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电影圈里的异数，江湖传说，神隐分子，“低产”代名词。从1999年毕业到今天，算上毕业作品《犯罪分子》和春节档正在上映的《无名》，他也只拍过五部电影。六年前，《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后他一度心灰意冷，觉得拍电影还不如去写小说。六年后，他带着《无名》重出江湖，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像一个旧时来客，怀着对严肃文学的某种执念，用自己的语法去寻找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
文｜想要二刷《无名》的Elly
来源：陈鲁豫的电影沙发（lyyy_scndgs）
我不太享受拍电影的过程
1月12日，程耳接受鲁豫采访，当时距离电影《无名》上映还有十天。采访前一天上午九点，他将影片交给出品方之一的华夏电影做大量拷贝，很快这些拷贝就会被寄往全国各大影院。对程耳而言，他在这一刻关于《无名》的全部工作都已完结，电影接下来的命运只能交给观众。
六年前，《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后程耳一度心灰意冷——“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费了那么大劲儿，可能大家未必会理解，我也没有那么享受（拍电影的）过程，那我究竟在干什么？”当时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对得起这碗白米饭》，在那篇文章里，程耳写道：“我偶尔穷尽解释，说我们电影还不错，你看观众评价还不错，你看这个人说他喜欢你。我能读懂他狡猾眼睛里的句子以及他撇嘴时的唇语，但是不卖钱哦。是啊，但是不卖钱哦。我只得沉默地举起酒杯来化解尴尬，推杯换盏，推杯换盏。我真的想更多地去写小说了。”
但即便失望至此，他的表达欲也从未停止，拍电影仍然是他必须要做的事。这和写小说不一样，写一本小说，能卖出多少，口碑如何，都只与作家个人相关，对他人并无太多影响。但拍一部电影，牵涉到方方面面。谁不希望自己的电影叫好又叫座，但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都屈指可数，要想成为诺兰、冈萨雷斯和伊斯特伍德，总得需要更多的才华和天赋。
整体来看，他觉得这一次《无名》的完成度还不错，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次”——无论造型、美术、摄影还是演员的表演，都在80%以上。他希望这部电影能够给支持他的各方一个交待，不让投资方亏钱，不让演员们失望，尽可能每个人都有所得。
从过去到现在，程耳其实一直不太享受拍电影的过程。有些人一到片场或是看见人群就很兴奋，他正好相反，看见人多的场合就觉得烦，拍戏休息时，剧组其他工作人员在外面欢声笑语，他自己待在帐篷里，默默地对着一个漆黑的监视器。他根本没有办法像其他人那样放松下来，“因为你要对所有人的结果负责，无论是资方还是每个演员。”
当初为什么要拍电影？程耳想起来，他从小就爱创作。小时候喜欢写文章，最初想当一名作家，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去考了电影学院，原本也只是想试试看，结果阴差阳错考上了。1995年，程耳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导演系的一名新生。他觉得这个结果也不错，因为导演和作家有相通之处，都是以文学为土壤。
小时候看电影，大多是香港商业片，打来打去的那种。初中时看《教父》，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看到20分钟左右便睡着了，一直睡到电影结束。看《美国往事》，100分钟的录像带，也是边看边疑惑——这什么啊？为什么都说好啊？直到上大学以后，他坐在北电的拉片室里，才终于看懂了《教父》，也终于发现，原来《美国往事》是如此漫长的一部电影。
那是一段疯狂汲取知识的年代，在学校里，程耳每一天都在阅读，每一天都在看电影。那时他迷恋布努埃尔，阅读他所有剧本，自己也会不停地写，“你只有通过文字去真正架构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你才能真正深入到（电影）内部去理解它。”
1999年，程耳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毕业作品是一部31分钟的短片，叫《犯罪分子》，讲述一个照相馆老板要筹一笔钱给母亲治病的故事。电影是用胶片拍摄，程耳一人承包导演、编剧和剪接工作，影片采用非线性叙事，古典配乐，具有强烈的作者表达，这些也成为程耳日后特有的个人风格。电影在学院放映厅放映后，全场掌声雷动，程耳一鸣惊人。
20多年过去了，《犯罪分子》依然被称为“北电最牛学生作业”。但程耳却在《犯罪分子》之后，消失了很久。
