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个游客，肯定不会注意到，在南城先农坛北门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左手边，居然还有一个平民区，六七幢三层筒子楼，灰砖灰瓦，墙没刷白，青砖历历在目。

楼与楼之间的院子里，充斥着乱七八糟的杂物，视线只能在十米之内，抬眼，也只能看到杂物顶上的树枝。走廊下，到处都是各家的厨房，和杂物间。若在冬天，想要穿越，怕是要非常小心才是，以免碰倒了高高摞起的煤球堆。

两排筒子楼之间的那条不足百米的小巷，一曲三拐，因为很浅，也谈不上是什么巷。时不时，会有些卖糖墩小风车等杂货的伙计，也或有收破烂的，蹬着三轮车，在灰泥巷子里吆喝，那声响，尽管没侯宝林大师相声里的那么夸张和纯正，但总之若心不烦，身无事，总也是一种情调。

更多的，还是那半夜的枭鸣。先农坛内参天古柏随处可见，灰青的有点阴沉。不知在哪个树枝深处歇脚的鸟儿，白天总跟邻居家的瘦大爷一样，蔫蔫的不出声响，但等到了黄昏时分，忽然像公园里练歌的阿姨，长一声短一声的，此起彼伏，让无着落的心，也跟着它一松一紧的。青灰色的夜空，也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了。

三层的筒子楼，楼梯间被小心的邻居们充分利用起来，那狭窄的楼梯间，正好够一个人使用，另外也很公平，每家轮流一周清理厕所。还有一个需要轮流干的，是收水电费。整栋楼只有一个水表一个电表，每月的某个日子，就会有邻居半夜打个手电来敲门，要收电费了，你家这月分摊几元几角几分。人家甚至还预备好了找零的分币，等着一分一分找给你，一个子也不肯少给的。 楼上的人家，几乎把公共走廊全部都改造成了自己的厨房和纳凉之所了。尽管走廊顶棚上的墙皮像老去的树皮一样行将就木，但那根据说唐山大地震后穿上的铁棍，从前到后穿堂而过，似乎真的有了镇压作用，那些墙皮死而不僵，住了两年，没有一快掉下来的。若真是掉下来，不是砸在灶台上，就是砸在煤堆上，或者是闪身而过的住家上。

筒子楼间的空气，几乎是凝固的。阳春三月，当院里的树荫遮到走廊里时，每家的主妇，便开始将冬天没烧完的煤球堆，用各式塑料布遮盖好，放上平时不用的板凳和长棍类杂物，同时里里外外的墩地收拾屋子。夏天来了，每个普通的木门外，会再加一道沙帘门，为的是防蚊虫。那些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在先农坛北门牌楼外的马路口上，边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边唠嗑去了。那些腿脚不便的老大爷大妈们，则在自家沙帘门外，摆一方凳，摇着蒲扇，耳朵里听着屋里电视里的咿呀声，凝望着院子里罩得密不透风的树叶，神思飘曳。

秋天来了，巷子里便会出现那些像是刚从煤矿里走出来的卖煤人，蹬着载得满满煤球的三轮车，吆喝街坊四邻。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大妈们，有事没事总会来一句，煤球多钱一个啊？5毛。5毛贵了吧？我这是实心的。实心的也要不了那么贵啊？这样的对口相声，每天都要演出无数次。但那些看似憨厚的卖煤球小伙们，多多少少总有些收获的。他们的车上减了份，走廊里那些曾经被塑料薄膜覆盖的煤堆，便又增高了许多。

筒子楼里，冬天最长了。一股煤球味混着煤烟气，在那个小小的方寸之地，久久无法散去。原本灰色的世界，更加沉重了。曾经在马路上，牌楼下，巷子口，走廊上，赋闲的老街坊们，个个都猫在屋里了。屋里的采暖炉上，放着冒汽的烧水壶。长长的烟囱，总会根据家里逼仄的布局，左右逢源般的延伸到墙外去。一缕缕青烟，便从那伸在墙外的烟囱口，幽幽的融入到那个干燥而又乏味的世界里去了。

“有房子了，赶紧离开吧，这没什么可呆的，我们是没办法，我要搬了，一辈子再不回来了。”街坊这样的话，也随着那片低矮的，一直被人忽略的筒子楼的消失而消散了。当再一次踏上那方寸空间时，一切灰色都不在了，只有绿色的街心花园。穿越那个街心花园后，心理便说，不再来了，那里已经没有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