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邳州梁王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苏北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城址，是研究黄淮地区人类文明起源和文明演进的“活教材”。
2013年《梁王城遗址发掘报告史前卷》出版；2023年，《梁王城遗址发掘报告商周卷》出版。两书出版相距整整10年，可见考古工作之漫长和艰巨。今年恰逢梁王城遗址发掘二十年，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和考古人员，探寻史前时期和商周时期邳州梁王城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梁王城曾是春秋徐国都城
“梁王城遗址是深埋在黄淮大地上一部厚重的史书。”梁王城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林留根教授感慨道。
梁王城遗址位于徐州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苏、鲁两省交界之处，京杭大运河傍依而过。1957年，南京博物院考古调查发现梁王城遗址，2003年夏秋筹划启动遗址考古发掘工作，2004—2009年，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历时五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如今在邳州博物馆，可以看到一面有多种颜色组成的墙面，这是根据梁王城遗址文化层剖面做的复原。每一种颜色的土层，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
邳州博物馆馆长程卫当年也参与了发掘工作，他告诉记者，这些地层中最底层的是大汶口文化（因山东大汶口遗址而得名，距今约6500—4500年），向上依次为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600年至4000年）、西周、春秋战国、汉代、六朝、宋、元、明、清直至现代的地层。“约5米高的文化层，凝聚的是5000年悠久历史。” 程卫说。
考古工作表明梁王城城址的始建年代为春秋中期，城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很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的闹市区域或政治经济中心。“非常幸运的是，梁王城遗址大部分被黄泛泥沙层所淹没，因此遗址保存状况良好。” 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原丰对当年的发掘记忆犹新。
梁王城属于什么样的城池？“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看，梁王城遗址在春秋时期应该就是古徐国后期的国都，最终被吴所灭。”原丰向记者还原了一段遥远的历史。
徐国的先祖为伯益，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若木被封于徐（今邳州、郯城一带），建徐国。其后，历夏、商、周三代，徐国都是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到了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君主）统治时期，徐国君主为徐偃王，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有36个邻国向其朝贡，疆域扩大到苏北、皖中、鲁南等广大地区。周穆王和徐国终于发生战争，徐偃王被击败后，为避免生灵涂炭，于彭城（今徐州）一带山林隐居，百姓跟随他的有上万人。周穆王让徐偃王的儿子继续统治徐国，此后，徐国有了数百年的太平时期。
春秋时期，徐国国力有所恢复，但已大不如前。公元前512年，吴国阖闾派孙武、伍子胥北渡淮河伐徐，引泗水淹徐。徐王章禹自知不敌，降吴遭拒后，携王室宗族弃国而走。徐国共经44代国君，计1600年左右。
为什么叫梁王城？因为城址附近有梁王城村，但梁王是谁，徐州市史志学会副会长李世明表示目前有不同的说法。综合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民谚传说，梁王城应为“徐王城”，其建造者是徐粮王（有学者认为应为徐糧王），所以被后人称作“粮王城”，后演变成良王、梁王。至于徐粮王的真实身份则还需进一步考证。
梁王城的形制特征、平面布局是怎样的呢？林留根介绍：“城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平面形状呈‘凸’字形，功能分别相当于郭城和宫城。”大城由城墙、城壕围合而成，总体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南北略长，东西稍短。小城处在全城地势最高处，高于城内活动面约5米，是俯瞰整个城址的中心和制高点，突出了王权地位，即老百姓常说的“金銮殿”。城址依山傍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完备的防御体系。
梁王城城址为什么是古徐国后期的都城，林留根列举了一些依据：梁王城作为徐国国都，大城与小城的双城制格局，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国都的形制格局一致；同时，不论是建城年代还是建城地点，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极为吻合。
“梁王城修筑了周长4200米，25米宽、15米高的城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绝对是一个浩大工程。”林留根说。
5000年前这里是一片“福地”
