何时通电起义的事情也颇有担心和不满。胡春浦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给刘文辉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此国家、川军、川人命运攸关的时刻，希望刘将军不作他想，坚信自己的选择。”

同时也由于郭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很深的资历和威望，国民党总统战地视察官金振声，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华中剿总高参杨续云等人都表示愿意起义。胡春浦、郭勋祺领导的“西川人民保卫军总部”又成功地策反了胡宗南下辖的李振部，促成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为成都这座历史古城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后，父亲被调到华阳第八武工队任副队长，负责征粮、剿匪。

成都市“军管会”成立后，胡春浦调父亲到军管会、军事接管组担任秘书，由于父亲工作卓有成效、胡春浦后又安排父亲到川南行署军管会、军事接管组担任秘书工作。整个军管工作刚完成，当时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张秀熟要求父亲重返教育界，父亲找到胡春浦商量此事，胡对我父亲说：你以前搞学运、主办党的地下刊物主要是在川东南一带，你的入党介绍人又病故多年，从现在起你不要和任何人谈起自己在军管会工作的事，也不要去找自贡那边的组织和过去的战友联系，对此我有通盘的长期考虑和安排，你就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回教育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继续为党工作。

于是父亲便重返教育界，到了西南音专（四川音乐学院前身）。

成都军管会时期作者父亲的留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勋祺任省政府委员，由于酷爱体育运动，首任四川省体委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易野原调西南公安部工作。

胡春浦，中共资深特工，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加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公开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的秘书，帮助黄处理党务。其间，创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红色企业‘大有字号’”，为四川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开办煤矿企业，为党提供经费，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实际控制的《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四川日报》前身），配合川康特委领导武装斗争。1947年被捕，领导白公馆和渣滓洞狱中斗争。由于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身陷囹圄又巧与狱方周旋而被难友誉为“特殊囚犯”。

1949年，胡春浦被营救出狱，旋即回成都参加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迎接四川解放、保护成都和平解放等各项工作，代表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工作，并代表军管会签字接管成都。

1950年，胡春浦奉调北京归队，向中央军委联络部报到，后又奉派海外工作。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统率机关，联络部的前身是中央社会部，并可追溯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特科。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央特科开始，胡春浦始终没有脱离隐蔽战线。他归队了，并和秘密斗争中的各路传奇人物共聚一堂，欢庆今天的胜利。想到昨天倒下的那些战友，不禁百感交集。而明天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起伏跌宕的命运？

“誓言无声”，胡春浦的女儿胡小梅曾写道：“我已无从知道，当年父亲曾立过什么样的誓言，他倾其毕生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誓言。但我相信，在他们那代人的心中，信仰、使命与誓言，一定比自己生命更重要。我不敢说完全理解他们，但他们的人生故事却如此地吸引着我，感动着我！”

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父亲重病住院前可能知道自己不久人世，趁还清醒时把他的自传草稿、成都军管会时期身着戎装配枪的照片和地下党时期的照片留给了我。几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东西，父亲那代人的信仰、使命与誓言，一定比自己生命更重要，他们的人生故事同样也如此地吸引着我，感动着我！

地下党时期作者父亲的留影

我要把这些往事讲给孩子们听，将来孩子们又会讲给他们的孩子们听。

这些也算是给成都解放前夕那一小段历史留个印记吧。

癸卯夏于锦官城外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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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施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