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迷离玄幻的都市之风与幽默调侃的叙事基调

郭彤彤的小说让我大感意外，这是因为，生长于陕西的小说传统里，他却走了另一条颇为逆反的路，我把它称之为都市现代主义叙事。当然，现代主义本身也很难界定，但是读者总是能在阅读中，感受到一条鲜明的界河，这种感觉，大不同于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所遵循的是19世纪以来的欧洲小说创作道路，以写实为其基本原则。这条路径，在当代陕西小说创作里，蔚为壮观，不仅成为主流，甚至成为唯一，很难见有新探索新开辟。即使曾经有一点儿变化，诸如白嘉轩看见白鹿隐于一片漫坡地（白鹿原），于是用水田换取这片旱地，从而使家门风水兴旺。或者庄子蝶见老奶牛开口说话（废都），以异类的感觉来审视这个世界，隐喻某种社会风尚等。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就作品的整体基调和风格做判断，它还是现实主义，而绝对归不到“现代派”或者“魔幻”道路上去。因为，一部长篇的神韵与质地，显示着作家的思维方式，作家对整个生活世界的理解，故事的脉络与人物命运走向，都行走在现实生活的逻辑轨迹之上，所以说，其整个书写方式，到底还是脱不开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典型环境与人物这几大基本要素。

郭彤彤的小说创作，故事与人物运演在叠加的都市时空里，人物身上有着似乎明晰又似乎含混的悬疑色彩，这种悬疑发生于都市五光十色的迷离中。人与人的交往，有了一种红尘里的破空味道，超越看透的调侃里带有那么一点儿颓唐，那种置万千事物于一己的满不在乎之上。这样的神气里，以一个调皮的超然的叙事人隐伏其间，传导出一代都市青年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里，有着见怪不怪的放达，有着举重若轻的轻蔑，有着对功利天下的嘲弄，不就是钱的事嘛，不就是个女人嘛！传统意义上那种庄重严肃的东西，在这种氛围里消解了。轻慢与戏弄，成为某种调质，某种武器，面对都市的压迫做着抵抗。说抵抗也许显得悲壮，其实也谈不上，就是一种都市中孵化出来的某种私人生活情调。这种调质，瓦解了农耕文明下僵硬庄正的人伦秩序，从而成为都市生活中的润滑剂。

郭彤彤的叙事语调，很有点儿幽默化的市民风，他的语言是鲜活的口语化的，这种语言，生发于西安的街巷杂院之间，有着地方性的俗语俚语味道，但和关中方言却有着鲜明区别，鲜活且充满生活趣味，不是知识分子那种书面化的书卷气十足的雅语。在他的叙事中，你可以鲜活地感受到叙事者的体温，作品里的叙事者，本身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通过他的叙事，你能真切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情绪和性格，比如在《把你的床借给我》这篇小说里，刘裕是第一叙事人，他和吴质是铁杆兄弟那种，小说这样展开他的故事：吴质这货“悄然地恋上了有夫之妇唐姬，随后，一步到位地启动了私奔模式。”瞧瞧这种叙事语体，本来叙事者是一个隐伏的形象，却又一下子鲜活地跳跃在幕前。“吴质这小子到底算哪门子鸟呢？无非是《长安驿报》社会新闻组一位专门写东家长西家短鸡鸣狗盗垃圾消息的小小新闻狗而已——雪纳瑞泰迪那种。”说吴质是“新闻狗”，多么鲜活风趣的比喻，形象又传神地表达了朋友之间的相互戏谑，接着说，“吴质这货”现在带着他私奔的情人唐姬，要借住到我这儿，说唐姬要是个美人，“可能我还会略尽绵薄之力”，毕竟我跟吴质，属于那种“永恒的发小”。但唐姬我熟悉，他带这样的女人来，“我的确一万个不乐意”。因为这个女人长得奇高，她的“胸足以让任何第一眼看到她的所有男人永远在心中熄灭某种想象”。如此女人，哥们却要领到他家里来，睡他家的床。叙事人刘裕，自身那种对女人观感的搞笑小九九，也在叙事中，纤毫毕现地映照出自身的斤两和性格特征。刘裕继续他的讲述：更为可气的是，唐姬竟然死在了他家的床上，这使他与这件谋杀案扯不清关系。警察（小说里调皮地称之为捕快）来调查，自己也受到了牵连。小说接着叙述与案件关联的几个人物，刘裕、吴质、唐姬、屠夫等，且以各自不同的视角，进入到故事里，故事的介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一多视角的变换，使观众有若上帝，通过与案件关联的不同叙事人，全方位进入到人物内心，更重要的是，获取了对不同人格不同位置的人之独特理解。小说构筑并展现出一个扑朔迷离的悬疑剧情，这使阅读的吸引力得到加强。多个侧面的介入，打破了唯一视角的阅读强迫性，让读者在对人物的观感中，具有了一定宽容性的选择空间。这不仅让读者享有了上帝般的全知感觉，更重要的是，读者在这一事件的追溯中，获取了对他者世界的谅解，提升了人的认知力，因为理解性同情本身，就是一个打开的多元视景，人们领略了不同个性的彰显，看到了精彩纷呈的人物面影。

