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我从巴基斯坦回到北京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后，总社通知我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开辟分社。当时，该地区只有加纳和利比里亚取得了不完全的独立，其余大多数国家还没有独立。但亚非会议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很快，一批非洲国家将要取得独立。我国同撒哈拉以南的各非洲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连一般往来也很少，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微。因此，总社决定要我先去加纳，争取常驻，因为加纳曾派出以农业部长科佐·博齐约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过亚非会议，同我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多少有一点关系。总社还要我争取访问更多的国家，参加其独立庆祝活动，了解其领导人对同我国发展关系的态度。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我在1958年底到达开罗，向加纳驻埃及使馆申请签证，等了两个多月，终于得到了为期两个月的签证。那时，加纳还是自治领，英国的势力很大，但恩克鲁玛总理（成立共和国后任总统）正在为成立共和国而努力，特别是加纳同刚取得完全独立的几内亚建立加—几联盟之后，这种努力更为强化，与英国的矛盾日益增加，但恩克鲁玛一直奉行非暴力主义，主张用和平手段取得独立。因此，我到加纳的时机较为有利。当时苏联同加纳也没有建交，只有一个《真理报》常驻记者。我采用了他取得常驻签证的经验，绕过由英国人担任局长的新闻局，直接拜访宣传部长科菲·巴科。他在政府中属于民族主义的一派，是恩克鲁玛的重要助手之一。我同他谈到了两国过去共同的遭遇和现在共同的奋斗目标，并且介绍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后很高兴，要我写一份要求常驻的申请信给他。但申请信送出后一连两个多星期没有消息，我心中有些着急。有一天在议会散会时，我在门口抢前找了恩克鲁玛总理，作了自我介绍，并谈了常驻的愿望。他对我到加纳表示欢迎，还说已看到了我送给巴科的有关加纳情况报道的剪报，关于我常驻的申请要我仍找巴科。没几天，巴科复信给我，表示欢迎我常驻。我立刻到警察局和新闻局办理了手续。后来，我同巴科很熟悉，当我问到他对两国关系的看法时，他很率直地说，现在加纳还不是完全独立，同中国的关系可能要在成立共和国之后才能考虑。后来，我又问了总理府部长和其他一些部长、官员，他们同巴科的看法差不多。有些友好的官员还建议先去几内亚，因为几内亚已完全独立，内外政策比加纳进步，同几内亚建交的可能性比加纳大。我也感到，英国人对加纳各方面控制很严，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暂时不大。开始时，我从北京和香港订阅的报刊全部被邮局没收，在我拜会英国人担任的邮电局长并提出抗议后，才按时送给我。后来，我又在电话听筒里发现了窃听器。

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塑像

　　1959年3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邀请我领导人参加几内亚民主党代表大会，被我婉拒，后几内亚有关部门请我去科纳克里采访。杜尔总统长期做工会工作，主张取得完全的独立，实行社会主义和中立、和平、不结盟政策。党代会之后，我又专门采访了杜尔总统。他对我国非常友好，说他钦佩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曾多次在集会上要求群众学习中国人长征的精神，争取祖国和非洲的独立和自由。他还表示，要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合作。我当时感到几内亚有可能最先同我建交，但没有估计到美、法、英等国力图对几内亚施加压力，阻挠几内亚同我国发展关系，一些西方报刊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不能让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立足点”。

毛泽东主席会见塞古·杜尔总统

　　1959年5月，总社通知我立即去科纳克里，因为我政府特使、驻摩洛哥大使白认同志要去科纳克里移交中国政府赠送给几内亚的一批大米。白大使根据国内指示，也拟相机同几内亚政府商谈建交。他首先拜访了经济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移交了已经运到几内亚港口的大米。经济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均很友好，对我国的支援表示感谢，对发展两国关系持积极态度，但要我们同杜尔总统（兼外长）直接商谈。当时，我们估计几内亚有可能立即同我国建交，因此白大使在拜访杜尔之前即拟好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后来，杜尔在接见时，白大使向杜尔提到了中几两国建交的事，杜尔表示同意。但正在商谈签署建交联合公报时，几内亚外交国务秘书来到杜尔会客厅，要杜尔出去商谈一件事。杜尔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后对两国建交事突然变了卦，说这件事待以后再考虑，白大使只好告辞。后来才知道，美国驻几内亚大使拜会了几内亚外交部国务秘书，就杜尔访美事进行了商谈，估计也对几内亚同我国建交一事施加了压力。几内亚当时在政治、经济上都很困难，杜尔不愿在访美之前得罪美国。

