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伊丽莎白·科赫出生于一个坐拥亿万财富的极右翼家族。从小，她就因为这一出生背景而倍感压力，这也让她出现了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等多种症状。为了不让人讨厌她，也不再遭受非议，科赫创办了一个帮助人们发现并认识自己的自我探索组织。这篇文章来自编译，作者在文中分享了科赫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她对自我认同的迷恋，以及其致力于解决社会分裂问题的尝试。

伊丽莎白·R.科赫（Elizabeth R. Koch）。图片来源：Philip Cheung

在伊丽莎白·R.科赫（Elizabeth R. Koch）还小的时候，她就敏锐地意识到家里有着巨额财富。

“我小时候有听过一些别人对我父母的议论，那些人说他们在培养孩子上有些偏执还有些溺爱，我甚至能感受到这些人对我们的看法，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看待我们。”她说，“坦白说，我感觉这并不像是在针对我父母，反而更像是在针对我。所以我想，我在别人眼中肯定是个坏人。”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对未来唯一的期许就是从此以后都不要被讨厌被非议。”她补充说。

现年 47 岁的科赫与其父亲相差 40 岁。其父亲是坐拥亿万资产的实业家，也是气候变化“共识破坏者”、“麻烦制造者”和极右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财富估计约为 660 亿美元。伊丽莎白·科赫继承了她母亲莉兹的名字。科赫整个家族的关系看上去很亲密，圣诞节都会聚在拉斯维加斯一起过节，期间住在永利度假村（Wynn Resort），他们还会去看魔术表演秀。但是，按照伊丽莎白·科赫的说法，科赫这个姓氏反而快要将她逼到了疯狂的边缘。

《史密斯杂志》（Smith Magazine）2007 年刊登了一篇采访科赫的新闻稿，科赫在回顾自己青少年时光时，主要描述的都是“恐慌症发作、精神崩溃、看医生、嗑药、吓唬父母、独自凝视深渊、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够好，甚至是一幅行尸走肉的模样。”几年后，当她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攻读艺术硕士学位时，她还对同学们撒谎，坚称自己的姓氏是“柯奇”（Kotch），和可能带有负面标签的“科赫”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你能完全理解科赫的痛苦。毕竟，财富的确也会给人带来不好的影响，特别是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享有巨额财富的人。

当然，你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你了解到一个巨额财富继承者毕业于常青藤联盟大学（比如说普林斯顿大学），然后最近嫁给了一位成功的生物技术企业家，并且才从巴厘岛度假回来的话，你很可能只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带着蔑视的眼光看待这个人。

当我最开始去了解科赫的时候，我就属于后面这类人。

之前，一位名叫斯科特·罗（Scott Rowe）的公关人员打来电话，希望我可以撰写一篇有关科赫和她关于自我探索的非营利组织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的文章。据官方网站介绍，该组织致力于“向你提供一段启发式的体验，帮助你发现并认识你理解中的自己。”

该网站还写道：“我们提供的体验主要强调的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其中包含来自东西方的思想、冥想、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旨在帮助你进一步认识自我、他人和整个该死的世界。”

事实上罗一直在劝服我撰写这样一篇文章。他告诉我，科赫在摆脱了多年的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并且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于 2021 年创办了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一些知名人士也加入了该组织，并在其中担任着领导职务，当中就包括华纳兄弟电视集团（Warner Bros.）前总裁丽莎·格里高利（Lisa Gregorian）。到目前为止，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已经向不同合作伙伴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支持，并为未来几年预留了至少 1 亿美元的资金。

“你的看法不一定就是对的。”罗再三劝道说，“来见见她吧。”

拥抱、毯子和“读心盒子”

一些知名人士也加入了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图片来源：Philip Cheung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设立于美国加州圣莫尼卡（Santa Monica）一间阳光明媚的阁楼，这个地方曾被描述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大海的交汇之处”。我去的那天下午，到处都是摇曳的烛光，他们还准备了看起来有 20 磅的熟食。

