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有着数量庞大的写作人口，其中一部分人如李业康，因为写作，在这里实现了身份的巨大跨越。深圳造就了他们，他们也塑造了深圳。

■李跃

见到李业康的时候，他刚从河南回来不久，摊开的行李箱摆放在书房，还没来得及收拾。

2023年4月，他跟随深圳市龙华区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去了一趟河南信阳，参加一场援助仪式。他是这个基金的副主任。

“参加这个活动，一来我自己也是一个退伍老兵，二来我有一个私心，想从他们身上找点故事，找点写作素材。我经常提醒自己是个作家。”

他很看重这个身份。

二十多年前来深圳当保安，一直坚持写作，202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应该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一名作家了。

刚到深圳时，口袋里只剩下2块钱

1996年3月，李业康从部队退伍回到湖南新邵县农村老家。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他决定来深圳闯一闯。那时老家有不少亲戚老乡在深圳坂田一带打工，李业康打算先投奔他们。他朦胧地觉得，深圳是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地方。

长途大巴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深圳，在石岩一个叫水田收费站的地方停了下来。由于收费站要收7块钱的过路费，司机为了省钱，不肯往前走了，骗他说坂田到了，快下车吧。

李业康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下了车。由于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他已经饿得不行，到路上小店买了一块钱的方便面充饥，再一打听，这里离坂田还有3块钱的车程，可他的口袋里只剩2块钱了，这可怎么办？他找到了一辆开往布吉的公交车，但因车费不够，被赶了下来。

连老乡的电话都没有，借钱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没办法，他决定先就地找份工作再说。

还好，凭当过兵的经历，他没费多少周折，就在石岩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每月500元。尽管工资不算高，但好歹有了安身之地。而且，当保安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巡逻的时候，有大量时间看书。

他在部队时就喜欢看书，也因此没过多久就被领导相中，担任文书工作，负责撰写通讯报道。现在虽然离开部队了，要直面生存的压力，但爱看书的习惯还是改不了。

▲李业康（左二）早年在深圳和朋友合影。

当保安毕竟不是长久之路，没过多久，他打听到观澜一家大型企业招工，便跑过去应聘，并被顺利录取了，工资涨到了800块。

打工很辛苦，也很枯燥，还经常要加班。下了班，工友们要么一起去附近打桌球，要么回宿舍呼呼大睡。李业康不想浪费时间，没事就在宿舍里看书。那时像《深圳青年》等青年类及反映打工生活之类的杂志影响很大，李业康常常四处削尖脑袋去借。一天，他在杂志上读到一个四川籍打工作家写的一首诗：“我们为命运加班”，一刹那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他想，看书充电，就是在为命运加班。

还有一次，他下班后照例躺在集体宿舍里看书，碰巧公司老总前来检查，他一时慌了神，生怕受到批评。不想老总见他喜欢看书，又顺手翻到他在一个笔记本上涂写的打工随想类文字，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问他：“没想到厂里流水线上还有这样的人才啊，愿不愿意去坐办公室？”

在工厂里，流水线与办公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概念，能够进办公室吹空调，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缘，李业康就实现了从蓝领到白领的跨越，被很快调进了人事部，并从8人一间的宿舍搬进了两人一间的宿舍。

半年多工夫，李业康就做到了公司人事部主管，工资也涨到了1600元。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不安分的李业康，这时候却突然要辞职。原来，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消息，龙华清湖一家台资企业需要招聘一名企业内刊主编，并负责整个企业的宣传策划。李业康觉得这份工作更适合自己，于是偷偷跑去应聘，结果在上百个竞争者当中，他脱颖而出，转型成了内刊主编，离文字越来越近了。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当时很多朋友不理解，做内刊主编只有1200元一个月，比做人事主管少了40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跑过去图什么？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过来了，我喜欢文字，希望工作与爱好更靠拢些。”

“手里的这支笔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生疏了”

深圳的三来一补企业经过最初的草创期后，也逐渐开始重视企业文化与品牌形象，也因此，在这家叫胜立厂的台资企业里，李业康很受用，他一个人办起了四开小报《胜立报》，采访、组稿、排版等全由他一人完成。

更让他有成就感的是，他在这里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一个喜欢看书的四川姑娘。

那时候，这个四川姑娘在胜立厂附近的另一家公司上班，与胜立厂有些业务往来，也因此有机会读到《胜立报》。

有一次，李业康到姑娘所在公司办事，临走时姑娘叫住他，手里摊开一张《胜立报》，指着上面一篇散文，问李业康认不认识这个作者，写得太好了。李业康一看，那不是自己的文章吗？由于自己是编辑，为了避嫌，他一般用笔名。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得到他人肯定，李业康心里当然很高兴，但他还是努力掩饰自己，故作谦虚地搔了一下头说：“那是我随便写着玩的……”“啊，原来是你的大作呀！”姑娘惊讶地望着她，又是佩服，又是欢喜。