　　几个月后，杜尔派教育部长巴里·迪亚万杜到北京参加我国庆典礼，并在10月4日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12月中旬，我驻几临时代办赵源赴任。两个多月之后，台湾派往利比里亚的“大使”来到几内亚，几内亚外交部按“国宾”的礼节接待了他。赵源同志考虑到中几两国刚刚建交，因而未向几外交部提出交涉，但找了杜尔的弟弟——运输部长伊斯梅尔·杜尔，对此提出了意见。后来，伊斯梅尔·杜尔代表杜尔总统向赵源同志说明此事“安排有误”，表示歉意。柯华大使到任后，杜尔总统多次友好地接待了他。我国同几内亚建交并互派大使，影响很大，对后来发展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陪同下，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960年7月1日，加纳宣布成立共和国，在阿克拉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我政府应邀派政府特使、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参加庆祝典礼。第二天，恩克鲁玛总统接见柯大使，进行了友好谈话。在柯大使谈到两国建交时，他表示同意立即建交，说将派外交部长阿科·阿杰伊当晚到旅馆去拜访柯大使商谈此事。阿杰伊按时来到旅馆同柯华大使商谈并签署两国建交公报。阿杰伊在桌上拿了一张纸，当场起草了联合公报，并立即征求柯大使意见，柯大使对公报表示同意。接着阿杰伊就再抄了一份，自己签了字，然后请柯大使签字。联合公报的签字只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其快速程度创我们同其他国家办理建交手续的纪录。柯华大使刚回到使馆正要机要员把这份双方约定在7月5日一起公布的公报发回国内时，加纳电台却提前广播了这份公报，当时国内听到这个消息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久，我国即派黄华同志出任驻加纳首任大使。

恩克鲁玛与毛泽东主席

　　在此期间，西非法属塞内加尔和马里建成马里联邦，在1960年6月20日宣布独立。当时，马里联邦没有在加纳建立使馆，签证手续仍由法国代办。我向法国驻加纳使馆申请签证，采访马里联邦的独立庆典。法国使馆一直拖到庆祝典礼前几天才发给我三天的签证，而且当时主要的庆祝活动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进行，而签证却是到马里首都巴马科。我要求改到达喀尔，法国使馆却以时间来不及为由予以拒绝。我只能去巴马科。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和主要的部长都已去达喀尔，因此我只见了几位在巴马科的部长。但两个月以后，塞内加尔和马里矛盾激化，塞内加尔在8月20日宣布退出联邦，马里在9月22日宣布成立马里共和国，脱离法国的“西非共同体”，并且同加纳、几内亚结成了加—几—马联盟。塞内加尔封锁了铁路运输，给地处内陆的马里经济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根据总社的指示去马里共和国采访，鉴于上次法国使馆在签证上故意刁难，经柯华大使同意直接发电报给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希望在机场取得签证。两天后，凯塔复电对我表示欢迎。我再次到巴马科后，立刻向马里宣传部长戈洛戈提出采访凯塔总统的要求。第二天，总统接见了我。在我问到两国建交的可能性时，他表示完全同意建交，并希望中国政府派代表就此事进行商谈。他还建议中国政府派经济代表团前来商谈两国经济合作事宜。接着，我又向凯塔总统说明了我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并提出至今还有一个台湾的“大使”赖在巴马科不走。凯塔表示马里政府不会同台湾“建交”，而且要把那个“大使”撵走。凯塔总统同我的谈话非常友好坦率，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把原拟要采访的问题全部解决。在我回到几内亚汇报情况后没几天，外交部委派柯华大使到巴马科去商谈建交。柯大使也是直接给凯塔总统发了电报，并且很快收到了回电。凯塔给予柯大使非常热情友好的接待。第二天，柯大使同马里外交部秘书长达成了建交协议，并且在10月27日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三个月后，我首任驻马里大使赖亚力同志到达任所。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与莫迪博·凯塔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