二、 传统小说的主干特质与横出的现代新枝

小说形态虽有万千差异，但总起来看，其孕育产生总是脱不开地域环境。农村与都市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存在，当然其孕育的小说形态、人物故事、语言特征也鲜明两分。特别是2000年之前，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背景下，更是如此。以陕西地貌气候观之，截然三段：陕北、关中、陕南。省会西安刚好位居关中地区中部，东西向各四百里，号称八百里秦川。秦川所孕育形成的都市西安，在城市形态上一直显得体量偏小，人口基数小是其一，直到2000年，加上周围郊县，也才有700万人口。城市形态也略显单一，缺乏叠加的多元文化样态，未能形成丰富庞博的经济能力与文化样式，商贸流通与文化交流相对单一，缺少繁复多样的形态。所以，从其孕育的条件而言，单薄的西安城，一直未能孕育出影响全国的都市题材的大作家。但陕西文学在全国而言，无疑当得起重镇之谓，尽管都市文学没有突破，但广阔的农村区域，却走出了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这样享誉全国的作家。

当我想定位郭彤彤的创作风格时，不得不说陕西地域文化传统，由之也才能说清他的创作所形成的独异面貌。陕西省会西安所在区域——关中地区，是关学在民间影响极为深厚的地区，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关中人的精神气质。关学的形成，从北宋张载到吕大钧兄弟，再到李复，接着是元代被称为“杨氏三代”的杨恭懿父子所形成的“郁郁遗风”，明中期的吕柟和明晚期的冯从吾直至清末的刘古愚，他们在儒家理学的建构中，抓住了“通经致用”与“躬行礼教”，从而将“致用”与“躬行”落实到日常生活里，《吕氏乡约》就这样走向了民间，参与了日常生活的构建。这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有着生动的再现阐释。在深厚的关学思想影响下，现实主义创作与地域关学文化相互激荡交融，形成了一种质直朴实、稳健厚实的小说叙事风格。在这块传统遗脉强固之地，西安城墙内虽有了活态的商业活动，但却被农耕文明形态所笼罩，而不是相反。关学构成的深刻影响，成为塑造陕西小说创作的覆盖性精神因素，也因此而大作连连。都市化叙事却未能秀出，作品也一直显得冷落寡单。

陕西作家群体的构成，以及其创作，皆以“农”字作为关键词。作家群体以农村出身者为主，作家的题材选择，亦多是乡村故事，在此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冯积岐、方英文等，它们构成了陕西创作的中坚力量。这样梳理，可以看到，陕西乡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无疑是创作的主脉。这种以乡村书写为主脉的现状，构成了传统特色，且极为成功。正因为创作传统的强大影响，陕西194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多沿袭成规的传统道路，以乡村题材为叙事主体，以现实主义风格为选项，构成强劲涌动的文坛潮流。