▲“打工作家”李业康

就这样，两个爱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一年半后，女朋友成了他的妻子。结婚后，他们搬出各自的宿舍，到附近租了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出租屋。不管怎么样，在深圳，他们开始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家。

那时候条件相当艰苦，下了班，当别人忙着打桌球的时候，李业康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东西。没有空调，有时连风扇都舍不得多开。尤其是夏天的夜晚，蚊子像一架架微型轰炸机一样对他进行轮番攻击，写完一篇文章，身上往往要被叮咬五六个红包。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小说，并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叫《洞察人生的智者》。这本书给他带来了荣誉，很多同事对他的才华刮目相看：哟！想不到身边还隐藏着这么一位打工作家！

但巨大的喜悦很快过去，文学并不能改变他的现实生存状况。那时他和妻子的收入都不高，除去房租水电及日常零用开支，基本上所剩无几。妻子有时候也会劝他：“在深圳生活压力这么大，能不能先想办法赚点钱，再来搞你的创作？”

李业康的回答振振有词，多年后，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当时我是这样跟妻子说的，身边很多朋友都说等有钱了再写，但真有钱了，条件好了也未必会去写。手里的这支笔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生疏了，即使哪天有钱了，我可能也写不出来了。”

话是这么说，李业康心里还是觉得亏欠了妻子。他想起了一句古人说过的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一个人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养育妻儿，却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文学，是不是太自私了？妻子的一番话惊醒了李业康。他决心在一边写作的同时，一边辞职创业。

这些年，李业康经常开着他那辆著名的大奔在朋友间穿梭——说著名，是他急公好义，乐意开着它帮朋友迎来送往。当然，这辆车，也提示他当初的辞职决定是对的。

做房东，赚老板的钱

他可能是全深圳最早从事工厂物业出租的那一批人。

辞职后，李业康先是和朋友一起租了间小店面，办起了一家作坊式的小模具加工厂。这个行业利润高，竞争也激烈。不巧的是，李业康进入这个行业时正碰上全球经济不景气，订量下滑得厉害。后来，他又和朋友一起到布吉坂田开办塑胶制品工厂，但生意还是不行，而且整天忙活，根本无暇写作。一天，他和朋友喝酒，在聊到什么样的人的钱最好赚这个话题时，朋友脱口而出：“肯定是老板的钱最好赚了，你看那些房东，不就是在赚我们这些小老板的钱吗？”

一句话点拨了李业康。

经过一番考察，他发现由于经济不景气，很多厂房处于空置状态，以极低的价格就能租下来。于是，他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再找到几个朋友，联手租下了龙华的一栋四层小工厂。然后，将厂房进行重新切割装修，准备租给那些刚刚创业的小老板。

当然这也是一种冒险之举，如果招不到租户，很快就会倾家荡产。因此，除了自己亲自沿街派发广告传单外，李业康还决定掏钱到报纸上打广告——那时候互联网新媒体还没有兴起。但是，此举遭到了妻子和朋友的反对，大家认为生意还没有做大，租厂房前期已经花了不少钱，再花钱打广告有点奢侈。但李业康的想法相反：“舍不得孩子就套不着狼，要想将生意做大，就要敢下血本！”

结果事实验证了他的判断，报纸广告效果和派传单不是一个档次，他的厂房很快就一租而空，在免租期内，李业康就足足挣了十万元。那个时候深圳的房价才四五千元一平方米，十万块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

李业康就这样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他终于有时间和心力坐到自己的书桌前了。

他决定“干一票大的”。

《深圳三部曲》可能是篇幅最长的深圳题材小说

2020年9月24日《深圳特区报》曾有一则报道称：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办。经过典礼现场最终投票，深圳作家李业康的《深圳三部曲》获银奖（金奖空缺）。

李业康斩获银奖的《深圳三部曲》分为“南下”“重生”“深圳路”三部分，故事跌宕起伏，张弛有力，是一部上乘的励志作品。作者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深圳改革开放作为小说的历史舞台，以主人公李宝焆为主线，讲述了深圳商场的变幻风云。小说具有影视化特点，以主人公南下闯荡开笔，以虚构的角色展开故事情节，以坚强威猛的形象开展奋斗之旅，讲述了主人公历经艰难创业成功的过程。

