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字清文启蒙》（以下简称《清文启蒙》）初版于1730年，是清代旗人舞格编写的满语教科书。该书共分四卷，分别为卷一《满汉十二字头单字联字指南》《切韵清字》《满洲外单字》《满洲外联字》《清字切韵法》《异施清字》《清书运笔先后》、卷二《兼汉满套话》、卷三《清文助语虚字》、卷四《清字辨似》《清字解似》。其内容丰富，包括会话练习、语法词汇讲解、文字书写等内容，对清代历史、满语史、汉语史和早期北京官话研究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18世纪初开始，以《清文启蒙》为代表的满汉双语教材中的语言教学模式与异质文化吸引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目光。为了使《清文启蒙》能够适应当地文化环境，欧洲学者对其进行翻译、借用和改编，使该书成为域外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研究《清文启蒙》在欧洲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可以进一步了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在俄国得到广泛使用

　　俄国是欧洲最早翻译《清文启蒙》并将其应用于教学的国家。自1715年开始，相继有十八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到达北京，按照规定，教团成员均需学习汉语和满语，这也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汉学和满学人才。在其努力下，以《清文启蒙》为代表的满汉双语教材在俄国得到了广泛且有效的使用。

　　俄国学者注重《清文启蒙》满文文本的译介、释读与借用，其对《清文启蒙》的使用具有鲜明的文本性和语文性特点。第二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成员伊拉里昂·罗索欣是俄国满学的奠基人，他在驻华期间将《清文启蒙》译为俄语，首次将《清文启蒙》引入俄国。后来回到俄国并在彼得堡科学院任教的罗索欣，还经常利用《清文启蒙》翻译本进行语法教学。

　　除罗索欣外，还有其他一些俄国学者进一步解读了《清文启蒙》，编纂了语言教材和教辅读物，而《清文启蒙》也一直被作为教材持续使用。1780年，第七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成员安东·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德金利用《清文启蒙》等满文蒙学材料编写了教材《俄国学生满文初识》《俄国学生满文文法初识》《清文学习指南》。19世纪中期，第十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成员约瑟夫·米哈依洛维奇·沃依采霍夫斯基在喀山大学教授满语期间编写了《〈清文启蒙〉满文分析》等教材，并将《清文启蒙》作为教材，在阅读课上讲解满语语法知识。1851年，第十二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成员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代替去世的沃依采霍夫斯基担任喀山大学汉语教师。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满语，瓦西里耶夫于1863年编写了《满语入门读本》，该书第二部分“口语样本”用例选取了满语教材《一百条》中的17个对话与《清文启蒙》中的40个对话。随后，1879年，时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满语语言学教授的第十三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团成员伊万·扎哈罗夫在参考《清文启蒙》《三合便览》《清文备考》等满语教材基础上，依照拉丁文语法规则和术语编写了其力作《满语语法》。

　　汉语部分受法国汉学家重视

　　法国是海外汉学研究重镇之一。《清文启蒙》的汉语部分尤其受到法国汉学家的关注，其在法国的传播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汉学研究传统演进的写照。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及其弟子儒莲在翻译《清文启蒙》和推广汉语学习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雷慕沙是法国汉学研究先驱之一。1820年，雷慕沙在《鞑靼语研究》一书中介绍了《清文启蒙》中的虚词语法与口语会话内容，特别指出该书具有双语对照的特点，并选取重点满语词汇对其用法进行了再说明和再阐释。

　　儒莲继承了雷慕沙的衣钵，在汉学研究上卓有成就。他在法兰西学院汉语学科教授汉语时，将《清文启蒙》卷二《兼汉满套话》对话部分作为教材长期使用，并选取卷二旁译汉文部分汇编为汉语教材《日常口头话》。从书中注明“儒莲随后将出版《千字文》和《三字经》，并为初学者提供所有单词的翻译、注释和中法对照”来看，《日常口头话》是为了满足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阅读需求而作。

　　以雷慕沙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虽未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从其对《清文启蒙》价值、地位的评价及将其作为教科书使用来看，他们善于吸收和借鉴中国的学术成果，在文献学上具有较高的敏锐度。雷慕沙的汉学思想被其弟子继承和延续，对法国汉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英国和意大利学者关注满语语法

　　满语为黏着语，其构词方式、表现形态与印欧语系语言有较多相似之处，因此，以讲解满语语法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清文启蒙》卷三《清文助语虚字》也受到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

　　意大利汉学家安特尔莫·塞韦里尼师从儒莲，学成后回到意大利继续从事汉学研究。1866年，为促进汉语口语普通话和方言研究，塞韦里尼在《日常口头话》基础上添加意大利语的直译和意译，形成了汉—意语际翻译对照文本。

　　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和意大利学者乔瓦尼·霍夫曼研究了《清文启蒙》中的语法观念，分别编写了《清文启蒙》（英文版）和《〈清文启蒙〉语法汇总》，尝试用英语和意大利语中的语法规则提取满语语法规律，并参照对比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采用多语对照的方式表现语言的异同，以期帮助学生掌握满语的词位规则和内在逻辑。但他们对《清文启蒙》中语法的翻译与阐释有所不同。以满语虚词-i为例，伟烈亚力直接将其语法属性定性为属格助词和所有格助词，而霍夫曼没有勉强将其套入西方语言学的传统框架，而是相对含蓄地表示-i可以对应意大利语中的属格和工具格。

　　学术价值逐渐获得认可

　　19世纪前期，欧洲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清文启蒙》的翻译及其教材价值，未能对满语与印欧语系语言进行系统性的对比研究。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学者逐渐认识到《清文启蒙》的语言研究学术价值，这一转变对于增加其满语认识深度至关重要。

　　《清文启蒙》在欧洲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流布各有侧重，这并非偶然，而因为双语文献具有动态且持续的文化传播效应。《清文启蒙》以双语形式呈现，集文字书写、官话练习、语法教学等功能于一体，展现了当时中国的风俗文化。早期，为学习满语，欧洲各国学者及其他相关人士主要将《清文启蒙》当作教材使用，汉语主要发挥辅助理解教学内容的作用。后来，《清文启蒙》的汉语部分也逐渐受到汉学家的重视，转而成为翻译和教学的主体。与此同时，由于满语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代表性语言，有大量可供对比参照的地方，所以其语法研究价值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因此《清文启蒙》满文部分也是欧洲学者研究满语语言类型学、比较语言学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

　　《清文启蒙》的域外传播是异质文化和语言相遇并接受的过程，它以教科书的形式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对话，通过合理的改编和翻译得以为当地人所接受，这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了以《清文启蒙》为代表的双语文献的传播范围，使其获得了在教材层面（甚至超越教材层面）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和意义，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作者：王晓艳 王继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