这一点似乎也理所当然，原因无外乎现实主义创作的成功所形成的示范性效应。在整个中国文坛，陕西的小说创作构成了强有力的地域特征，或者说，在这一方地域中，酝酿并形成覆盖这个区域的一种特殊景观。于是，这一传统少有人能够逸出，人们习惯于追寻大家的足迹，追随或沿袭已经成功的道路前行。柳青开其先河，路遥、陈忠实摹其神韵，走在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径上，且获取大成功。这样因传统而形成一定规定性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成为陕西小说创作的特有语境，这个语境就是个体命运与宏大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相勾连，个体命运成为历史文化演进之下的注解。作家往往通过个体命运来阐释一个大时代，揭示时代的本质，这是其一。其二，倚重农村题材。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直至贾平凹，一直以农村书写作为圭臬，不管是柳青的合作化道路叙事，还是陈忠实的民国往事，或者路遥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逻辑，三人合起来构成了一幅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到七八十年代的乡村生活震荡变迁的历史长卷。这一宏阔叙事，厚重大气且亮人眼球，没有人能忽略这三位作家的显赫存在。但郭彤彤显然却走了另一条道路，非陕西传统的写作。

三、都市生活的一种自省式嘲弄

郭彤彤的小说叙事，另辟蹊径，无法用现实主义传统尺度做衡量。他的小说集《蚂蚁蚂蚁走呀走》，其叙事节奏明快，语言诙谐，具有掩藏不住的嘲弄揶揄味道，有着一本正经的讽喻挖苦。在这样的抒写里，读者仿若看到作者笔下的叙事者，常常荡漾在嘴边的那一丝嘲讽式笑意。这种嘲弄，不仅是面向他者，而且也面向叙事者本身，所以具有了自省自嘲的意味。对自身的反观式嘲弄，成为作品的一种叙事基调，从而使作品有了一种超越性品质。特别是，他解构了现实人性的那种崇高神圣企图，将古典主义以来的圣造、超拔、膜拜全然颠覆，将那种道貌岸然的俗世虚伪撕掉，将那种伪崇高瓦解，人性中的荒唐可笑处，被撕开给人看。

这种叙事是智性的。这种嘲弄，酿造了小说某种情绪，使小说与生活融合混同，具有了可欣赏玩味的气息。作品甚或包括了对自我的嘲笑，写出了那种叙事者本身的可笑处。因了作品中这种嘲笑讽喻，常常反向朝向自我，具有明确的自嘲味道。于是，作品与那种一本正经的叙事拉开距离，他将生活的沉重抖开来——远观，仿若斜着眼睛轻松地赏玩嘲笑自己，这是现代性艺术的一种表现。就是说，那种沉重的叙事，那种切近并加诸我们自身的压抑感沉重感不在了，变换成了一种戏谑。即使严重到一桩杀人案件，其叙事调质也照样带有某种怪诞的忍俊不禁。尽管生活沉重依旧，由于反向的审视，使身处事中的自己不仅是一个观者，同时也成为被观者。这一奇特的怪味审美，是由小说的叙事建构起来的。小说集中，《把你的床借给我》这部中篇，叙事的主调质是刘裕的视角构成，他在叙述，先说唐姬死在自己家的床上后，然后捕快怎么来讯问，接着荡开来，引向更为深入的展开——我与妻子的关系。说我和妻子庾敏怎么相识，怎么结婚，庾敏怎样在“做爱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并且必须获得满意答案”之类。不动声色地揭示出庾敏的心机与谋划，庾敏从给家里买来画案习练书法，到做爱时将头右转过去，“观赏挂历上印着的一幅怀素的《食鱼帖》局部”，习练三四个月之后，就鬼使神差认识了长安书坛大佬何祃谘，并且要拜他为师。庾敏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名人的位置，成为享誉长安的书法家。作者在这里的描写既有着细部的客观再现，有着鲜明的讽喻挖苦，对人生世相的讽喻里，加进了叙事者的叙事调质情绪，而我（叙事者刘裕）在叙事中，也成为讽喻的对象。如写到庾敏要办拜师会，作者这样写来：“庾敏的拜师会达到了群贤毕至的境界”，而我作为庾敏的丈夫，也出席了那天的拜师会。接着叙事者以玩笑调侃的口吻说，“我之所以与会的主要原因是，庾敏要求我在大会期间负一点小责，就是给到会的每一位书坛大佬倒倒茶敬敬烟什么的。我呢，也借着机会和他们说上一句或更多句的话”。作者没有漏掉刘裕的视角，他的视角也暴露出他的卑屑，既有着对眼下之物的反讽口吻，也有着对自身灵魂的讽喻。到此似乎还不尽兴，故事继续了我（丈夫刘裕）的观感：“总之这次庾敏的拜师会留给我的总体印象特别好，这次拜师会堪称是长安书坛的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会。”给这样一个依靠色相投机上位的庾敏，却用了如此严肃庄正的表达，愈加显得滑稽可笑。

