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琪

电影《流浪地球》引发最大争议的情节，并非发生在影片开始之后，而是发生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影片开场，太阳将要发生氦闪、吞噬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已是定局，地球上的人类为了自救，也已经确定了离开太阳系、前往新星系定居的方案：在世界各地建造起上万座行星发动机，释放出巨大的推力，先让地球停止自转，再让地球加速，借助木星的引力脱离太阳系，向新星系移动；等地球足够靠近新星系时，行星发动机会掉转方向，使地球减速，最终泊入新星系的轨道。

实施这个计划的代价是无比巨大的：在地球停止自转、逐渐远离太阳的过程中，人类会遭遇铺天盖地的海啸和零下七八十度的严寒，以至于无法在地球表面生存下去。所以人类为了应对这种即将到来的严酷变化，在建造行星发动机的同时，也在其底部开掘了上万座地下城，为躲避自然灾害，延续生命和文明所用。

这些就是整部电影开场时的给定情境。至此，所有的问题还都基本停留在自然层面和科技层面。但接下来，更为严峻的道德问题就被抛了出来。根据剧情，所有的地下城加起来，也只能容纳35亿人，而彼时地球上的人口总和是70亿，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半人被无情地放弃，自生自灭。

于是，在影片甫一开场时，画外音就向我们交代，由于极端时代的来临，人类已经成立了一个有资格统领全世界的“联合政府”。根据这个联合政府的决议，进入地下城的资格由全人类共同抽签获取，不得转让、出借或赠与。而在画面中，我们也看到，一队队的人群，带着沉痛的神情，冒着漫天的风雪，走在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中间，走进了巨大的机械建筑里。冰冷的铁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地关上，也划开了生存与死亡的绝对界限。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基于大胆想象的“末日情境”。它将人类可能遇到的灾难推到极致，再以此召唤受众内心深处的终极选择。但就影片本身而言，出于种种考量，这个本应该无比艰难的决策过程并没有被直接呈现出来。

比如，“流浪地球”计划是由谁提出的？又是如何决定启动的？决策的程序如何？有没有反对者？反对者有没有拒绝参与抽签和拒绝搬迁的权利？有机会生存的人和即将被放弃的人之间经历了哪些悲怆的撕扯？所有这些本该更具有戏剧性的前情，尤其是有关“另一个35亿”的问题，被排除在影片的述本之外，消隐在宏大叙事的景深之中，但是，许多敏锐的观影者却通过评论将它们重新引至前台，并且转化为对影片道德性的拷问。

确实，如果从现代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对“另一个35亿”堪称冷漠的背弃是违反现代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因为在影片开场时，按照设定，地球还没有走到濒临灭亡的最后一步——太阳氦闪的发生还要等到大概100年之后。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人类现存的所有资源都用于“人道主义关怀”而不是主动实施“流浪地球”计划的话，那么足以修建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和地下城的巨额资源，也应该足以帮助“另一个35亿”中的绝大部分人再多生存些时日，甚至足以支撑到很多人自然死亡也未可知。

而主动实施“流浪地球”计划，就等于是为了“一个35亿”以及其子孙后代的希望与生，让“另一个35亿”提前选择了绝望与死。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个35亿”其实是所谓“希望”的牺牲者与殉道者。因此，在没有正面表现的决策过程中，确实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难以被忽略的道德困局：当生的资源抑或是生的希望有限时，人类究竟是否应该在“一个35亿”与“另一个35亿”之间主动做出取舍？

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影视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它促使我们要上升到道德哲学的层面去做更为深入的讨论。事实上，196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学者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35亿”背后的道德困局。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将自己想象成一个电车司机，正驾驶着一辆刹车失灵的电车急速行驶。现在，在你前方的轨道上有五名维修工人，如果你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向行驶，就会撞死这五名工人；而此刻，你发现还有另外一条可以转弯的侧轨，但是这条侧轨上也有一名维修工人，所以如果你把车开过去的话，就会撞死这一名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你该如何选择？是按照原来的轨道行驶，撞死五个人；还是改变轨道行驶，撞死一个人？或者更简明地说，你认为，为了救一些人而牺牲另外一些（个）人在道德上是否可行呢？

