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指自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年）至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覆灭之间约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希腊化世界的影响范围涵盖从东地中海到中亚、南亚次大陆的广大地区，带来了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希腊化时代的艺术既非古典时代艺术的纯粹延续，也非向罗马艺术过渡的衰落阶段，而是一个崭新的艺术时期。艺术作为时代内在精神的外在呈现，时代变化往往引发艺术观念的革新，希腊人及其后裔的艺术观念与审美理想发生了诸多转变。希腊化时代的艺术遗产丰富而广阔，《拉奥孔》又称《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被誉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拉奥孔》为大理石材质群雕，表现了拉奥孔父子三人被巨蛇缠咬、濒临绝境时的痛苦场景，由罗得岛雕刻家阿格桑德罗斯和他的儿子阿塔诺多库斯、波利多洛斯共同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这件作品所展现的悲怆与崇高不仅是希腊化时代精神的缩影，也是希腊化时代艺术哲学转向的集中阐释。
其一，从社会动荡到悲观思潮涌现。亚历山大远征致使波斯帝国建立的亚洲秩序被摧毁，旧有的城邦小国体系和古典文化不再适配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帝国分崩离析，战争不断。伴随罗马的兴盛扩张、希腊本土的陷落、东方民族的渐起反抗和希腊化诸国的覆灭，一系列政治、社会、宗教剧变，引发人们对命运问题的悲观与担忧。出于对命运的无力感，这一时期表现命运女神提喀（Tyche）的作品有所增加。对命运的悲观情绪催生了诺斯替主义这一希腊哲学晚期的神秘主义悲观思潮，影响了希腊化时期的艺术走向。希腊化世界的人们惶恐于内外部的巨大变迁，陷入人与环境间异化的二元论困境。苦难让他们质疑原诸神的信仰，思考神祇的堕落，并试图通过寻求神秘的知识“诺斯”来对抗世界的无序与心灵的恐慌。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城祭司，因泄露了特洛伊木马天机触怒众神而被雅典娜派出的两条巨蛇杀死。群雕中他的躯体由于痛苦而扭曲，青筋与血管暴出，面部神态处于极度的压抑之中，传达出惊恐和绝望的精神状态。这不仅是拉奥孔无可逃避的悲剧性命运的视觉化展现，也是战争、恐惧与不确定性在艺术中的反映，其中体现的悲观意识、悲剧情结正是那个混乱无序时代普遍的社会情绪。
其二，由强烈的戏剧性表现激情主义。希腊化时期由社会新思潮带来的艺术需求的变化致使审美趣味发生转变，强调内心意识的艺术观念普及开来，艺术家热衷表现美与爱、生与死等拥有强烈戏剧冲突的主题，尤为善于捕捉并表现激情顶点的戏剧性时刻，雕塑艺术亦追求丰沛的激情与戏剧爆发力。《拉奥孔》拥有强烈的戏剧表现力和显著的艺术形式语言直观性，造型上呈现出浪漫主义的动感。所有的激情与痛苦凝固于瞬间的动作，传达出悲剧性的冲突与人物内在的激情，超越了古典艺术的感官印象。群雕高达184厘米，面对这件作品，犹如身临其境般观赏一幕震撼人心的伟大悲剧。拉奥孔左侧的大儿子正在抬起左脚挣脱巨蛇的缠缚，惊恐地向右朝父亲看去，似乎有免于死亡的可能，让观者为之紧张。小儿子已奄奄一息，高高举起的右臂似乎是在用最后的力气做着绝望的挣扎，勾起观者的惋惜之情。人物的肌肉动态传达出痛苦、反抗和挣脱状态下的力量感和极度的恐惧、紧张情绪，惨烈、悲壮的气息笼罩着整个作品。
其三，由只表现“美”到不回避“丑”。在古希腊人看来，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艺术是自觉为美而美的行为，创作必须服从美，与美相容。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都一以贯之地坚持着对美的原则，艺术家喜爱以绝对的、单纯的、静穆的“美”表征创作对象的伟大人格，很少被允许展现真正的“丑”。由于造型艺术的首要原则是“美”，因而痛苦状态下扭曲的形体与高度的美必然是不兼容的。为此，艺术家常会削弱、回避对痛苦的直接展示。温克尔曼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1755）一文中认为：“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一切剧烈情感中都表现出一种伟大和平衡的心灵”，“这种痛苦并未使得拉奥孔面孔和全身显示出狂烈的动乱”。拉奥孔的面部虽然痛苦，却并未呈现出“放声狂叫”之态，没有展露出极度扭曲丑陋的表情，而是通过隐忍的内在精神力量来面对非人的折磨，展现正义和悲壮的英雄主义情怀。莱辛在其美学论著《拉奥孔——论画与诗的界限》（1766）中提出：“真实与表情应该是艺术的首要法律。”艺术家可以为了更高的精神目的而牺牲美，通过真实与表情将丑陋转化为艺术美。《拉奥孔》在较为直观表现身体痛苦的前提下达成最高的美，构成“美”与“丑”间平衡、和谐的临界感，让其成为破坏“美”的艺术哲学转向的最佳代表。
其四，以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以人性取代神性。面对新世界的无序及对生命意义的求索，坚持个人自由的犬儒主义学派、关注现实生活的斯多亚学派、倡导以人为目的伊壁鸠鲁学派等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哲学体系呈现多元融汇的格局。随着希腊化世界疆域的拓展，原城邦公民的集体意识被削弱、个人主义意识觉醒，在哲学意义上愈发成为完整的人。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不再局限于城邦之内的弹丸之地，创作迎来了自由的全盛时期。他们既为统治者也为个人工作，艺术的功能由政治性的教育、训导变成可以享受和炫耀的美的技艺，个性鲜明的创作意识开启了真正的艺术构建时期。希腊化时代强调个人的经历与情感。杨巨平在其专著《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中提及：希腊化时期，个人幸福即哲学的目的。艺术亦开始以人为目的，重视个体性，肯定人的生命与自由，展现个体的成功与失败。古希腊艺术有神人同形同性的古典传统，希腊化时代艺术创作的题材从奥林匹斯山神祇拓展到普通人物，不再局限于宗教表现，雕塑成为具有真实性的、能够反映现实的艺术。艺术家用区别于既往理想主义的社会现实主义手法表达内心意识，赋予作品鲜活的人格形象与个性特征。《拉奥孔》在人物刻画上有着现实主义的写实细腻，宛如真实的人间受难父子，精准展现了人体肌肉的细微变化，把握住了人物瞬息变化的动作姿态，不仅真实可信，更抵达了亚里士多德口中希腊艺术“形式与质料的完全统一”。对于观者而言，这种现实主义也会引起强烈情感共鸣，唤起对于人类苦难的共情与悲悯以及对世俗的关切。
希腊化时代观念与情感的发展较为协调，古典型艺术公式构成其艺术哲学的起点，时代与社会面貌的更迭促使希腊化时代艺术哲学发生一系列转向。伴随着文化的多元化与思想的开放化，古希腊艺术理想与信仰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高贵的优美与澎湃的激情在这一时期交织，构成了希腊化艺术的璀璨与伟大，彰显了时代性与民族性，并深刻影响了世界艺术发展进程。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古代艺术交流研究”（gxyqZD2022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