梁王城遗址最底两层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揭露了史前时期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填补了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空白，为研究区域文化谱系和类型有重要意义。”原丰认为这是遗址的主要成果和价值之一。
据程卫考证，黄帝长子少昊被尊为白帝，是整个东夷部落的首领。少昊一族统治东夷时间较长，考古发现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大约在距今6000多年前，有一支东夷人南下，当他们来到今天邳州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时，发现这里气候温暖湿润，于是决定留下。当年东夷人生活的地方，就是邳州的三个“国保级”文化遗址：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梁王城遗址。
那么五六千年前梁王城遗址的先民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年这里有河、有山、有高地，很适合先民生存，从出土文物可看出他们过着安宁幸福且质量较高的生活。”林留根称这是先民们难得的快乐时光。
遗址出土有不少石镰、石锛等农具，打造精细，磨损严重，表明这里有较大面积的农业种植；发现了大量的捕鱼工具网坠，在生活区和墓葬里还发现鱼骨和鱼刺，表明捕鱼在当时已相当发达；从发现的动物骨骼来看，当时的先民已驯养了猪和狗，有稳定的肉食来源，獐牙和鹿角则表明狩猎也是他们获取肉食的重要方式；土里到处有丽蚌壳，丽蚌这种生物生活在大面积的淡水区域，这些吃剩的壳表明先民有充足的食物。
遗址发现了纺线用的石纺轮和缝纫用的骨针，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纺织业。同时，纺轮多出土于女性墓葬中，与狩猎、战争活动相关的钺和镞则多出土于男性墓葬中，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且具有“男主外，女主内”的特征。
在墓中的随葬品中，只发现了6枚骨箭头。武器稀少可能是因为很少有战争，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资源足够丰富，部落之间不必因抢夺而发生冲突。
他们不仅“衣食无忧”，还有美酒可饮。不论男女，墓内随葬的基本都是酒器，最多的达到30余件。酒器有高档的如黑陶高柄杯和白陶酒杯，低档的如大大小小的杯、壶等，都贴身放在墓主身边。
他们住的也是“豪宅”，因为在遗址发现了“红烧土”。林留根表示，原始社会人们是用泥筑房，这是普通的住宅，生活好的居民就开始注重“装修”，就是将泥用火烧成红色，这样的墙体不仅更加结实，而且能够防潮，人住在里面会更加舒适。
这些先民虽然处于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但是已显露出了非常高的创造能力。遗址发掘出大量陶器，有鬶、罐、鼎盛、豆和背水壶等许多种类，最为珍贵的是黑陶中的蛋壳陶。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度左右，烧成的黑陶像被油漆过一样，光亮得能照出人的影子。蛋壳陶胎体最薄的仅为0．2毫米，且还有镂空。“因为薄胎在烧制时极易炸裂，生产难度很大，所以这样的工艺简直是个奇迹。”程卫说。
女性地位高，还有拔门牙习俗
5000多年前的梁王城呈现怎样的社会特征？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分化程度以及风俗特点。
在新石器时代，墓主大多是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但是梁王城大汶口文化墓地，却是女性多于男性，这种现象极为少见。根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孙浩然统计分析，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可分为三期，其中一期早段保存状况较好的成年单人墓葬共22座，出土随葬品302件。其中，男性墓葬5座，出土随葬品50件；女性墓葬11座，出土随葬品171件。男性墓墓均随葬品为10件，女性墓墓均随葬品约为15．5件。
一期和二期都是这种情况，二期时还有扩大的趋势，孙浩然认为这是当时社会的常态，即梁王城大汶口文化聚落中女性可能一直多于男性。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分化也已经出现，女性地位高于男性，虽然部分男性曾因参与战争获得和女性相当的社会地位，但社会一旦趋于稳定，女性的地位就会明显高于男性。
在墓葬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埋葬的成人大多少了两颗门牙。这是什么原因呢？林留根认为，在古代华夏人眼中，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东夷人有拔门牙的习俗。拔掉门齿影响发音和进食，这样做肯定不是出于实用，而是追求某种精神力量。
程卫发现每个墓主人都戴着一顶“陶制的帽子”，有的用陶盆、有的用陶鼎，加上成年墓主人大多少了两颗上门牙，他认为这可能源自东夷人变头与拔牙两种习俗。东夷人崇拜鸟类，穿衣打扮、容貌举止都模仿鸟的样子，变头是模仿鸟的头部，拔牙则是象征鸟嘴。
墓葬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解的现象。比如一般是母子合葬、夫妻合葬，而一墓中两名男子合葬，为首次发现。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的身高都在1．8米以上，比其他墓穴中的先民都要高。通常生活优裕的人个子才高，而这座墓中一件随葬品都没有，表示墓主是穷人。此外，其他墓主都是头东脚西，只有这两位“高人”是头南脚北，留下了很多谜团。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图片由梁王城考古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