小说讽喻那些道貌岸然的一本正经，让人看到了书坛的肮脏。庾敏自此成为书坛一个名人，于是像“赛怀素小毕”这样的大家都来家里拜访庾敏了。小说展开了这个小毕跟我（刘裕）的一段对话，设定的情景是庾敏此刻在外，还未到家，我就先支应了一下，因为小毕和庾敏同是何祃谘的学生，按辈分我和小毕就是兄弟辈了，呼他为哥。“我和小毕哥说了好一会儿话——这样表述显得我挺不严谨。”“小毕哥怎么能和我闲聊呢？我几乎都是在倾听小毕哥说话，尽管小毕哥在与我说话的时候，选择的是汉语普通话，且有间歇性的长安方言出现，但我还是听不大明白，汗颜得很”。小说辛辣的讽刺味道十足，那种明白人看着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的人的那种嘲弄性地陪小心，看着他说一些唬人的大词卖弄高大上的假模假式，语调谦恭，谑趣横生，实在高明。“小毕哥说他心里很难受，孩子们都去玩电脑了，没有人拿毛笔写字了，他担心中华民族的根儿就断了。我就弱弱地想，孩子们不拿毛笔写字儿，就能把中华民族的根儿给撅断喽？这个中华民族的根儿怎么就这么脆弱呢？”原来，小毕担心的是自己的书法班上的学员难招了，影响了他的收入。如此攀升到天上的高尚理由，又如此低到庸俗不堪的小算盘，两相映对，令人喷饭。

生活中，我们固然无法抖掉加诸自身的重负，但是我们却可以另辟蹊径，远观我们自身，就如同远观我们的欲望一样，看看自身欲望如何在支配自我，从而超然地成为另一个自我，观赏那个可笑的人儿。故事里的刘裕，无法控制庾敏与自己的情感，更无法控制庾敏与自己的性事，他可以揶揄自己，说这个时期（指庾敏做了何祃谘的入门弟子后），“庾敏的酮体对于我来说，已经不能以‘遥远的美丽的传说’来做以比喻了，最恰当的比喻应该是恍如隔世”。刘裕当然无法躲过自身的肉体渴望，好像我们无法躲过我们自身的内在要求一样，我们往往被它支配着，干一些没名堂的事，如没头苍蝇，碰来碰去，似乎幸福又似乎悲惨，似乎庄严又似乎荒诞。小说就这样提供一种对我们自身生活的距离，分离出另一个自我做观照，照见了我们的迫不得已，看到了我们自身的荒唐可笑，这不正是现代都市所产生的一种反思性的智者人格么？

四、偶然性乃都市化生成的普遍境遇

上面我讨论陕西小说创作时，说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大群名震遐迩的大作家，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属于乡村书写，不管是作家出身还是作品的题材选择，均离不开乡土。但21世纪以降，西安城成长为真正的大都市，并且，渐渐生成于其间的都市气脉也酝酿成形，这种气脉，以从中生长孕育出一群作家艺术家为标志，他们身上自然地携带有都市的韵致气息。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里，透露出这座都市带给他们的人文质素。郭彤彤当是其代表之一，他已经完全脱离开父辈的乡村气息，成为了最早被酿造而成的都市人。

