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娄山》作为一部脱贫攻坚类的“主题创作”长篇小说，较好地处理了主题鲜明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这是王华20余年文学创作的积累和自然延伸。作为贵州籍仡佬族作家的王华，对云贵大山深处的生活十分熟悉，对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存有真挚的情感，这是她能够高质量完成有关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此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她如何将自己熟悉的生活与真挚的情感艺术性地呈现出来，没有后者的成功，就不会有《大娄山》现在的魅力。
关键词：《大娄山》 王华 主题创作 脱贫攻坚
作者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编审（北京100010）。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4期P82—P86
责任编辑：陈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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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华长篇小说新作《大娄山》的阅读，首先勾起的竟然是我对近20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
大约是2005年前后，我刚开始接手《当代》终审工作，来自贵州的女性作者王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引起了我的注意。缘由其实很简单：对我这个好歹也是吃了20余年文学饭的半“资深”者而言，王华其名一片空白，却一上来就写长篇，而且还是要发在有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誉的《当代》这样重要的杂志上……这些因素的叠加，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和“格外重视”。于是我先认真看了一下初、复审编辑签发的送审陈述，再进入对作品的终审。说实话，刚进入时的阅读感觉并不是很好，文字语言虽质朴，但也未免有些太质朴、太不讲究，我耐着性子往下看直至终了，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连串毛茸茸的乡村底层生活，特别是那种对生活的艰难乃至苦难的讲述不仅有一种清新感还十分抓人。说实话，对这种稿子无论取舍都各有其理由，也各有其风险。考虑到自己刚接手，只要作品内容导向没毛病就还是尊重初、复审的意见吧，毕竟他们也都是资深编辑了。于是，我也就签了同意发稿但需再作些剪裁的意见。不曾想到的是过了不久，在送上来的终审稿中，竟然又有王华的另一部长篇《傩赐》，而作品的基本状态，无论是特色还是不足与上一部也相差不大。一家知名的文学双月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推出同一个作家的两部长篇，且作品基本品相又差不多，对编刊人而言，这个动作本身就有点不合常规了。于是，我不得不叫来相关编辑讨论一番，当然我反对的并不是稿件本身而是如此集中使用，而责任编辑却认为：当时国内文坛，偏于一己之小情调、小格局的作品不少，而关注民生、特别是关注社会深处的则不多。王华这些作品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一头扎进社会深处，内容鲜活、情感质朴。作为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为自己办刊重要追求之一的《当代》集中推出这样的作品，就是要释放我们“文学关注民生”的鲜明主张。这个理由我当然认同，《当代》自创刊以来，在老主编秦兆阳的带领下所形成的这个特色在业内也是众所皆知。责编的理由及《当代》的特色说服了我，因此王华这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作家一年内竟两次占据了《当代》的长篇位置，这种现象在当时所谓“四大名旦”中还是十分鲜见的，以至于有敏感的媒体记者就这一现象还专门进行了采访。
说实话，如果没有现在对《大娄山》的阅读，这段往事我已几近遗忘；而本文开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其予以回述绝不是为了炫耀什么，而只是想表达如下这样一个基本意思：《大娄山》出自王华之手绝非偶然，而是她自身创作合逻辑的一种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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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大娄山》的创作时，王华有过这样一段夫子自道：“2020 年 11 月，我接受省作协交办的任务，去写那些在脱贫攻坚战中牺牲的人们。就是说，我要去写一部英雄谱。可是我要说，他们真不是英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普通的普通人，也像我们一样在日常工作中寻找着那点日常的意义。”而在我看来，尽管王华这次创作的直接触发点是缘于需要完成一次“交办的任务”，但这“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特别是完成的质量如何？则完全取决于她过往生活的积累以及创作的修为。尽管迄今我还从未见过王华其人，但对《大娄山》的阅读，一方面让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王华，既有点熟悉又不敢完全相认；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没有过往近20年的创作历练，《大娄山》会是现在这个模样吗？这同样也是我在本文开篇要回溯往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大娄山》在当下被归入脱贫攻坚类的“主题创作”或“主题出版”一族，这当然是实至名归。但我想说，对王华个人而言，这其实不过只是她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没有之前的文学创作的积累，《大娄山》大概率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
对像我这样一个长期以文学为职业的“读者”而言，同样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虽然大主题、大题材都相差无几，但这种近乎“同题作文”的比较其实是很容易见出高下的。《大娄山》确是我读过的这类主题中为数不多写得比较从容、自如、比较会因地制宜抓重点、突出主干的长篇小说之一，或者也可以说是一部十分“小说化”的小说。这种判断的潜台词，就是还有另一些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急就章的痕迹比较明显，小说化特征不够鲜明，更近乎一种非虚构但又套上了一件虚构的马甲。
