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素有“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美誉。“孔孟之乡”自是不必多说，儒家文化发源地的美名享誉中外。那为什么被称作“运河之都”呢？济宁曾经靠运河赢得四百年繁华，但这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由于济宁特别是南旺特殊的地理环境，因此有着“济宁通则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停”的现象，这才是济宁成为“运河之都”的先决条件。故此，元明清三朝都将管理运河的最高行政机构——河道总督衙门设在济宁，并且在南旺设置都水司主事。当年的大运河曾在南旺被“难住”了，直到南旺枢纽分水工程的运行才得以解决。

明永乐年间，为了解决山东段运河因水源不足无法通航的问题，时任工部尚书宋礼接受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在南旺创建分水枢纽工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保证了运河漕运在明清两代五百余年的畅通无阻。6月21日，记者走进大运河南旺枢纽博物馆和南旺枢纽工程遗址，跨越数百年时空，探寻大运河南旺枢纽工程创建的前后历程。“南旺枢纽的主要水工设施为明代修建，是明代重开会通河后引汶入运的水利工程，为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水源，解决了‘水脊’缺水的难题，是大运河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水利枢纽之一。”汶上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运河文化数十载的刘建康向记者讲述了南旺枢纽工程背后的故事，以及白英征战“水脊”的治水智慧。

白英（1363—1419年），字节之，明初著名农民水利家。山东汶上颜珠村人，后迁居汶上彩山。白英是运河上的一位“老人”（10余名运河民夫的领班，不是指上年纪的人），治水、行船经验相当丰富，十分熟悉山东境内大运河及其附近地势、水情。

引汶济运 补充水源

明洪武年间，黄河在河南省原阳决口，滔滔河水漫入安山湖一带，淤积400余里，切断了明朝南北水路运输大动脉的大运河。永乐时，明朝迁都北京，营建北京所需的大量物资迫切需要北运，漕运变得尤为重要。当时漕运兼用运河和海运，但海运风险极高，运河无法通航，让朝廷百官和黎民百姓叫苦不迭，无不为之忧虑。明永乐九年（1411年），为早日实现运河再次通航，明成祖朱棣派工部尚书宋礼重新开浚会通河，千斤重担压在宋礼肩上。宋礼最初按照元代的治河方案，疏浚了会通河河道，但因水源不足，依然无法解决通航问题。据说宋礼因此一夜愁白了头，他茶饭不思，殚精竭虑，仍无良方。

为解决缺水难题，宋礼沿着汶河私访，在汶上彩山遇到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白英世居汶上，对于汶上周边州县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都非常了解，他准确地勘测出南旺才是整个运河的制高点，只有保证南旺水源充足，才能保证整个运河畅通。宋礼礼贤下士，诚邀白英参与治河，白英与宋礼一见如故，提出创建南旺枢纽工程的关键点——引汶济运。

白英建议借用大汶河水，在东平戴村筑戴村坝，戴村地势两岸夹山，地基比较稳定，又距南旺较近，是引汶济运的最好分水点，通过戴村坝截拦大汶河水，经过人工开挖的小汶河蜿蜒南下，直达运河的“水脊”汶上南旺。为调节运河水的南北流量，白英在南旺制高点建造了一个科学而合理的分水口，被后人称之为“龙王分水”，该分水口的建造，先是在小汶河与运河交汇的丁字口，筑砌了一道高4米、长220米的石驳岸，以消减汶水急流的冲击，而后在河底部建造了一个鱼脊状的石拨，即“鱼嘴”，以石拨将汶水分流南北，通过改变石拨的形状、方向和位置即可调整南北分流比例。

2008年，有关学者在对南旺枢纽考古发掘时，发现这段运河中密布木桩，桩间塞满粘土，这是当时为保护河床免遭冲刷而采取的护底措施，同时还发现在分水口两侧的运河堤岸有许多砖护坡岸，这是为了稳定河槽和控制分水流量的工程设施。