都市人对生活的感觉是另一番况味，他的困惑他的境遇，他的无奈，他的哂笑，都具有了都市的超然和清醒，而非乡村那种古典式的善恶两途，泾渭分明。他所感受到的问题，往往是无奈中混合着说不清的复杂况味，让你莫衷一是。这种感受，在《我吼叫吓你一跳》这个短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蔡京本是镐京中学一个美术教师，专业过硬，为人和善，年年获优秀。不成想在一次坐公交去参加老同学聚会途中，因205公交坏到三爻村站附近，自己憋尿，就寻到旁边一处石棉瓦盖的建筑工棚旁解手，这一泡尿使他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他听到石棉瓦内有水声，“下意识地将脑袋凑到工棚露出许多缝隙的墙上望里看了一眼”，里面“水汽氤氲”，隐约看到一个“女人体在搓垢痂，实在没啥看头”。但这一眼却给自己带来大麻烦，接着头上挨了一棒，工棚里冲出三四个男人，打他一顿不说，他还被扭送到派出所，最后被罚款1000元，写一份检讨，让单位领导黄校长将人领回去。按说这么一档子事，到此就结束了，还能怎样呢？

但故事的发展却出乎蔡京意外，周围一切在静悄悄发生改变。他周五本有一个美术兴趣班，班里的女同学竟然一个也没到，问男同学，个个窃笑。他给女友赵红打电话，赵红语气冷淡，不听他的解释，“人家派出所都把你抓了，你解释什么？”然后，他想找黄校长算账，黄校长说好了给他保密，但是现在学校里连学生们都知道了，这家伙太缺德。找黄校长不遇，他又去女友家，想给她说清楚，但是女友的冰冷拒绝，让他连解释的心情也丧失了。现在“蔡京成了孤家寡人，同事和学生没有谁愿意和他多说话，特别是有些平时自认为略有姿色的女同事女学生都开始躲着他了”。他苦恼万分，也愤怒万分。他又一次找到了派出所，当时处理这件事的警察竟然都认不出他了，他委屈无比地向警察解释。警察说，那天你到底看没有看人家洗澡？要说没看，我可以重新调查。他说，看了。警察说，这就对了，看了就看了，以后注意就是了。蔡京总觉得哪一块不对，语速极快地诉说到，我“根本就不是有意看工棚里那个肥胖的女人洗澡”，“我不是那种下三烂”，“我根本就不稀罕看那种女人的身体”。警察生气了，问：“你不稀罕你看啥呢？”蔡京说，“我是美院毕业，从上附中到大学毕业，在美院呆了10年，画过的人体像多了，为啥还要看一个我不认识的胖女人洗澡。再说我也有女朋友，马上就结婚了，你说我怎么能看人家洗澡呢？”警察似乎被他说服了，笑眯眯地递了一根烟给他。说你这人还蛮有意思，不就是看个洗澡嘛，没啥没啥。蔡京强调说，我不稀罕，“谁稀罕那种女人的裸体呢？那么胖，一身赘肉，跟母猪似的”。最后，警察把蔡京送出派出所，临告别时，拍着他的肩膀，依旧笑眯眯地说：“蔡老师，其实呀，我们抓的好多嫖客都是有老婆的，他们也不稀罕，哈……”小说结尾一句话是：“警察爽朗的笑声，令蔡京手脚冰凉。”

这是一出带点儿荒诞的故事，又是那么真实。就蔡京而言，整个事件总有哪儿不对劲，但整个事件又的确是这样，他的个人声誉，在社会上活人的那种看不见的尊严和价值凭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这些东西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不影响你的存在，比如，也没有严重到影响你的职业，但总觉得人生在哪儿发生改变了，这个象征和隐喻里，包含着某种令人深思的东西。对于个体命运而言，蔡京从一个人人喜欢的优秀教师，变为大家心里鄙弃的下流人物。女友吹了，学校里不再信任，人生光彩就此暗淡。作者以有污点的蔡京作为主人公，以他的视角写出了自身强烈的愤怒，但最后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他想挥拳应对，却找不到对象。就这样，仿若围起来的海绵墙，无声无息地消解了他的愤怒与冲撞。尽管他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公不平，却又深感沮丧和绝望。蔡京的这种境遇，让读者感同身受。谁不恐惧这样的偶然性，谁的命运能强过这一张大网？原来，生命路途中的命运之神，总是悄悄地隐藏在你的身边，时刻地窥视你，只要一丁点儿的错失，就让你魂飞魄散。人类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秩序感，造得如此严密坚硬，稍微的越轨，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这让人深感生命中某些时刻的无力感，被冤屈被误会的无力感。在蔡京所触及的这个系统里，每一个人都没有错，蔡京的经历似乎也没有什么错，但却就这样被钉在了某根耻辱柱上，任他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这种叙事通过生命境遇的偶然性，表达出了人的普遍困境，与传统书写的善恶两极的必然性完全不同，但却更能激起人们深长思考。

