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轲拜访杨景尧老先生，并与其交流。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些年，我和我所在的民革支部党员努力搭建海峡两岸连心桥，增进两岸同胞感情，助推两岸文化交流。回顾过往，有四个小故事印象深刻：久违的亲情电话、撰写涉台社情民意信息、赠送台湾友人书画作品、探望关爱老台胞。

1980年，通过爷爷在香港的同学中转信件，我家恢复与台湾亲人通信。得知我大爷爷杨却俗，1948年以“国民大会”代表身份到台湾后在党政部门任职，1973年病逝台湾。之后，家里主要和杨却俗的儿子（我的大伯）、女儿（我的大姑）联系。后大伯移民美国，1994年到北京洽谈商贸，回许昌探亲与家人见面。当时我12岁，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大伯对我说：“杨轲这个名字很好！亚圣孟子就是名轲，你应向先贤学习！”大伯教我背诵《孟子》名篇，让我树立崇高理想信念。

随着老一辈亲人的相继离世，家里和台湾亲戚联系就很少了。我曾经通过网络搜索和一些家书找到台湾的表哥赵永生（我大姑的大儿子）的工作地址并给他写信。我在信中写到:“人的一生很短暂，唯有血缘和亲情是割舍不断的，永恒的。想到爷爷生前最大的愿望是一家人重逢相聚，但天涯海角终未实现，难免有很多遗憾，也同时盼望相聚之日早日实现！”

发信后的一段时间里，隔三差五我就去问有没有来自台湾的信件，却一次次失望而归。去信就像石沉大海，我十分沮丧。就在我想通过其他方式联络台湾亲人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来自海峡对面的来电，是表哥的！我和表哥谈近况，诉亲情，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和空间，一个电话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我跟表哥说我是一名民革党员、政协委员时，他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让我多为家乡作贡献。我也诚挚地邀请台湾亲人们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表哥欣然接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尤其是节日中，我和表哥互发祝福的信息。我也会把自己创作的描绘家乡新面貌、祖国新成就的油画作品发给表哥看，还把建言献策的情况告诉表哥。表哥看到我创作的乡愁系列油画作品时，他很受感动，鼓励我关注农民、农村，多创作这样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传递社会正能量。

2018年底，“台湾当局”不顾民众公然反对，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借”给日本展出。得知此事后，我与支部党员连夜商讨。民革党员贾亚峰作为古字画修复专家、非遗传承人，他说由于文物的不可再生性，若在“出借”过程中出现损坏，将永远无法看到完整的《祭侄文稿》。民革党员朱松银是河南省书协会员，他说《祭侄文稿》代表颜真卿的一生艺术成就，笔笔字字皆是血泪。结合他们的观点，我主笔撰写了社情民意信息《反对台当局<祭侄文稿>“出借”日本的理由和建议》。

民革党员吴娜是吴道子五十二代后裔、吴道子艺术研究会会长。2018年10月的一天，她接到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高峰论坛的邀请通知，得知可能有台湾政界人士出席。我建议她借机展示民革党员风采，把两岸一家亲、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坚强信念传达给他们。我还让吴娜带上我创作的象征着“事事如意”的柿子、“两岸和平”的和平鸽、“年年有余”的鱼等国画作品前去参加活动，准备将这些作品赠送给台湾同胞。

也是借此机缘，我创作的国画作品被中国国民党前代理主席、前“台湾省政府主席”林政则先生收藏。这激励着我和文化艺术支部党员们继续努力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作贡献。

2017年初，我赴河南许昌长葛后河镇探望了与我有“同宗”之情、捐资助学的“中国好人”杨景尧老先生。杨老1923年出生于长葛后河镇，曾任国民党空军军官，退役后定居台中；1990年，在长葛兴建“淑君中学”并捐献给政府，后毅然从台湾返回家乡定居，多年来累计捐资助学1700多万元，近万名学子受恩惠。

那天，杨老穿戴着米黄色的风衣和鸭舌帽，显得儒雅端庄。老人处事低调、说话谦和。他说，到台湾后，日日夜夜都在想家。现在党和政府对台胞关爱、优待，他方得以回来定居。“都说我捐了很多钱，但我从不记得捐了多少钱。只想要报答这片土地对我的养育之恩，不管捐赠多少钱都不能表达我对这片土地的深爱之情。”杨老对故乡的热爱溢于言表。

杨老需要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临别时，他送我们到门外，在门口和我们挥手告别。夕阳下，那抹冬日暖阳披在杨老身上。这些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久久难忘。但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会面。我为杨老创作的油画肖像刚刚完成，还没有亲手赠予他，老先生就于2018年12月25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杨老虽逝，但其“捐资助学，泽被乡梓，情系两岸，台胞楷模”的事迹和精神，如一盏明灯激励我前行。

（作者杨轲系民革河南省许昌市委会委员、文化艺术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