修建水闸 借水行舟

为保证充足的水源，白英在南旺周边地势低洼的地方疏挖改造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等天然湖泊，让它们通过“斗门”与运河相连接，成为运河的水源调节器，被称作“水柜”。他又在汶上周边州县收集和疏导300多处泉眼，将泉水引到“水柜”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为便利航运，针对地形高差大、河道坡度陡的特点，他改建修建水闸38座，通过启闭各闸，有效地控制水量，调节水流，分段延缓水势，以便船只可以顺利地通过南旺水脊。明成化十七年，在宋礼和白英开分水口整整70年后，明朝地方官府分别在分水口南北各相距2.5公里处修建了南边的柳林闸和北边的十里闸，被称为南旺上下闸。

“假设运粮船北上进京，到底是如何通过的呢？”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渠春荣利用南旺枢纽工程的立体沙盘进行了详细演示，最初柳林闸和十里闸闸门紧闭，当船只进入最高的南旺段，柳林闸打开的同时，下游的寺前铺闸同时关闭，这样柳林闸上下的水位持平，船只可以顺利地通过柳林闸进入到下游河段。“因为三个水柜存储的水量有限，所以旱季运河的船只往往要在南旺等待数天乃至数十天，达到一定数量后方可组成船队依次过闸。在那个没有石化动力的年代，在航道上设置水闸是帮助船只翻山越岭的主要方式。”渠春荣说。

而根据小汶河卫星图、考古图可以看到，河道蜿蜒曲折，为什么不挖一条直行的水渠，反而开挖一条迂回曲折的河道？这也是白英的智慧所在。从戴村坝到南旺分水口虽然直线距离仅有38千米，但是落差却达到13米，短距离内落差越大，对河床造成的冲击越大，危险系数也就越高。所以在开挖小汶河时，白英采取弯曲迂回、避高就低的策略，延伸河道长度，使河槽达到70多千米，降低河水流速的同时，又减少了水流对运河堤岸的冲击，达到了既要引水又要护堤护田的目的，正所谓“三弯抵一闸”。

治水八年 全线通航

经过宋礼和白英的努力，会通河得以畅通，保证了北京的物资需要，自此运河沿岸城镇商贸振兴，河道里帆樯林立。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廷罢海运，漕运专用运河。永乐十七年（1419年），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劳动，大运河南旺枢纽工程正式完成，有效保证了京杭大运河水源，实现了大运河的全线常年通航。由此，大运河真正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南旺枢纽工程告竣后，宋礼带着布衣白英进京复命。行至德州桑园驿，因八年治水而过度操劳的白英，竟呕血而死，时年56岁。宋礼谨遵白英遗愿，即刻返回汶上，将白英葬于彩山之阳。

“由于白英‘济运保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白英死后，明清历代为他建庙立祠，广颂业绩。其中，明代皇帝对他进行了追封，清雍正皇帝封他为‘永济神’，光绪皇帝封他为‘白大王’。清康熙、乾隆皇帝也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据汶上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刘建康介绍，在大运河南旺枢纽工程的基础上，明清两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不断进行整治修葺，陆续新建、改建多处河道和水利设施，并不断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机构，保障了自明成祖定都北京到清朝末年五百多年间的漕运畅通。

“经过明清两代的修祠祭祀，追加封号，史书中有关白英的记载越来越丰富，民间关于白英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运河沿岸至今仍有被人们广为传颂的‘白英点泉’的故事。”刘建康告诉记者。相传白英治理运河期间，带领官兵沿运河而行，突然止步，指地跺脚，平地喷出一口泉水，很快涨满了运河，使航船顺利通过，解除了人们的劳苦。这个故事虽然是民间传说，却足以说明民间对白英的推崇和景仰。

直到1855年，黄河于河南兰考铜瓦乡大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这次改道不仅结束了黄河南流泗、淮入海600余年的历史，也对京杭大运河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成为济宁以北大运河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到了20世纪初，随着海运和铁路运输的兴起，加上清政府的不作为，再也无力对运河进行大规模维护，导致河道淤塞，南旺枢纽工程也失去通航能力，最终废弃不用，逐渐湮没于黄土之中。

如今，在汶上县南旺镇还保存着南旺枢纽工程遗址以及分水龙王庙建筑群遗址。由白英设计监造的南旺枢纽工程，更是被后人赞誉为“北方的都江堰”。以白英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展现出的治水智慧，将在中华民族创造史上熠熠生辉。

记者：杨柳 摄影记者：王仰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