五、都市化塑造的“病蚌”，如何艺术化为“成珠”

假如说，上述分析我们厘清了都市化小说的一个特征，就是偶然性对人命运的改变。那么，下面我想特别讨论都市化小说的另一特质，就是站在个体私生活变幻波动的边缘，细细打量书写个人命运的沉浮。在《水晶之恋》这个作品里，作者有能力从一件极为细末的屑碎事件发端，直入人物的内心感觉，并从这种内心感觉里道出一个人的命运走向来。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云雀，本有了一个自己觉得可托付终身的结婚对象周郎，两人已经“同居好几年了”，但结婚一事，周郎一直不开口，自己个女孩子又不好直说，思来想去，“她还是特意挑了个日子，并且很奢侈地到一家美容院做了1250块钱的全套美容，然后在‘稻草人’服装专卖店细心地挑选了两套时装，最后选定了一家充满了蓝色情调的酒吧。”静静地等待周郎，等待这个美好时刻的到来，然后将“我想和你结婚”这句话说出来。结果周郎整整迟到了20分钟，这倒不要说起，一坐下来竟然就埋怨到：“怎么到这儿来？9：30我还要见客户，中午说了，你晚上随便弄个疙瘩汤一吃就行了。瞧瞧你现在，一盘点心78元，伸着脖子挨宰。”“你知道不知道挣钱的艰辛？”至此，云雀精心设计的所有幸福话语，刹那风流云散，人“彻底僵硬在那里”。

然后第二天周郎去天津出差，晚上云雀打通了周郎手机，硬着头皮说出“我想和你结婚”这句话。作者这样写到：“然后云雀什么话都不说，周郎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在云雀要收线的时候，周郎说：“天津下雨了”。周郎从天津回来，云雀问：“我电话里说的事你看咋办呢？”周问：“什么事？”“云雀的眼泪又要夺眶而出了”，她觉得一切要结束了。收拾箱子要走，周郎说：“你发什么神经？我刚从天津回来，累死了，两天没睡好。”就在两人推搡的过程中，箱子掉下来砸了云雀的脚趾，云雀打了周郎一耳光，周郎骂了她一句“泼妇”。云雀就这样出了门，遇到了从长安来深圳演出的同学，跟同学回到了西安，在唐乐宫演出。期间电话一个没有，对周郎抱着的某种渺茫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叙述上述情节，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很善于通过精雕细刻的笔触，写出人物心理的细微末节，而这些细微处恰是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那只易被忽略的暗藏的手，这也是都市小说专注于人物本身命运运演的特征。人物正是在这样一丝一缕的心理张弛中，走向了另一路径。

云雀被周郎冷淡，后又被张辽抛弃。假如说周郎的冷淡还有些男人的厌倦在其中，毕竟同居好几年了。那么张辽的抛弃却完全因了他极端的怪癖。正因为张辽对女人丁字裤的厌恶，而发现云雀竟也穿了这种跳艳舞的女孩才穿的东西，一下子丧失了对云雀的爱意，加上又发现与他相爱之前，云雀还有一段情感往事，一下子倒了胃口，竟至于最终分了手。小说再现了生活世界的荒唐，将现代人的特殊心理感觉诉诸笔端，使之成为现代都市的某种鬼魅精魂。作者这一代人，出生于70年代末期，完全成长于现代都市氛围里，与父辈不同，彻底隔断了与农村生活的血脉关联，成为新一代纯粹的都市人，甚至可以这样说，郭彤彤一代，是西安这座都市里，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现代都市人。