该组织的总裁格里高利就坐在扎克·戈伦（Zach Goren）旁边的一把精致办公椅上。扎克·戈伦曾是投资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投资者，现在是该组织的财务和运营主管。

突然，科赫站在我面前，张开双臂仿佛想要一个拥抱似的说：“在我们开始之前，需要为您提供一条毯子吗？”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接着她就带我进了一间会议室。我原以为她会像她父亲一样，小心谨慎地对待新闻媒体，但事实恰恰相反，她心潮澎湃地讲了将近两个小时。

在这期间，她跟我分享了她曲折的中年之路，言语之中不时还带一点脏话，还称自己是一个“来自中西部、有特权、但面色苍白的白人女孩”；她还谈到与心理治疗师一起探索自己经历的“痛点”，并参与了为期两周的沉默静修。最后，她坚称自己“毫不关心政治”。

她提到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个叫做“读心盒子”（Perception Box）的东西。她在 2021 年就注册了“Perception Box”这个商标，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也是围绕着这个概念创建和发展的，科赫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一场全球性的自我探索运动。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看不见却一直存在的精神盒子中，这就是我所称的读心盒子。”科赫开始说道，“这个盒子扭曲了我们对周围一切人和事物的看法。它扭曲了我们理解他人的方式，让我们无法看清他人，无法与他人沟通，甚至还扭曲了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能力。”

边说着，她边把毯子铺在膝盖上。

“世界上大多数关于公司、家庭、人际关系、以及生活各方各面的外部冲突、混乱和沟通不畅，其实都是由内部冲突引起的。”科赫继续说道。“而大多数内部冲突都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比如从出生到 5 岁期间）就埋下了种子，长大以后，我们就会把当时没有意识到的这些想法种子投射到周围的每个人身上。”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计划通过研讨会、讲座和峰会等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每个人的“读心盒子”。2021 年，科赫就为红十字会洛杉矶分会（The American Red Cross Los Angeles Region）主办了一场研讨会。最近，她一直忙于筹办一场名为“第一视角：你对我的看法”（What I Think You Think Me）的研讨会。此外，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还计划出版书籍，并最终制作以“读心盒子”为主题的电影。

除此之外，科赫还提到，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主要投资的是与该组织使命一致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她曾投资过教育机构 Moral Courage College，并希望为该机构研发课程。据该机构官方介绍，其致力于帮助人们“降低情绪防御，推动将有争议的问题转变为有建设性的对话。”另外，他们还向专业教育平台 SIY Global 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该平台的主要宗旨是利用技术和社区的力量使个人、团队和组织能够将社交和情商技能融入到其工作文化中。

科赫和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还向美国多学科致幻剂研究协会（MAPS）捐赠了资金，该协会的其中一项工作就包括展开一系列关于 MDMA （一种主要流行于夜店的毒品，通常被称为摇头丸或莫利）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科赫显然读懂了我的心思，并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可能短时间内都无法接受这些。我们还是继续谈论读心盒子吧。”

她站了起来，开始在不远处的一块白板上写字，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用夸张的语气把所写的内容念出来。

“我不重要。”

“我不够好。”

“我很坏。”

她让我试着虚构一个人，比方是说一位作家。试想一下，“这个作家因为一直在焦虑如何写出最完美的文章而错过了截稿日期。无论怎么写，他总是不满意，认为自己还可以写出更好的文章，但始终就是无法达到预想的地步。”她说。这种想法令人非常痛苦，甚至会让他整个职业生涯都陷入瘫痪。

“这个作家脑子里就存在一个读心盒子的故事。”科赫总结道，“这个故事也很直白，那就是我不够好。”

我戏谑地回应道，那个作家有可能就是我。

突然之间，整个场面仿佛切换到了师生模式，她开始问我：“是吗？那你还在取悦谁？又在和谁反抗到底呢？”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一时间我甚至开始觉得之前拒绝那条毯子的行为真是太愚蠢了。

