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5期，原文标题《拍喜剧的巴勒斯坦导演》

作为可能是“巴勒斯坦唯一拍喜剧”的导演，伊利亚·苏雷曼凭《必是天堂》拿到了刚刚结束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奖和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敏感的身份背景，搭配并不符合大众期待的电影风格，二者之间的反差让伊利亚·苏雷曼和他的电影拥有了更大的解读空间。

记者/宋诗婷

在《必是天堂》里，伊利亚·苏雷曼离开家乡，游荡在巴黎、纽约街头，寻找一个新的居所

来自巴勒斯坦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伊利亚·苏雷曼的每一次出现都很显眼。不管是走红毯、出席发布会，还是坐在海边喝咖啡，他头上总戴顶浅黄色礼帽。礼帽下是一副黑框眼镜，花白的络腮胡子与隐约露出的鬓角相连，礼帽、络腮胡子和眼镜掩护着他不时落在旁人身上的目光，那是一种冷眼旁观，有时又迷茫中带着点嘲讽的目光。

伊利亚·苏雷曼的这副形象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新电影《必是天堂》中。在这部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苏雷曼饰演自己——一位一直在路上的巴勒斯坦导演。电影中的苏雷曼无心再待在常处于政治漩涡中并不断被邻居打扰的拿撒勒，他决定起身出发，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外的城市寻找安静祥和的新居所。

第一站是法国巴黎，然后是美国纽约，他游走在曾经大众心目中自由、民主，甚至浪漫的标志性城市中，也试图与城中的人打交道，在那里继续自己的电影事业。但游荡了一大圈后他却发现，在这些他曾抱有幻想的城市里，恐怖、暴力同样存在，人们同样处在紧张而缺乏安全感的氛围中。苏雷曼感到失望，他没能找到想象中的乌托邦，最终还是回到了曾经想要逃离的拿撒勒。在那里，他继续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荒唐，并企图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与尴尬的身份和社会环境妥协，也与喜欢占便宜的邻居和谐相处。

导演伊利亚·苏雷曼在电影中设置了很多生活中的小场景、小景观，并把尴尬、滑稽的桥段安置在其中，而演员伊利亚·苏雷曼作为一个旁观者，始终处于场景之中，用他标志性的疑惑而淡定的眼神观察着这一切。

本是部轻喜剧，但联系到伊利亚·苏雷曼的身份背景，《必是天堂》可以解读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这位59岁的导演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拿撒勒，那里是耶稣的故乡，也是他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失去的故乡。苏雷曼7岁那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更多阿拉伯人被迫流落到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苏雷曼正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里有段话，“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青少年时期的苏雷曼心境与《地下》，与库斯图里卡很像。尽管后来巴勒斯坦又宣布成立国家，但国家权利和个人身份很难得到承认，再加上常年备受国际关注的阿以冲突，复杂的政治、宗教环境，苏雷曼的“巴勒斯坦导演”身份就成了大众解读他和他的电影绕不过去的视角。

《必是天堂》在刚刚结束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费比西奖和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

《必是天堂》在刚刚结束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拿到了费比西奖和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后者更像是电影界的“诺贝尔和平奖”，常常用来奖励像苏雷曼一样身份背景特殊，并以人文关怀或反思视角聚焦社会、政治问题的导演。

作为可能是“巴勒斯坦唯一拍喜剧”的导演，苏雷曼并不避讳自己身份背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甚至在作品中调侃它。《必是天堂》里有一幕，苏雷曼去见一位制片人，制片人看了他的电影策划案，知道这将是一部幽默电影后，就委婉地拒绝了他，因为他的电影“还不够巴勒斯坦”。在制片人看来，苏雷曼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苦难经历，一部巴勒斯坦的幽默喜剧片远不如给观众看战争、愤怒和流离失所有票房保障。“这件事的确是真的，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我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苏雷曼解释这个桥段的由来。

除了亲身经历，苏雷曼把更多对生活的观察打碎、重组，建立了一个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场景和桥段。在拿撒勒，有位邻居常常到苏雷曼家偷果子。占了邻居的果子，还不忘在地上新种一棵树，导演借此隐喻巴以之间的关系。在巴黎著名的杜勒丽花园里，围喷泉而坐的人们紧张地捍卫自己的那把绿色椅子，男人、女人们站起身，椅子滑稽地粘在屁股上，人和椅子一起挪动，每个人对“领土”与所有权的争夺无声而礼貌地进行着。苏雷曼坐在街头喝咖啡，四位警察突然出现，空气中一阵紧张，但下一秒，警察掏出尺子，开始丈量店面的户外摆设是否符合规范。在空无一人的巴黎街头，坦克漫步街头，在这样的氛围下，每日飞过巴黎上空，留下彩色烟雾的飞机也像战斗机一样让人恐慌。