你愿为这瞬间付出多大代价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程耳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因为找投资困难，毕业六年都没拍过一部电影。终于在2006年，他筹到三百万，拍了个人第一部长片《第三个人》。此后，程耳又陷入漫长的沉寂期。
从1999年毕业到今天，算上毕业作品《犯罪分子》和正在上映的《无名》，程耳也只拍过五部电影，且每部之间间隔时长大约为四五六七年。在电影圈里，他是异数，是江湖传说，是神隐分子，是“低产”代名词。
在那些不拍电影的日子里，他常常一个人待着。冬季来临前，他每天都要去打网球，一两个小时左右，从不间断。
他喜欢一个人开车，这是他一天中最沉浸的时刻。一边开车一边思考，偶尔脑海中冒出一些只言片语，他会默默记住。
他总是一个人干很多事，没有司机，没有助理，参加活动也是独自前行，麻烦别人会让他特别难为情。
睡醒后，他一般喝半天茶，抽半天烟，再看会儿书，如果觉得好看，就一直看到天黑。
他喜欢写作，相比于拍电影，写小说的空间更开阔也更自我——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就能创造一方世界。2016年，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读者看过后表示：“气死人了，程耳电影拍得不错，居然小说也写得好。”近几年，他又在写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叫《东亚往事》，电影《无名》里可以看到这本小说的一些影子。
程耳不爱写长篇——没耐心，太疲惫。他更习惯于简短地诉说一件事，认为没有谁的人生值得巨细无遗地去书写。就像《无名》里的叶秘书和方小姐，他们本可以拥有更完整的故事，但程耳最终展现给观众的只有寥寥数笔。就像江疏影饰演的江小姐，全片与她相关的场景只有三处，但看完之后你却对这个人物充满想象——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一步……
拍电影这些年，程耳越来越明白，对于整部电影也好，对于电影中的每个人物也好，导演最终要做的其实就是取舍。
在他的小说里，这种取舍也随处可见——对于瞬间，程耳总是会用更多笔墨去描述，而对于漫长的时空跨越，他反而只用短短几句话一笔带过。他觉得这和回忆过往很像——我们总是会花很长时间去想象那个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却极少去仔细回忆关于那一年的点点滴滴。“也许我潜意识里认为——”他说，“大多时光都是无效的。”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程耳会觉得拍电影如此煎熬。他享受写剧本的过程，也喜欢剪接、铺音乐的过程，唯独漫长的拍摄过程，常常令他怀疑自己的工作价值——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一大笔钱、耗费这么大精力去干这么一件事？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没饭吃。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瞬间的喜悦”又给了他继续拍下去的动力，比如拍到一个超出预期的画面或是一个跟自己想象所重叠的画面时，那种兴奋和感动总是无可取代的，它所带来的吸引力也是绝无仅有的。
他想起拍《罗曼蒂克消亡史》时，当时朋友向他推荐闫妮，但程耳之前对于她的认知仅仅就是“喜剧演员”，与闫妮见过一面后便安排她饰演“渡部太太”，角色戏份不是很多，发挥空间有限。后来在拍摄现场，有一场家族吃饭戏，王妈上菜时跟葛优饰演的“陆先生”讲起府上新来的车夫，说此人什么事都能做，比如“杀人”。渡部太太听到后，立马接了一句：“王妈，怎么现在连你也学得要打打杀杀。”
当时闫妮说完这句台词后，程耳惊呆了——“她即便是上海话没有那么标准，都很有上海话特有的那种韵味。怎么可能把台词说到这个程度？我当时跟我太太说，闫妮太厉害了，演这个角色太浪费了，我觉得应该让她演王妈。”程耳的太太吴娜是那部电影的制片人，她很支持程耳的决定，马上去协调此事。因为那场戏涉及的演员太多，每个演员档期都卡得很死，换演员意味着之前的所有镜头都得废掉，要重拍这场戏，重新排演员时间，原本马上就要拆掉的场景也得将拆期延后两个月，这个决定对于剧组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但程耳认为，值得。
“为什么这么决绝地让闫妮去演王妈？可能也是因为她那一句台词出来时，确实让监视器前的我体会到这种‘短暂的激情’。闫妮很好，天生的演员，她只要一出现，整个画面都会变得很生动，所以她的的‘飞页’也是非常多的。”
对程耳来说，这是一道终极取舍题——是否要用长期的压抑来换取这短暂的激情？你愿意为了这个瞬间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个严肃创作者的永恒底色
《无名》上映之前，程耳听到过一些反馈信息：大家担心《无名》会像《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太过文艺。结果预告片一出来，人们看到几个明晃晃的大字：超级商业片。但看过电影之后你又会发现，它并不是人们传统想象中的商业大片，它依然“特别程耳”。