云雀与周郎的关系，与张辽的关系，是现代都市生活派生而出，人物的感觉心理，事件冲突的酿造，似乎与社会历史的实际运行关联不大，更不是哪个人物的品质有了什么问题，或者思想进步或落后了，你很难找出那种善恶对错的因果从而做出一番道德判断。云雀的境遇是现代人的境遇，没有家庭羁绊，没有社会性的他人约束，纯粹的个人化境遇。这是都市生成的一代所可能遭际的普遍性境遇，是他们所面临的尖锐现实。可以这样说，《红楼梦》所结构起来的社会问题，比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而不得，这一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酿造的悲剧。到了五四时期，至少在社会上层与知识精英阶层获得解决，青年人冲破了家庭牢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自己的爱恋。到了现代，一对年轻人想在一起，似乎连空气都不会阻挡了，但他们面临的新问题却是那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自身带来的，是充分展开的自我和复杂多样的心理状态带来的，现代小说所揭示的正是这一大特征。在个我隔开了与社会的关联后，进入纯粹私生活领域的人，其痛苦竟然是因为自由选择而来！

郭彤彤小说就是这种都市化生活凝结而成的“病蚌”，在痛苦中幻化“成珠”。他有自己特殊的叙事策略，能敏锐捕捉到人物具有的代表性心理和动作意象，诸如张辽对丁字裤的敏感，云雀等不来周郎那句求婚的话而只好自己说出等。作品将人物的某一具有特征的动作行为放大，从而具有了特殊意味。在《挺像只写诗的手》中，有三个人物，张辽，娜尔斯，键盘手。张辽是这部小说集中重复出现的人物，但在不同故事里，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除了名字，他实际上不是一个前后性格和行为贯穿一致的人物。这个短篇里，张辽的经典动作是写诗给娜尔斯，并将这一意象动作贯穿始终。娜尔斯是游移的，爱上键盘手只是因为“每个晚上能挣个百儿八十块”，“也就是说键盘手一个月可以挣3000块钱，而张辽只能挣456.7元。”后来，张辽因发表了一首诗歌，又将娜尔斯召唤到了身边，但键盘手对娜尔斯锲而不舍，紧追不放，他深情表白说，“你知道吗，我离开你的日子，我在为你挣钱，是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生活要有钱就是要有物质基础，诗不能过日子你知道吗？”娜尔斯在反复中，似乎真明白了“诗不能过日子”，随之与键盘手复和。张辽愤怒之下，三拳打翻了键盘手，回应了前面键盘手曾打倒了他，有意味的情节复现。这一次，张辽与娜尔斯彻底分手了。这样一个小短篇，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作品主题相当于“月亮与六便士”，是浪漫理想与俗世物质的对决。这样的故事里，读者可以感到张辽的哀伤，同时又不无可笑滑稽。因为沉浸于诗的浪漫中的张辽，对物质化人间俗世如此隔膜，隔膜到好笑的程度。但你又实在笑不起来，远方的召唤与脚下的现实，人不正在处在这两极之间么？一个思维正常的女孩子，在两者之间，该如何选择呢？一百年前困惑了毛姆的问题，远隔千山万水，跑到了郭彤彤的感知里。

《蚂蚁蚂蚁走呀走》这部小说集里，与书名同名的这篇小说，故事里，唐姬（又一个重名却非一致的人物）被作为杀死谈美的凶手而入狱，但是被小毕等医生判为精神病患者，唐姬却认为霍光是嫌犯，谈美的丈夫张颌又是唐姬的情人，所以由爱而生恨的霍光就想杀死谈美，嫁祸于唐姬。这样一个故事，作者运用人物视角进行叙事，通过四个人的视角，从不同方面写一个人的各个侧面，突破了单一视角的线性单纯化叙事，而将读者带入一种复杂的人性展开状态里。都市生活万花筒般的炫目光点，呈现在这样的故事叙事中。都市现代性叙事元素的展开，淡化了必然性。这一点刚好与传统现实主义抒写相反，现实主义将人物绑定在社会历史的车轮上，证明了个人命运其实就是时代的命运，个人说到底不过是大时代车轮上的一只蝼蚁，随着时代车轮的碾压而呻吟。但站在个人化命运的角度而言，大时代固然还是大时代，但个人命运并不必与历史的必然性相合，偶然性命运总是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彰显出那种意料不到，使其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现代性倾心于个体命运，并以进入私生活领域深入探索为务，力图真实地揭示个人的情感生活，使小说的重归于小说，这也许正是它与传统现实主义大不相同之处。

（仵埂，西安培华学院 教授）

20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