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次提名金马，并斩获三个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的杜琪峯在2019年成为了金马奖的评委会主席。可以说，杜琪峯的任职，是实至名归的，因为这位打拼多年，熟稔行业的导演，无论在电影制作、个人风格体现，还是在监制、控制影片成本方面，都堪称华语影坛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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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在成为今天的杜琪峯之前，经历了一番“回炉再造”的历练。

1980年，他的首部电影《碧水寒山夺命金》上映。虽然在今天看起来这部电影并没有那么不堪入目，但杜琪峯对它并不满意，从而返回电视台“深造”。在TVB期间，他拍摄剧集、喜剧和武打剧。并成为了先锋人物。

电视台的资历，提高了他作为电影导演的可靠性。在电影中，杜琪峯使用的那些制造张力的技法，大多来自他在电视台打拼的经历。更加重要的是，电视让他与同代人保持了良好的距离，他明白电影观众更加专注和敏锐。因此，当徐克和吴宇森任停留在1980年代审美的时候，杜琪峯已经来到了1990年代，并和另一位电视台的老将韦家辉一起创办了银河映像（1996）。

近些年，因为杜琪峯电影的跨区发行，尤其是在内地的成功，让很多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商业片，或者说是类型片导演。但杜琪峯在电影节圈子中，也是备受赞誉的。1999年，柏林电影节的“国际论坛”放映了他的三部电影，这为数年后的《PTU》在柏林首映，吹响了前奏。

而《大事件》也成为了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参展电影。翌年，《黑社会》更是应邀参加了戛纳的主竞赛单元。杜琪峯的贡献，在于他将本来相对普通和直接的犯罪片深度化和复杂化。他懂得说故事，懂得如何使用导演技巧创造剧烈的暴力场面，并维持个人风格。

在角色上，杜琪峯也明白，如何才能让观众在与角色保持反省和批判距离的同时，赋予角色香港电影中的浪漫英雄主义的氛围。无论是徐克还是吴宇森，都没有办法在怪诞的氛围中制造高潮（《非常突然》），也没有能力在影片中贡献超现实主义的氛围（《暗花》），更加不会用寂静和现实主义来描绘不祥之兆（《枪火》）。

香港电影，有了杜琪峯这样的导演，也便有了国际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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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贝拉·塔尔这种全然的作者导演不同，身在香港的杜琪峯显然更加务实。

在银河映像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和《两个只能活一个》收获冷淡反应之后，杜琪峯开始在自己的偏好里加入少量的娱乐，并且以一部面向艺术，一部面向商业和娱乐的节奏拍摄电影。从《孤男寡女》开始，杜琪峯的喜剧和爱情剧，已经占领了暑期档、春节档和国庆档。《呖咕呖咕新年财》、《百年好合》以及《瘦身男女》等等影片，足以说明杜琪峯具有完备的投资远见。

和希区柯克、普雷明格一样，杜琪峯对于成本收益非常敏感。得益于电视台的工作经历，他明白如何讨好观众。而银河映像大获成功之后，他也明白了如何在评论界获得一席之地。1988年，他的《八星报喜》就成为了当年的票房冠军。而《东方三侠》和《现代豪侠传》为什么要启用杨紫琼、梅艳芳和张曼玉三位天后？这不是女权主义使然，而是当时的顶级男星片酬太过于昂贵。

杜琪峯曾经坦言，一旦开拍某部电影，就要明确知道它的收益，这是一个电影监制的最基本职责。他原本预计《孤男寡女》不难盈利1000万港元，可影片最终的票房达到了3500万港元。

尽管具有财务的天赋，但杜琪峯却并没有放弃自己在电影上的品位和姿态。他的影片中，影迷能明确地感受到杜琪峯作为导演的强烈的个人特色和对于审美的警觉。这种自觉的艺术性，在1980年代的徐克和吴宇森身上也有所体现，但是来到大陆和好莱坞之后，因为更大的投资、市场的限制和工会行规，阻碍了他们的直觉。站在这个角度上，杜琪峯可以算得上是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留下的一根独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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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峯迷恋角色的双重属性，这是香港警匪片的一大传统。他热衷于在匪帮身上寻找正义感和伦理道义，也喜欢在警察身上挖掘江湖行为和混混逻辑。

《暗战》中，窃贼到头来是一个慈善家，在他故意留下的线索的牵引下，警探明显相信了他，并且享受着这种你追我赶的猫鼠游戏。2001年，《暗战》的续集引入了全新的第三个玩家。故事因此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人物之间与人物本身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暧昧不清。

杜琪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如此稳健而独特地游走在人物的双重属性中的。银河映像早期的电影《真心英雄》在格调上回归传统的英雄片和警匪片。影片中所迸发出的那种义薄云天、惺惺相惜的江湖情感，更加倾向于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的审美倾向，与游达志冷酷到底的绝望、韦家辉执意要现实化的英雄主义，杜琪峯本人诉求的人性灰暗与模棱两可截然不同。