这个经典的道德困局被称为“电车难题”，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道德原则确实存在左支右绌的可能。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针对“电车难题”，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观念立场的人们争论不休。例如站在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角度的人们，主张尽可能地保存更多人的生命，因为人力资源是种群繁衍兴盛的基础，而且更多的生命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善；而站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角度的人们，则认为不应该主动剥夺任何无辜者的生命，因为任何人都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任何生命的价值都不应该被放到功利主义的天平上去称斤论两。

而后一种观念所反映出的正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以康德思想为代表的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主张。所以在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1998）中，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反电车难题”的设置：美国军方为了挽救瑞恩家最后一个儿子的生命，建立了一支由八名士兵组成的特别小分队，潜入茫茫战场，浴血厮杀。

直到2015年，在爱奇艺的热门网络综艺《奇葩说》第一季中，“电车难题”还被转化为了一个“要不要牺牲贾玲救大家”的辩题出现，并且引发了现场乃至评论区的激烈争论。在该期辩论的结尾处，蔡康永动情地说，即使是为了保住载有116个人的船，也不应该去按那个可以炸掉只载有贾玲一个人的船的按钮，因为守住“不作为”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ii]。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就是地球上最后的117个人呢？如果“不作为”的结果很可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灭亡呢？此时的“不作为”还是道德的吗？这样的反诘正是《流浪地球》在影像的皱褶中所隐含的。由此，影片在价值上的探索性其实在于，它将人类的思维从现代性所供给的物质丰裕和精神自足中拉出来，将人类文明所可能面临的灾难推到极致，督促我们重新去审视启蒙话语的边界，以及基于启蒙话语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秩序的边界。

换句话说，由于“末日情境”的降临，人类作为种群得以保存繁衍的道德性是不是就重新具有了高于作为个体的人获得平等生存机遇和生存资源的道德性？这个宏大的问题，才是电影《流浪地球》对后冷战时代乃至现代以来的价值惯性所提出的最大挑战。

有两种立场：一种是更具现代性的立场，联结着启蒙时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的自信不断上升，人类社会开始具有充分的能量，支持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选择，尊重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时的乐观情绪；而另一种是更为古典的立场，联结着人类面对黑暗的、无常的宇宙，不断感受到自身的弱小无助，却仍然要勉力进行抗衡时，所能够押上风险台面的最大希望。你会选择哪一种？显然，电影《流浪地球》更倾向于选择后者。

深入观之，《流浪地球》中这种挑战性思维的出现与全球局势的变化其实息息相关。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逆全球化”的趋势不断蔓延：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状态；而2016年以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和英国退出欧盟，更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乃至主导观念都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进一步陷入困境，全球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涌起。

有学者将这一总体态势命名为“后全球化时代”，并且指出，这种态势并非传统工业时代的绝地反击，而很有可能是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新的政治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的萌芽，因此它也很有可能是长期的。[iii] 当前，这个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仅仅处于初始阶段，对它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不断扩散为世界范围内的茫然乃至焦虑情绪。

再加上21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由局部战争导致的欧美难民浪潮，都使得新一轮的“末日想象”逐渐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近些年来，就世界范围内而言，聚焦“末日情境”的影视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而在种种有关“末日情境”的想象中，如同世界的观念市场一样，单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逻辑逐渐收缩，而更为复合的功利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逻辑逐渐上扬。

事实上，在原作者刘慈欣的小说中，“末日情境”中的功利性考量来得更为冷酷直接。例如，小说里讲述了一个地下城逃难的情景：火山岩浆渗入地下城，而能够登上地面的升降梯只有一台。在这样的危急时刻，36万名地下城居民，严格按照年龄从小到大的顺序乘梯疏散——年轻的先走，年长的后走。

最后，来不及登陆的一万八千名年长者们就只能被岩浆吞噬。对于刘慈欣小说中这种过分冷硬、过分科技理性的立场，电影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软化。但是，它仍然无法彻底回避“另一个35亿”的悲壮前情。因为它要讲述的是一个足以吞噬地球的“宇宙大变局”。而它必须通过这样的“宇宙大变局”，将人类重新掷回如同远古洪荒时代一般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境遇中去；惟其如此，一种对于新秩序的想象才能顺利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