到了纽约，苏雷曼被邀请参加一场以巴勒斯坦籍人士为主角的演讲活动，主持人每介绍一位，台下的观众都爆发出持续不断的掌声，惹得主持人不得不要求大家，每介绍一位只允许整齐划一地鼓掌一下。纽约人热情地欢迎着巴勒斯坦人士，但在对各种行为表演早已见惯不怪的中央公园里，一群警察拼命追逐一个背着天使翅膀、身上画着巴勒斯坦国旗的女孩。随后，在纽约一家超市里，苏雷曼看到每个人都带着枪，甚至火箭发射器，就好像那是一个书包，或者购物袋。

“整个世界都像是巴勒斯坦的缩影，恐惧、不安和迷茫到处都是，任何地方都是故乡，也是流放地，这是这部电影我想呈现和探讨的东西。”苏雷曼说，和以往的作品相比，《必是天堂》找到了更能与大众共情的议题。

漫游者

拿撒勒、巴黎、纽约，三座城市都是苏雷曼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作为一个很早就“失去了故乡”的人，电影内外的苏雷曼都把自己放在了漫游者和观察者的位置，他的思想和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他对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文化变迁的观察与思考。

《必是天堂》是苏雷曼的第四部长片作品，在被称作“巴勒斯坦三部曲”的《消失文明的编年史》《神的介入》和《时光依旧》之后，他花了10年时间，把视野转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曾经，巴勒斯坦是世界的缩影，在《必是天堂》里，世界各个角落的荒诞场景都成了巴勒斯坦的缩影。

苏雷曼一直在自己的电影里呈现两种元素，残酷的政治和他骨子里的幽默。前者是成长经历带给他的，后者则是他对电影美学的要求。

基于这两方面的追求，几乎是从第一部电影开始，苏雷曼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进入电影行业并不早，算得上是大器晚成，36岁才完成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消失文明的编年史》。“在拿撒勒时，那里只有一家电影院，很少有机会看电影。”苏雷曼说，直到今天，他看过的电影在导演中都算是少的，“甚至比不过很多普通观众”。

对电影感兴趣是从21岁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到了纽约开始的。刚到纽约那几年，苏雷曼日子过得很苦，他不得不拼命打工来维持生计。但纽约毕竟是大都市，他在那里开始进电影院看电影，并渐渐有了兴趣。接受采访时，他曾提到过，当年，身边有些朋友还在学校里读书，朋友带他到纽约大学里看电影，他常常要从消防通道进去，在电影院亮灯之前就要悄悄离开。所以，很多电影都看不到结局。

30岁那年，苏雷曼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并把它拍成了一部短片作品。“我并不知道怎么写剧本，更不知道怎么拍电影，当时完全是对着波兰斯基的《中国城》剧本照猫画虎。”苏雷曼说。

虽然没看过太多电影，但苏雷曼看过很多电影人写的文章和书。和电影技术相比，他年轻时更在意的是，那些伟大导演们如何通过电影获得话语权，甚至是反抗的力量。“读戈达尔的书时，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作品，只是对他独特的叙述结构着迷。”苏雷曼说，因为成长背景，他从小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对好莱坞那些先入为主的，也更主流的谈论巴勒斯坦的故事相当排斥，他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讲述方式。

1994年，苏雷曼离开纽约，搬到耶路撒冷。他开始在约旦河西岸的比泽特大学教书，还由着自己的兴趣，在大学里建立了电影和媒体专业。也是回到中东之后，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创作。两年之后，完成了长片处女作《消失文明的编年史》的拍摄。

那或许是迄今为止，苏雷曼故事性最强的一部电影。这部伪纪录片风格的电影有半自传色彩，讲述的是导演苏雷曼寻根之旅路上的见闻。电影中随处可见阿拉伯人的身份和文化危机。

到了《神的介入》和《时光依旧》，苏雷曼反叙事，幽默讽刺的风格就更强烈了。他依然在电影中扮演自己，依然游走在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冷眼旁观身边发生的一切。作为导演的苏雷曼很健谈，但电影中的苏雷曼几乎没有任何台词，是个纯粹的观察者。