《大娄山》的基本故事并不复杂。土平县委书记姜国良眼看自己几年的努力就要开花结果，只等脱贫摘帽一纸证书的下达，结果却在这个重要关头上被上级平调到相邻的娄山县任书记，且如何有效治理该县一两个乡镇的顽疾还是能否打赢全县也是全省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症结所在。在这种特定的时空情景当中，姜国良思想上有一点点小波澜很自然，王华没有回避这一点，但同时更是着重表现他临危受命，到任后又强忍自己丧母之痛，和其他扶贫干部们一道深入结对帮扶，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终于以娄娄、王秀林等扶贫干部先后因公殉职的巨大代价，换来了碧痕村、月亮山等贫困山村如期脱贫，赢得了娄山县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也是许多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但《大娄山》之所以能在这批作品中不同凡响、脱颖而出，在我看来，主要得益于王华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潜入生活对底层和民生的长期关注，并由此生发出的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和塑造中国新人的一种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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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这种艺术表现力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会写人”。所谓“会写人”之“会”，不是拔高、不是神化，而是还原人之常情、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比如县委书记姜国良即将步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不仅带领土平县成功脱贫而且还创造性地留下了长期实验培育出的适宜本地自然条件的娄山羊养殖这一可持续致富的产业。凭借着这样的成绩，他不仅没有受到提拔，甚至连一纸表扬都没见到，就被直接平调至邻近的自然条件更艰苦、人文环境更复杂的娄山县任职，还背负着攻下全省最后一个贫困堡垒的重任。此时不仅妻子李青不太理解，他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那么一点“活思想”，只不过是不流露而已。这样一种不动声色的拿捏与尺度虽看似不那么昂扬，其实却十分准确到位。这才是一个普通人最正常不过、最贴合人性的本能反应，可信可亲。
《大娄山》中的鲜活人物绝不限于姜国良“这一个”，在他身边王华还配备了一组具有不同代表性的人物群，例如月亮山村的大歹主任和村支书雷鸣，来自北京的扶贫干部王秀林，在碧痕村先后任职的第一书记娄娄、龙莉莉，以及“三支一扶”干部周皓宇、火炮妹，原马鞭沟镇副镇长现城关，镇金山社区副主任周以昭，花河镇镇长李春光，娄山原副县长陈晓波等。这个基层乡村干部群个个有血有肉、性格特征鲜明。比如周以昭，在被解职后，竟索性待在家里昏天黑地地写起了网络小说，连县里来电话都懒得去接。
王华也不回避在这场战役中的流血与牺牲：从北京下来的扶贫干部王秀林，最后牺牲在基层；碧痕村的书记娄娄从县里开会回村却连人带车坠入深深山谷以身殉职；曾因在脱贫数据上作假而被降职的副县长陈晓波，则在一次事故中为搭救同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花河镇镇长李春光也因过度劳累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尽管没有直接问过王华，但我可以确信，这些鲜活的人物一定不完全是来自为这次创作而进行的专项采访，绝大部分都应是出自她平日里的积累与多年的写作经验。只有这样，才能真的做到“会写”，也只有这样，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才是鲜活的、而非概念式的，是呼之欲出的、而非临时塑造的，是厚实的、而非单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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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艺术表现力的另一体现就是“善抓点”。完全可以想象，娄山县之所以成为其所在省长期贫困且最后一个有待摘去贫困县帽子的“难点”，这个“难”就一定不是单向而是多方面的，在“摘帽”过程中需要“摘”去的“帽”也一定不止一顶而是好几顶。这些个“难点”“堵点”在真实具体的脱贫攻坚战中当然都需要逐一去攻克去打通，但小说创作如果也逐一“克隆”则一定会臃肿不堪。选什么点？抓哪几个点？有效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就成为《大娄山》在写好人物的同时另一个关乎作品成败的重要支点。
在《大娄山》中，王华的不少描写都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其中的两场“戏份”在我看来则足可作为体现娄山县其所在省长期“贫困”之“贫”，且又是最后一个有待摘去贫困县帽子的“难点”之“难”的关键节点。
一场“戏份”的主角由花河镇松林村的村民刘山坡担纲。这个聪明人早在两年前就不住在村里那既旧且破的老房子中了，因自己不属于贫困户而享受不到贫困户可能得到的待遇，刘山坡心中便开始盘算起了小九九：“那些贫困户不花一分钱就住进了县城，房子还宽宽敞敞漂漂亮亮，那不等于一跟头趴下去，嘴上就咬到一块银子的事吗？为啥不去争取啊？”于是，他便故意拉着老伴重新住进村中那老危房“开始了充满耐性的死磨烂缠”。在一般人眼中，这当然就是一个又臭又硬又滑的“刁民”，但县委书记姜国良却认为刘山坡的行为恰恰说明了群众觉得国家的政策好，刘山坡现在之所以还在“耍赖”只能说明工作还没做到他的心坎上去。为此，镇长李春光开始了一连串的暖化和软化工作：请他到羊肉粉馆吃早餐，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加的那种最便宜餐，而为刘山坡要的则是价格最贵的“全家（加）福”，晚上甚至还让老两口住进自己家……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春风化雨般的暖化工作，这个“刁民”的心终于开始软化，认养了一群羊，在养羊中自得其乐，镇长李春光又趁机买了两只小鸭子请刘山坡老伴替自己养大。