好在只过了一年，杜琪峯就发现了亦步亦趋的问题，转而拍摄出了自己的代表作《枪火》。

五个混混受雇保护三合会的老大，而当他们任务完成时，电影只进行到了三分之二。这个时候，韦家辉的剧本开始闪现灵光——五人中的一个勾引了大佬的老婆，大佬一定要干掉他。人性的选择，在这一刻爆发，无论是保命还是杀生，都成为了正确的选择，杜琪峯的迥异于吴宇森的“新时代况味”在此显现。

不仅如此，在电影的拍摄中，杜琪峯也竭尽现代化的潜能。影片最著名的段落不是香港电影里常见的人体翻飞、玻璃碎裂的“场面”，而是几个保镖在商场中遭遇伏击，他们各就各位，准备一击制敌的时刻。

这一段的镜头调度，遵循几何的严谨和代数的精确。很显然，杜琪峯在这里镇定地令人毛骨悚然，也很容易令人想到黑泽明——在香港电影中，这是全新的拍摄态势和导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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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映像的黑帮片，到底是不是作者电影，这很难以界定。毕竟，黑帮电影是类型片的一种，但杜琪峯又在风格的改造和归化方面，贡献良多。

如果说，吴宇森把黑帮类型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话，那么杜琪峯（银河映像）就是将黑帮电影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且明确了风格的意义。在《全职杀手》里，杜琪峯通过各种风格特征性的镜头，营造了视觉上的刺激感。故事和人物塑造，在这里并不是重点，极致的镜头调度和感官上的愉悦性，才是杜琪峯的追求。

有人诟病影片“全程耍帅”，但值得关注的是，风格并没有吃掉杜琪峯的内容，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风格就是内容本身。影片对风格的诉求和风格本身的突出，构成了一种互为悖论的论调：杜琪峯的风格让影片产生了类型上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反过来又解构了影片的类型限制。

在1998年的《暗花》中（名义上杜琪峯是监制，实质上是总导演），杜琪峯为影片设计了极端风格化的灯光布置，镜子矩阵和牢房对决的苦心造诣，都让人们看到了杜琪峯在风格上孜孜不倦的经营。杜琪峯曾经说，拍摄《暗花》是他从影以来的最大难题，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慢慢摸索。他曾经一度陷入迷失。

好在有了之前的辛苦探索，《非常突然》就显得胸有成竹。而《再见阿郎》和《真心英雄》过度之后，杜琪峯用《枪火》迎来了事业上的高潮。

《枪火》一片动用了极致的场面调度和摄影机走位，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并营造高潮。因此，杜琪峯在银河映像和韦家辉一起，再次明确了风格的定义。韦家辉曾经表示，类型电影在银河映像的语境里叫做“观众电影”，这些电影中有观众所喜欢的元素。杜琪峰则重申，他把电影分成两类，商业电影和个人化电影。

有趣而吊诡的是，杜琪峯谓之的“个人化电影”，又是高度类型化的黑帮片。继而，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这种“个人化”又多了一个含义，那就是高度的风格化。这种风格性的创作，确认了银河映像独特的“作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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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出杜琪峯最好的电影，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是要找出杜琪峯最难以理解和梳理的电影，那只有《柔道龙虎榜》。

整部影片试图在一段人生的往事和现下中，体现一种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在杜琪峯的表述中，可以用“积极人生”来概括。也就是说，不管人生遭遇到了什么挫折和异常，都要用积极的心态来对抗并且客服坎坷，随后就能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待事物”。

影片的主角司徒宝患有眼疾，他接受了黑暗的命运，并用人生的最后一刻去博取胜利。这种主题看似鸡汤和狗血，但需要明确的是，司徒宝是在人生最为高光且获得救赎的一刻接受了黑暗，这种黑暗中生长出光明，光明又孕育了黑暗的悖论，恰恰就是《柔道龙虎榜》的母题——因此，它根本不是《姿三四郎》的翻拍。

不过，这部电影并没有引起大众的讨论，甚至也没有让评论圈沸腾。杜琪峯在墨尔本国际电影上曾经发问：“我喜欢的电影（《柔道龙虎榜》），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呢？”

或许是影片的冷遇让杜琪峰明白，现下的市场和观众，依旧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所以，在《龙虎榜》之后，杜琪峯重新回到了警匪片、黑帮片、爱情片和喜剧的领域，按照自己所擅长的节奏和语境讲述故事。

《神探》、《文雀》、《夺命金》再度用杜琪峯所擅长和熟悉的风格-人物-故事配方，让宿命论、人性灰暗等等主题再度显现。杜琪峯的每一部电影，都有一个寓言式的论断，思考着自己国家的辩证的二律背反：性本善和性本恶、依赖和独立、富裕和贫困，甚至是进化和退化。

生命和死亡的轮回，在《三人行》里体现的最为充分。当人们惊叹于电影的长镜头时，杜琪峯已经像是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一样，用环形的摄影机走位和长镜头来寻找生死、暴力和平，轮回业障之间的平衡了。

杜琪峯希望在自己的电影中找到这种微妙的、脆弱的平衡，哪怕这种平衡是虚妄而短暂的。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锐影Vanguard特约作者 | 云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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