和《必是天堂》一样，幽默和荒诞感存在于他的每一部电影中，这些幽默和荒诞最终常常指向政治和身份的尴尬。在《神的介入》里，一个巴勒斯坦男孩用核桃炸掉了一个坦克，人们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墙上上演撑杆跳，以阿拉伯学生为主的拿撒勒小学在“希伯来语歌唱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苏雷曼想要展现和探讨的问题很严肃，但他总用轻松的方式呈现，就像他从来都对《必是天堂》里制片人渴望看到的那种巴勒斯坦电影意兴阑珊。

“很多时候，当你觉得电影有趣时，它所表达的东西和背景并不有趣。”苏雷曼说，他只是想在呈现那些沉重议题的时候轻松一点，温柔一点。

在伊利亚·苏雷曼的电影里，他本人常常扮演一个观察者的角色，礼帽、眼镜和局外人的姿态成为他标志性的形象

专访导演伊利亚·苏雷曼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里有一幕很有趣，你饰演的男主角带着电影项目去找投资人，对方听到一个巴勒斯坦导演要拍一部幽默电影，就拒绝了。这是来源于真实经历吧？

伊利亚·苏雷曼：这件事的确是真的，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我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那时，一个巴勒斯坦导演要拍一部幽默电影这件事在欧洲左派世界并不受欢迎。不仅在投资人层面，在观众层面大概也不那么讨好，一个巴勒斯坦导演，人们希望从他的电影里看到暴力，看到苦难，看到流离失所，这是符合人们期待的。

三联生活周刊：几乎从第一部长片《消失文明的编年史》开始，你就采用了这种幽默的、旁观的方式拍电影，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没有台词对白，你是如何确定这种风格的？

伊利亚·苏雷曼：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拍幽默喜剧的巴勒斯坦导演。事实上，我从小就发现，在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之下，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总有很多绝望的荒谬，这些东西很讽刺，也以幽默的形式存在着。在我的成长、旅行和观察中，因荒谬而诞生的幽默无处不在，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电影、在艺术中选择那个荒诞感诞生的时刻，再加上它的现实背景和文化背景，幽默就能成为某种抵抗的武器。当我用影像去呈现这种幽默时，当观众对着大银幕体验这种幽默时，他们更容易记住这些场景和导演要表达的东西。很多时候，当你觉得电影有趣时，它所表达的东西和背景并不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你的巴勒斯坦身份，几乎电影的每一个隐喻、每一个桥段都会和你的背景、巴勒斯坦政治背景相联系，这对你来说是困扰，还是正合心意？

伊利亚·苏雷曼：就像我刚刚说的，人们对地域性，尤其是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期待，大家有已经成型的“一部巴勒斯坦电影该是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对一部法国电影、冰岛电影都有类似的期待。我是巴勒斯坦人，我所拍的电影是巴勒斯坦电影，就像一个法国导演所拍的一定是法国电影。但我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是用来满足这种期待的，它不该只针对巴勒斯坦这个地区。我一直在尝试解构被强加的民粹印记，实际上，这些印迹是本土艺术家们根据自己对巴勒斯坦的认知而集体构建出来的，他们担心这些印迹要是消失了，那他们的艺术灵感也会跟着消失。

但在我看来，巴勒斯坦背景更多带给我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方法，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不仅看到巴勒斯坦的不公正，也看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所存在的类似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视角就是《必是天堂》的灵感来源吗？

伊利亚·苏雷曼：电影里呈现的三个地方，家乡拿撒勒、巴黎和纽约，这些都是我生活过的地方。身处其中，只要细心观察和感受就会发现，巴勒斯坦式的荒谬和矛盾无处不在。你去欧洲、北美、非洲、南美……类似的争端和麻烦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每个人，尤其是像电影中呈现的中产阶级，大家都陷入一种对于自己是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迷茫中，有一种疏离感，处处是家乡，处处也都是流亡地。

三联生活周刊：你试图把这种抽象的感受和政治、经济大背景用日常化的情节和幽默桥段呈现，你是如何在生活中抓取这些场景和灵感的？

伊利亚·苏雷曼：其实并不难，只要你和我一样每天坐在咖啡馆里，每天去喝酒吃饭，就能和我一样看到这些。在影像的呈现上，我希望每个画面都有很多层次，创造一个开放的空间，给予观众影像上的民主。电影提供的是非线性的影像，观众可以从分散的碎片中读取影像信息，参与到影像和故事的构建中来。包括在台词上很节制，甚至没有台词，也是因为我不希望在电影里直接地传递太多明确的信息。我要挑战约定俗成的导演的视觉权威，这是我希望在自己的电影中去尝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