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长安，素以“一城文化，半城神仙”著称。自古及今，善书画者灿若星斗，辉映着历史的时空，也涵养、孳乳着长安城里的人文气象。
书法家谢福德
予友谢福德，生于甘陇，成于苦修。9岁时搦管习书，于颜筋柳骨中寻觅真谛，在波磔欹侧里领悟规矩。少年早慧加上持之以恒，尚在童蒙初小即为乡邻书写春联，在当地传为佳话。年岁渐长，转益多师，蔡邕、苏轼、黄庭坚、欧阳询莫不遍临法帖，苦觅神韵。举凡《书诀》《书断》《书品》——全都谙熟于心，至今案头常备的依然是竖版繁体《中国书法史》。穷则思变，志亦弥坚。艰苦的环境铸就了坚忍不拔的性格,远大的理想勃发出勇于进取的渴望。年方弱冠时, 谢福德投笔从戎，跻身人民军队的行列。因为出类拔萃,进入武警最高学府深造学习。部队转业，进入省直机关襄理事务，对毁誉浮沉多有感知。四十多年临池不辍，已经接近“笔有千钧凭吞吐，胸藏万壑任翕张”的境界。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先天的秉性，在他身上涵融吐纳，淬炼提纯，疏瀹心志，澡雪精神，自然在刚毅豪放里平添了几分灵秀，几多缜密，几许遒丽。在书法上,他最终“皈依”二王，手摩心追，几近痴迷。于是，从《笔势图》里探悟玄机，从兰亭序中研习机理。“陇上多豪，秦风猛劲”。北人骨子里的彪悍率直，经过优秀传统文化儒雅雄健的化育熏陶，表现在书法实践中，就是学养立身，自然育魂。渐渐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谢福德深入堂奥，撷萃咀英。
谢福德书法作品
酷暑难耐。一日，与谢君品茗论书。谈及当今书法进入“展览时代”后，既不能效法魏晋文人啸傲林下，也无法重复清人所追求的庙堂气象、金石风骨，谢君深有感触地说：“也许是风气使然，急功近利使许多参展作品可视性取代了可读性，设计性湮没了书写性，刻意追求的外在的形式屏蔽了内在的文化性。书法不再是“如其人，如其志”，而成为“纯粹的”“展览体”。因此，在当下书法繁荣发展的热运行中，更须具备创新性的冷思考。这是时代给书法人提出的课题，绝非简单地在创作形式与技法上向古典回归。当今时代，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提升书法创作主体——人的传统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观，强化知识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境界的高度，强化传统文化精神对书法的内在支撑力。”
谢福德书法作品
诚哉斯言!然则，如何矫正？
无他，倡导“文以载道”“艺文兼备”。书法创作既不能因艺而伤文，又不能因文而损艺，作品应该文质并重、相辅相成，在文与艺的相互支撑、相互兼容中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既要关心“写什么”，又要思考“如何写”，激浊扬清，培根铸魂。
古人书法，以“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折钗股”为最美佳构。具体而言，就是“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则如屋漏痕”，说的是不露圭角。“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则如壁坼”，注重布置有自然之巧。“指实臂悬，笔有全力，擫衄顿挫，书必入木，则如印印泥”，强调方圆深厚而不轻浮。“点必隐锋，波必三折，肘下风生，起止无迹，则如锥画沙”，主张劲利峻拔而不凝滞。“水墨得所，血润骨坚，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于曲直，则如折钗股”，警惕严重浑厚而不为蛇蚓之态。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新唐书·选举志》载：“凡书学《石林三经》限三岁，《说文》二岁，《学林》一岁”。《宋史·选举志》载：“书学习篆、隶、草三体，明《论文》、《学林》、《尔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这就要求学书者不仅要能写，还要通文字学，懂得训诂学、语言学，兼通儒家经典，做到书学修养与人格修养相表里，审美意识与人生阅历相融合。
谢福德作品
看谢君的书法，貌似随意而为，信笔挥洒。忖度之，却法度完备，使转自如，暗含秩序，线条与章法珠联璧合，字形追求大小参差，或颠仆，或偃仰，有时笔酣墨饱，一笔写就多字；有时写到笔渐枯时,以干笔飞白而成。浓淡得宜，疏密有致。从第一字落笔到末一字收笔，起讫处藏露结合，而运笔追求转折、提按、快慢、虚实变化。章法上更注重笔墨意趣，空灵中寓凝重，流美中见荡逸，强调虚实对比，大开大阖，以此体现时间上的节奏感。而空间上多以丰富的线条形态和墨色对比形成张力，彰显变化。在紧密的黑线之间流动着白的精魂，在黑与白的交织对抗中完成了上与下、虚与实的揖让、互补。
“真正要练好书法，还须纵身大化，融入自然。”
见我一脸疑窦，谢君拊掌笑谈：“一部《史记》，在天下名山大川、壮丽奇怪之处。对吗？”
是啊！司马迁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年，足迹不肯一日休”，“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史记》行文之所以奔放而浩漫,妍媚而蔚纡,感愤而伤激,或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或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是因为“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作者尽取而为文章。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这样的壮游,当然可以催生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谢福德作品
不光是《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得自于“江山之助”，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唐朝宰相郑綮，当有人问他：“相国近有新诗否？”他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这不太经意的一句话，说出了写诗要到大自然中寻找灵感的道理，非常耐人寻味。
陆游对此也深有体会：“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清黄宗羲有一段话值得深思：“古人不言诗而有诗，今人多言诗而无诗。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于景，其次求之于古，又其次求之于好尚。”求之于景，就是融入自然，这是最好的途径；求之于古，难免因袭而缺少创新；至于求之于好尚，赶时髦，染俗病,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山水无语，处处都有玄机，以四时变化和气度风神涵养着书法家的性灵，拓展着从艺者的襟抱。“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是何等的心旷神怡！老子“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有深意存焉。人与大自然交融合一，就有可能进入化境。明人苏伯衡说：“与造物者游，得于心，形于言，粲然在纸而成章，则谓之文；得于心，行于手，粲然在纸而成象，则谓之画。”书法家正是通过游山玩水，留心景物的差异，联系到书法的形态或韵律。天地万物，品类繁盛，都从不同的方向开启了书法心灵的通道，获得书斋无法给予的生命体验。怀素“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文同“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黄庭坚“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许多书法家由山水游历而得笔法章法，得形态神韵，同时淘洗胸襟的沉闷芜杂，激荡生机。
通常情况下，人们大多视书斋苦读为首要，以笔成冢墨成池为向往，甚至以为游山玩水浪费光阴。宋人王正德《余师录》批评道：“学者居一室之内，守简策，胶旧闻，任独以决天下事，鲜有不谬者。”譬如智永为王羲之之孙，死守家法，不免拘泥狭隘。唐人李嗣真评智永书：“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倘若智永书斋内旁搜远绍博涉诸家，书斋外情纵山川意驰草木，他的精神生活必定更加丰富多彩，笔下自有新气象。
不知不觉间，茶汤渐淡而游兴乍起。于是，收拾杯盏，暂息清谈，携手径往秦岭深处赏景消夏去！（王遂社 冯馨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