“可能是我的父亲。”我用几乎细微到不可察觉的声音回答道。

她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她缓缓说道，“为此，我还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唉……”

敢于挑战习俗而不入主流

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图片来源：David Zalubowski

2009 年，她的父亲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因病入院。当时，她父亲需要做肩膀置换手术，而她就在病床边守候。那段时间，她对神经可塑性（即大脑改变和重组思维模式的能力）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还想跟父亲分享一些早期的发现。

“你确定你有时间做这些吗？”她父亲反问道。

那些喋喋不休地谈论“健康”和自我探索的人相处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很累：不是吧，这又是什么新的爆款产品或者项目、瑜伽课程、大脑锻炼计划、心理治疗方法或者简单易学的自助书籍。

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健康”是一个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年增长率高达 10%。许多社交媒体网红都在试图兜售一切商机，比如失眠顾问、清理、排毒、保健品、冥想社交软件、健康旅游等等。

又或者，还有读心盒子？

“我简直想对健康领域发生的一些事情翻个白眼。”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神经科学家、心理学教授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博士说，“不过据我所知，科赫在努力确保她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我们对科学发展的最佳设想。”

巴雷特在东北大学的研究实验室也获得了获得了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的资助，她现在是该组织的付费顾问。

2018 年，科赫邀请巴雷特参加了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主办的静修会，两人也因此相识。彼时，巴雷特刚刚撰写了《情绪是如何形成的》（How Are Emotions Are Made）一书，科赫也在资助对情绪和意识的研究，因此开始整理有关读心盒子的想法。

2014 年，科赫创立了 Tiny Blue Dot 研究基金会，并聘请了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两人没有亲戚关系）负责运营；他是西雅图艾伦脑科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的前主席，同时还继续担任该研究所的首席科学专家。

用科赫的话来说，她会对自己给人留下“敢于挑战习俗而不入主流”的印象而感到很难为情，但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即使在加州，她的做法也有点“不入主流”。她偶尔会寻求萨满教的心理治疗方式，并且在不断尝试可以用作药物的致幻剂。虽然大部分致幻剂仍然是非法的，但监管机构正在做出有关尝试，计划允许在治疗师监督下的创伤后压力和抑郁症治疗过程中使用摇头丸（MDMA）和裸盖菇素（从迷幻蘑菇中提取的天然致幻剂）。

“当我在尝试 MDMA 疗法时，我的身体里仿佛出现了兔八哥的角色。”科赫诚实地告诉我说。“还有那个名叫希尔维斯特的女巫，以及那个唱歌剧的维京小妞。从我还小的时候开始，我的读心盒子就逐渐形成了，但不知怎么的，我把这些角色都吸收了进去。”

这就是查尔斯·科赫的后代吗？

查尔斯·科赫拒绝接受采访。但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他称他的女儿“这一生都在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表示他对此感到“很高兴”且“非常自豪”。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发现自己的天赋，并充满热情地利用这些天赋来帮助他人。”他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需要时间、需要奋斗、尝试和犯错，我们的孩子也不例外。”

科赫与父亲

伊丽莎白·R.科赫（Elizabeth R. Koch）。图片来源：Philip Cheung

科赫对自我认同的迷恋（甚至有人可能会说是一种痴迷），始于她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长大的经历。她和比她小两岁的弟弟蔡斯（Chase）一样，上的都是私立学校。（她弟弟现在经营着一家与科氏工业集团有关联关系的风险投资公司 Koch Disruptive Technologies，该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炼油厂、医疗设备、化肥、化学品、纸制品和电池等领域。）

“威奇托市并不像纽约，到处都有很多富人。”科赫说，“所以我们从小就与其他人不同。我也一直生活在某种恐惧之中，害怕人们会因此而讨厌我。”