“我从拍短片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包括人物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一个方向。包括这次的《无名》，可能最初有人也会期待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商业片，一个纯粹的商业片，但拍出来之后大家一看，它还是那样，一看就还是他（程耳）的电影。”
程耳有时候也会琢磨：我的创作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凝固下来的？他想也许是在《边境风云》之后，他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根基。有时他会觉得，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其实很难有本质上的进步或退步，可能会在自己的系统里做出一些调整，但内核不会改变。
电影《无名》所描述的，依然是一种生存困境。影片英文片名是贾樟柯起的——Hidden Blade，意为“袖剑”，刺客的标志性武器。它很像电影中的那些人，都是被隐藏起来的刀锋。
他们是生活在动荡年代里的流亡者，在一个个重大生存危机之下各自取舍，做出不同选择，最终你会发现，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阶层，无论他们之前经历过什么，在战争面前，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们被卷入历史的洪流，行走在刀光剑影中，最后如烟一般散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无名》里的角色虽然没有人物原型，但他们都来自于那个真实的年代，他们是那段历史中的每一颗尘埃。
在创作角色的过程中，程耳一般会明确想到某个人物应该由谁来演，然后会联系对方，看看他的时间和意愿。《无名》中的“张先生”，原剧本中没有他在电影里的那些段落，它们属于“飞页”，程耳在创作时其实还没有想好由谁来演，但在落笔那一刻，他的内心已经十分笃定——如此大量的对白，这样微妙的情绪，黄磊应该是最佳人选。
电影中的“何主任”，程耳在剧本只完成70%的时候就想到了梁朝伟，于是找到他，给他看了当时还处于创作中的剧本。梁朝伟看完剧本之后觉得不错，又去补看《罗曼蒂克消亡史》并被打动了，觉得可以参与一下，于是从香港来到上海隔离，然后进行拍摄。
程耳选角，从不试戏，通常是大家见见面，说说话，聊聊天，更多是靠一种感觉和想象。当初拍摄《边境风云》选择杨坤演杀手，只是因为当时他和杨坤住在同一小区，总能见到对方拎着皮箱等车的身影，于是在心里幻想：杨坤可能是个杀手，又要去执行任务。
选定王一博出演《无名》也是如此。他听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也没看过王一博的表演。他很少拍年轻演员，对于他们缺乏了解。当初他从一堆照片里看到王一博，觉得这男孩形象不错，可以试试。但他身边没人认识王一博，于是他给黄磊打电话，黄磊说可以帮他联系。隔天，他在工作室里与王一博见了一面，两人聊了聊天，他想象对方扮成戏中角色的样子——一个生活在战乱年代里的年轻人，一个茫然的无依无靠的如孤岛一般的年轻人。他觉得应该很适合，于是在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做出一个决定——邀请王一博参演电影。
这些年，程耳虽然量产很少，但在找演员方面却没遇到过太大阻力，他后来分析，这是大家对他的信任。“演员看到剧本之后愿意和我合作，也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他也一直在尽所能地去保护这些演员——要求拍摄现场尽量保持安静，让演员们更加沉入角色，以最好的状态来面对镜头。他从来不会对演员说出难听的话，每演完一条都是夸赞，然后建议对方——接下来我们再换个方式去演，试试是什么感觉。
《无名》杀青那一天，程耳与大家一块去吃饭，喝了很多酒。他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失落。剧组像是一个浓缩版的社会，在这里一切都是加速的，情感也好，合作也罢，剧组生活总是这样——大家在最好的时候轰然而散，彼此不知去向。在这个流行告别的年代里，他是那个不太擅长告别的人。
时间在流动，但程耳发现，有些东西无法改变。一个严肃的创作者终将拥有永恒的底色，对他来说，那可能是一种方向或者氛围，关于某种疲惫，某种徒劳，某种距离，某种失落。人们或许能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一些词汇，关于真相，关于掩盖，关于弱者，关于不公。
在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他好似一个旧时来客，怀着对严肃文学的某种执念，不愿做出太多妥协。他透过镜头去表达，以他的语法寻找那些愿意倾听的人。
这不是腔调，而是本能。
采访素材参考及配图来源｜《鲁豫有约一日行》程耳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