另一场“戏份”的主角则是月亮山村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巫师迷拉。月亮山村也是一个需要整体搬迁的山村，这个村在搬迁过程中所遭遇的障碍则远比前一场“戏份”中那所谓少数“刁民”的阻拦要复杂得多。迷拉因其在村民心目中的某些“超能力”而形成的至高无上威严也根本不是一般的“送温暖”所能感化。尽管如此，下沉扶贫干部的工作还是从服务与暖心入手。从北京来到这里的第一书记王秀林既无基层乡村工作经验，也听不懂当地语言，他就从最质朴的事情做起，每天一早起来捡拾村中地上的大粪，动员村民穿上鞋子，特别是为了医治迷拉侄女丙妹的失语症，不惜让自己还在读中学的女儿亦男专程前来和丙妹交朋友，带着丙妹先进省城后上北京的医院……这些善举迷拉都看在眼里，他再也无法拒绝这样一位好人与自己的接近。另外，政府在整体搬迁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村民们的传统习俗，为他们专建了一个名字也叫“月亮山”的小区，搬迁后的村民依然可以住在一起，小区后面的山坡还可以供村民们种草栽树过“茅人节”。扶贫干部的细心工作、政府的这番诚意终于感动了村民，月亮山村的搬迁基本完成，只留下迷拉和丙妹以及村干部王秀林。最后，在大娄山第一次出现“幻日”的那一天，巨大的泥石流随着暴雨一道袭来，本已带着丙妹跑到了安全区域的王秀林为了救出还滞留在村中的迷拉，毅然折返村中，不幸被泥石流掩埋而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而壮烈牺牲。也就是在这一刻，迷拉破天荒地为他落下了眼泪，丙妹竟然脱口喊出他的名字，恢复了发声的能力……月亮山村的整体搬迁终于全部完成，娄山县也得以成功实现整体脱贫。
《大娄山》用26个章节交替讲述了月亮山村、碧痕村、花河镇和马鞭沟镇摆脱贫困的故事，他们摆脱贫困的路径虽各有特点，但王华重点着墨的上述两场“戏份”则更具有代表性。花河镇刘山坡的所谓“刁”，缘于其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历史和极贫的生存环境，这在广袤的乡村中绝非个别现象。俗话所说的“穷怕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滋生这种“刁”的土壤，因而“能占点便宜就是一点便宜，不占白不占”是其共同的心理。正是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更增加了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度，而且越是极贫的地方，农民的这种心理越普遍、越严重，脱贫的难度也就越大、成本也越高。而月亮村因其地处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景色虽独特，但交通却十分闭塞、风俗迥异的特定环境，长期存在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对精神家园的坚守与现代文明和文化再造之间必然存有多种纠葛和文化冲突的矛盾。解决这类地区的贫困问题客观上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平衡好文明启蒙与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关系问题。
《大娄山》讲述的中国式脱贫故事当然不止于月亮山村与花河镇这两个点，包括县委书记姜国良也不只是满足于各项脱贫指标的一时完成，更是立足于为这些贫困地区培育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故而精心培育娄山羊。这个场景虽不是那么惊心动魄，但同样也是别具匠心。王华也正是因其精心选择若干在脱贫攻坚战中具有某种代表性与普适性的点展开重墨书写，才使得《大娄山》在众多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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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到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样的壮举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主题之一，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当下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
命题固然重大，但文学创作的介入绝不意味着只要涉及表现了这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就是成功的、优秀的。广大作家对如此重大的时代命题投入巨大的热情与时间精力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还要看其能否个性地、艺术地、富于感染力地表现这个主题。所谓主题创作成就的高下绝对不在于题材选择与数量多少之类的外在指标，更在于要在主题鲜明突出的基本水准上比拼艺术感染力的高下。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针见血指出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王华的《大娄山》之所以能在众多的脱贫攻坚主题类创作中脱颖而出，其中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较好地处理了主题鲜明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
作为贵州籍仡佬族作家的王华对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大娄山自然十分熟悉，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存有真挚的情感。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她能够高质量完成有关这里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此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她如何将自己熟悉的生活与真挚的情感艺术性地呈现出来，没有后者的成功，就绝不会有《大娄山》现在的魅力。
如果只是从作品的环境、生活、人物与事件等要素看，创作《大娄山》的王华与我近20年前看到的王华，其差异并非存有天壤之别；但在如何选择、如何整合、如何呈现等环节，今昔两个王华之间的确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如果说《大娄山》开篇部分还存有王华近20年前创作的某些痕迹的话，那么愈往后一个近乎脱胎换骨的王华就愈明显。这句话说得直白点也可以理解为，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大娄山》，愈往后愈精彩，起始部分则多少还凝练不够，略显平与赘了一点。
无论是王华自身创作的变化还是整个有关脱贫攻坚主题类小说创作的现状，其实无不共同彰显着一条最质朴的道理：文学创作的成功之道既不在数量的多和体量的大，也不仅是看主题的正确和突出与否。既然谓之为文学，那么只有文学性越高、艺术感染力越强、个性越鲜明的作品才会更加有利于创作主题的张扬、才能拥有更广大的读者与更持久的生命力。在从艺术高原向艺术高峰攀登的路途中，能够最终登顶者同样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