科赫还提到，成年后，她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开始意识到，她脑海中的很多故事并不都是真的。“我大部分痛苦的来源，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以及随之在脑海里编造的故事。这些都是让我陷入困境的因素。”她说。

为了解开自己的心结，科赫做了很多尝试。她曾在文学幽默杂志《鸦片》（Opium）担任编辑；她也尝试过写一部小说（事实上，她的小说还没有完稿。“这本书大约有 1400 页，其中有 24 个主要人物和 30 条情节线索。”）；她还去了秘鲁体验了死藤水，这是一种能引起呕吐的致幻茶。更有一次，她还去探索了一个裸体主义者聚居地。

2015 年，她创办了 Catapult 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名叫《各种各样的呼救声》（Cries for Help, Various）。前不久，Catapult 关停了在线杂志和写作栏目，以“确保”其核心图书业务的“成功未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科赫还涉足到电影融资领域，她曾担任由英国男演员伊德瑞斯·艾尔巴（Idris Elba）主演的《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和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的《哈里特》（Harriet）的首席制片人。

我慢慢发现科赫身上随和以及乐观的一面。当我问她继承到了多少财富时，她笑了。（而坐在旁边的公关负责人罗大声说道：“无可奉告”。）科赫前一分钟还很严肃地谈论着刑事司法改革（这是她父亲的慈善事业的重点之一），下一分钟她可能就会轻佻随意地谈及苏格兰一家销售高档墙纸的设计工作室。

在科赫那种生气勃勃、无拘无束的举止中，隐隐藏着一个例外：当我试图深入了解她与父亲（她称父亲为“老爹”）的关系时，我问到，在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的问题上，父亲可能对她产生了哪些直接影响。

她回应道，在四年级时，父亲曾要求她加入田径队，并且还亲自指导了她几年。“无论我们去哪里度假，他都会在早上 5 点叫我起床跑步。”她说，“在冬天，有时候甚至是下雪天，他都会开着车陪我跑步，而且他还会在车里放一些经济学磁带，总是希望我在跑步的时候也能学到知识。”

“他对您的期望是太高了吗？”我问道。

“这没有什么可责怪的。”她回答道，声音里透着坚强。“我其实很困惑，我总是用一种拧巴的方式把所有事情都拼凑在一起。但我又会对这一做法感到非常羞愧，甚至无法正面提起这些事。”

查尔斯·科赫在邮件中也说过：“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会敦促他们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我想这就是父母的职责。父母就是要帮助孩子充分发挥潜力，让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摆脱不了的负面影响

科赫有可能带领 Unlikely Collaborators 组织和她的“读心盒子”理念走向成功。她的财务和运营主管戈伦评价说：“这并不是一个三到五年的计划，她有着几十年的远见。”

但她永远也摆脱不了科赫家族带来的影响。有些人总是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些她不感兴趣或不愿提起的东西，比如反对她父亲的政治主张，尤其是他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法律法规。

去年，内容平台 Medium 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是时候让伊丽莎白·科赫为她的家族在气候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了》（It’s Time to Hold Elizabeth Koch Accountable for Her Family’s Role in the Climate Crisis）。

作家、学者希拉里·普拉姆（Hilary Plum）在非营利文学杂志《栅栏》（Fence）上也表达过：“科赫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任何与其家族保持距离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跟科赫家族的人合作，那他必须要站出来跟科赫家族对着干。”

在华纳兄弟前高管、Unlikely Collaborators 总裁格里高利看来，她知道科赫家族在某些圈子里很有影响力。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更加认为科赫非常适合领导有关弥合分歧的对话。

“我来自好莱坞，因此我已经习惯了身边的世界都是虚构的真实这种情况。但和科赫在一起，我能够真正意识到‘所见即所得’，这也正是她在交际能力方面的惊人之处。”格里高利说。

“初见她的时候我还非常谨慎，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对她敞开心扉，就好像她对我催了眠一样。”格里高利补充道。

译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