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翻译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做了大量翻译实践和理论建构，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华学术外译等国家层面的翻译建设工程的推进，众多中国作家作品的多语种版本的海外发行及以出版机构为主体的翻译规划项目的实施都有显著进展。我国翻译界对于如何让翻译在助力“中国声音”海外传播的规划性、规模性发挥得更好，如何使翻译的文化桥梁功能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深度的思考，从而在翻译理论建构中也颇有建树。

　　学者们致力于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在多个界面上不断开疆拓土，学术创新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比如，聂珍钊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历经20年的发展，在世界范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秋芳的“产出导向法”、王初明的“读后续写”等教学理论创新将中国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深入。这些原创的中国学术理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使得外语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深化和拓展。这一点在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的新精神中就可见一斑。这一文件颁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原因在于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关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在此前以语种为基础的外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基础上，新增了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和外语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这就意味着外语学科的内涵和外延被极大拓展，而外语学人的学术身份和属性也将更为明确和丰富。有一点是笃定的，那就是每一个二级学科的设立，背后都有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参与到理论建构、教育实践、观念推广的智力付出、精力投入和成果产出之中，是学术创想和学术共同体建构协同发展的结果。

　　新理念的提出、新理论的建构、新实践的探索需要创新思维。以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创新的译者行为研究为例，这一创新理论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有一定内在逻辑的研究成果群，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译者行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现象级的原创理论。

　　译者行为研究最大的创新在于将翻译行为从语言层面推进到社会文化层面并最终进入人学层面，从而实现了翻译从文本层面走入人本层面的跨越。事实上，翻译理论和实践领域一直有一种从文本走向人本的冲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语言过程逐渐向翻译作为文化过程转化的脉络日渐清晰，相关理念也层出不穷，人（译者）终于从翻译研究的巨大背影后走向前台，成为翻译研究中的核心元素。比如，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斯皮瓦克把译者喻为“文化掮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翻译教育领域专家丹尼尔·顾阿代克等人将翻译作为职业，翻译政策及社会翻译学领域专家瑞娜·梅拉茨等人将翻译语言和行为视为“意识形态对抗的核心”等也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从文本向人本转向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译者行为研究与这些观念形成呼应，以中国学者的思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学理化阐释和建构。

　　笔者从事文学研究，会经常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对诗歌的翻译，其间经常能感受到超越语言和文化本身的翻译困境。这样的困境事实上来源于人的思维方式、认知心理、文化语境、美学定位等多个层面。多年前，笔者曾翻译过语言诗学派的领军人物查尔斯·伯恩斯坦的诗歌。在翻译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感觉自己已经深度理解了语言诗学，也洞悉了伯恩斯坦的语言哲学和表达风格，因此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翻译可能有问题。然而，在一次诗歌朗诵活动中，笔者和伯恩斯坦分别用汉语和英文共同朗诵这几首诗时，突然诧异地发现，笔者和伯恩斯坦的朗诵表达方式完全不同，肢体语言所传递的情感也有很大差异。显然，我们对这些诗歌的理解并不一致。事后笔者一直在反思其中的原因，造成这些差异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表达主体不同。而笔者作为译者，是否完美地充当了“文化掮客”这个身份，笔者很不确定。诗歌翻译当然是较为特殊的翻译行为，这也是为何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说“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次翻译经历让笔者对译者的“文化掮客”身份开始极为关注，又极为慎重。任何时代、任何领域，对人的研究都是最复杂的，也是最有挑战性的，需要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宏阔的研究视野以及对文本和人的深度洞悉力。

　　在AI时代，译者行为研究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人与机器在翻译中的功能发生了碰撞，并由此引发了一些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新问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计算机辅助翻译被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的翻译实践之中，到如今人们开始谈论人类翻译是否还是必要的，短短半个世纪见证了翻译模式、手段和工具的颠覆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AI时代是翻译技术迭代更替的时代。然而，在我们接纳翻译技术、拥抱翻译技术的同时，却也产生了诸多困惑，比如翻译职业是否会被AI全面替代？AI翻译对翻译伦理产生了哪些冲击？AI时代的翻译本质、范畴、过程和行为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实这些问题提出的背后有一个相同的事实，那就是人和机器在翻译行为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个层面，译者行为研究给人在翻译行为中的作用做了一个科学的备注。在译者行为研究的逻辑中，翻译并非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人与社会文化生活深度融合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AI全面取代人工翻译的断言还嫌武断。目前来看，AI技术虽然在语言识别和处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尚难以取代人类在文化、历史、社会背景等方面的深刻理解。译者行为研究揭示的正是这一底层逻辑。

　　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译者行为研究也是如此。在AI时代，当翻译背后的直接逻辑变成了算法，而不再是人的语言加工、认知心理、情感投射和文化身份时，译者行为研究的学理基础、理论框架和实践探索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翻译行为不断增强内容创作的准确性和共鸣性、提高全球语言服务和翻译市场效率的背景下，译者行为研究的范式是否也会融入大语言模型等手段，从而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为译者行为研究增加更明确的科学的、实证的维度？这些问题是译者行为研究建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笔者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也一定会将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推向深入。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山东外语教学》主编）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7月4日第2926期

• 作者：王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