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对女性生育友好的社会，包括带薪产假和育儿假、托育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有利于更大程度地释放生育潜能

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的通告》，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生育一孩累计补贴7500元；生育二孩累计补贴11000元；生育三孩累计补贴19000元。

近年来，全国多城先后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例如，近日山东济南出台新规：本市户籍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2022年12月云南省五部门印发的《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规定，2023年1月1日起，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二孩补贴2000元、三孩补贴5000元），育儿补助（二孩、三孩0—3岁期间每人每年补助800元）。此前，四川攀枝花、湖南长沙等城市也已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各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的背景，是2017年至2021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已连续五年下降。从各地已公布的2022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预计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第六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的出生率从2016年的13.57‰下降到2021年的7.52‰。

而更重要的，不但出生率下降，生育意愿也在下降。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54个和1.48个。

因而，面对出生率和生育意愿双双下降的新形势，各地有必要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近年来多地发布的生育奖励措施，主要集中在发放育儿补贴。发放育儿补贴对于鼓励生育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毕竟，这是真金白银的鼓励生育，而不是空洞的口头承诺。但需要指出的是，仅仅靠发放育儿补贴，显然不能有效地提升生育率。因为把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成年，所花费的金额至少需几十万元。按照深圳拟出台的育儿补贴金额，对于抚养孩子的成本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可见，即便是财政强市的深圳，其激励力度和实际作用也相对有限。

在我看来，要真正鼓励生育，既要做激励生育的加法，更要做减轻生育成本的减法。

为何近年来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育儿成本（包括医疗、托幼、教育、住房成本等）过高；对于职场女性来说，还面临着要“生娃”还是“升职”的艰难抉择。目前我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生育孩子的同时兼顾职场工作，所以有些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以换取在事业上的机会。

因此，要扫除这些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还需出台政策性的、集成性的、甚至是更高层面的有效激励措施，切实减轻年轻家庭生娃的后顾之忧。比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现在一些双职工家庭不愿意生孩子，其中一个顾虑就是担心“孩子生出来没人带”，为此，需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切实减轻双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负担。

另一个则是，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益。目前，一些用人单位认为女性结婚以后要怀孕、休产假、哺乳孩子，不如招聘男性以节约人力资源成本。虽然用人单位在招聘中不敢公开歧视女性，但仍然可能存在隐性的性别歧视。为此，各地可以陆续实施父母育儿假，既可以让男性分担一部分育儿责任，也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此外，在医疗、教育、住房、税收等方面，也同样可以从政策上对育孩家庭予以照顾。政策核心就一个，系统性地降低养育孩子的成本。

多国的经验表明，构建一个对女性生育友好的社会，包括带薪产假和育儿假、托育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有利于更大程度地释放生育潜能。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何亚福（人口学者）

编辑 汪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