关于大赛的新闻稿说，此次大赛于2019年7月在广东东莞启动，征稿半年内共收到作品近4000部，其中100部作品进入终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学评论家阎晶明，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凯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等莅临现场，与包括作者在内的50余人共襄盛举。

但是报道里没有说，这部小说长达120万字。以深圳为题材的小说很多，但单以篇幅而论，这部《深圳三部曲》应该是创造一个纪录了。

▲李业康近照

我很好奇，问李业康，百万字数之巨，哪里有这么多故事可讲呢？

他哈哈一笑，说，深圳是打工文学的重镇，很多人靠写打工小说出了名。当我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可以静下心来写东西的时候，我就不服气地想，一些人凭虚构就写得那么好，我在工厂那么多年，经历过那么多复杂的人和事，不写出来就太浪费了。

他最开始写出来的是一部叫《深圳诱惑》的长篇小说。这个似乎有点暧昧的书名背后，展现的并不是由酒吧、歌厅、白领公寓、香水等简单意象构成的深圳生活，更不是“身体写作”，而是一部展示原生态深圳工厂生活的小说。由于太过真实，很多熟悉人他的人都知道书中的“宫亚康”就是他自己。

这部小说出版后，《宝安日报》连续8个月进行连载，一些工厂和学校请李亚康去讲课，宝安文化大讲堂请他担任主讲嘉宾。

他仍然觉得不过瘾，这部小说只是他的一次练兵，不久后他就开始了《深圳三部曲》的写作。媒体报道说，小说塑造了一位刚强的男子汉形象，以主人公曲折的创业经历为主线，讲述他只身前往鹏城谋生，继而辗转北上又漂泊海外，最终回到鹏城克服种种困难有所建树的故事——私下里他跟我承认，这本书里其实同样有他自己的影子。

他就像一个矿工，不停地在时间的坑道里挖掘自己的深圳记忆。

这部小说断断续续花了三年半时间，这次写得太投入，在写到第十一章时，由于连续写作15天，凌晨三点半，李亚康虚脱倒下，在龙华人民医院躺了3天。

小说于201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当年7月，在深圳中心书城举行了新书首发式。8月，《深圳特区报》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连载。当年8月26日，也即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这一天，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了一场创作分享会。相较网络版，图书版的《深圳三部曲》命名为《鹏城三部曲》，只有82万字，那是他花八个月时间忍痛删减的。

▲2016年，李业康在北京的创作分享会上签名售书。

凭着这本书，李业康的名字，出现在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新增会员名单中。

25年，从深圳工厂保安到中国作协会员，他终于让自己也成了一个故事。

深圳是一口生活的深井

说深圳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是因为深圳盛产有故事的人。

以深圳的写作群体为例。据说深圳有着数量庞大的写作人口，估计有10万之众，这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写作，在这里实现了身份的巨大跨越。

上世纪90年代，我认识诗人、深圳市罗湖区作协主席谢湘南的时候，他在深圳一家区级图书馆工作。而更早以前，百度上一段对他的介绍是这样的：“1993年，19岁的谢湘南从家乡湖南来到深圳，做过装配工、搬运工、保安、推销员等工作。1997年，谢湘南参加了第14届青春诗会”。

鲁奖得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十月，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还叫王世孝。多年前他来深圳，“晚上栖身于宝安松岗的一幢烂尾楼里，白天出去找工作。后来，他在一家造漆厂找了一份调油师的工作，包吃包住，月薪600元。“

在谈到深圳生活对他写作生涯的影响时，王十月对媒体说，“深圳给我的创作提供了什么？这里的经历、人物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的作家、诗人身份，当然还包括一些人的画家、设计师等身份，是深圳赋予的。是深圳造就了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塑造了深圳。

很多年以前，我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专栏上写过一篇文章，叫《深圳的文化“游牧部落”》，记录了一批这样的深圳人，他们是保安、流水线工人、公司业务员等，同时也是写作者、野生画家、摇滚爱好者……而今，这样的文化“游牧者”已大都在深圳定居下来。

“我来深圳已快三十年了，不管从户籍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早已是一个深圳人。写《深圳三部曲》，是因为我总想着将自己在深圳打工的经历以文学手法记录下来，对我来说，深圳是一口生活的深井，我还将继续挖下去。”李业康一边跟我说，一边在他的书房收拾出差归来的行李，一边顺手拉开了窗帘。

初夏的阳光倾泻进来，满室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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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李岷

记者：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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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