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远古级的“不倒翁”乐队刚刚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还没一撇。北京南城大杂院儿里，大张伟刚刚出生。

大老师显然幸运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滚门而不得时，王母常去一家理发店烫头，偶然结识“寂寞夏日”的主唱邓裴。王母就让邓去看看自家儿子琴准不准。邓裴找到大张伟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儿涅槃，给这俩孩子震傻了。

两人当场拜他为师。

后来赶上北京拆迁，拆到一半，大张伟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对着一家豆汁儿店。“麦田守望者”的大乐在店里喝豆汁儿，隔街听见大张伟几个人在屋里排练，拔腿上去敲门。一听几个小孩儿弄的像那么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话，老板说：“让他们来试试。”

就是在那里，大张伟见到了窦唯、丁武，遇到了日后的老板付翀。大张伟还没回过味儿来，就被当成“摇滚新希望”，送进了娱乐圈。

大老师入朋克的坑，是出于霍尔顿式的郁闷。

​他出身底层。老爸张二柱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一家人蜗居在十平米的平房里。大张伟从小表现出极强的音乐天赋，一上小学就进了银河少年艺术团，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赛第一名，还老去国外演出。

父母为支持他唱歌，下班后冒着寒风出门摊煎饼，可谓操碎了心。一套音响设备上万元，他爸一咬牙，借钱都给他买了。

本来大张伟会以特长生身份进重点中学，结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学，连个领唱都没混上。步入青春期后，一没颜值、二没成绩的他泯然众人。打架也不行，出门老受欺负。他也想出风头，但是无从下手。

就在这时，摇滚为他打开了新世界。原来不是学习好、长得帅才有价值可言。反叛与呐喊，也是一种姿态，它甚至比逢迎权威更令人肃然起敬。朋克成为了大张伟抑郁青春的一剂良药，眼看要熄灭的火，又燃了。

那时，邓裴给了他不少外国乐队的磁带，大张伟如饥似渴地听，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听到Green Day，当时就跪了。

从此沉迷，无法自拔。每天吃干脆面，省下钱来买磁带和音乐杂志，把旋律和歌词抄了一本又一本。

拿他自己话说：“那时生命里只有音乐，一想到它就兴奋得不行。”

2015年，绿日乐队成功入驻摇滚名人堂，他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流行朋克之王”，他们的音乐至今都影响着大张伟，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着像当年“花儿”一样的乐队。

在摇滚乐似雨滂沱的冲击面前，所有像大张伟似的孩子那份原始热爱都是雷霆万钧的。谁也没指望说靠它来争名夺利，改变命运更无从谈起。那是一种生命力膨胀后浑然忘我的冲动，就是喜欢，不掺杂任何邪念。

就像爱上一个姑娘，不是要占有她的肉体，而是长相偎依。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们后，立马推荐给了麦田的宋柯。宋柯一听，是好东西，可是不敢轻易签。付翀胆子大，自己开公司把乐队签了，命名为“花儿”。然后找到红星社，要了个最垃圾的时间，每周末折腾他们录音。

打着“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旗号的“花儿”发行《幸福的旁边》，前后卖了四十万张。光录歌，大张伟就赚了10万。回校后，他请全班同学吃冰激凌，瞬间成为话题中心，并成为“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时间，小姑娘、大姐姐都来撩他，排着队申请做他女朋友。一些连见都没见过他的混混为了吹牛逼，没事儿就想揍他一顿。老师酸气十足地说：“你们谁能像大张伟那么挣钱，也可以上课睡觉。”

2000年，《华尔街日报》发文，收录大张伟创作的《放学啦》和《向我开炮》，并预言：“如果拍摄更多的录影带和有足够多的公开演出机会，那么你将看到每个中国孩子都穿着花儿乐队的T恤衫唱《放学啦》。”

大老师一颗心落定：音乐这碗饭，稳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放弃得那么快。

步入成人世界后，大张伟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草莓声明》发行，他带“花儿”去各地演出，特别扫兴。台下小孩儿都捂着耳朵听，前排领导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裤衩一样。

每次演出结束，心情都极度恶劣。

大张伟感到虚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在台上蹦哒，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么。朋克属于“你不喜欢我你就滚远点儿”的音乐，实在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审美。至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质疑，那就更别提了。

不知道大老师是否属于讨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讨厌的人格。

他实在没有那种“就是要让你们看不惯我”的一撸到底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眼看滚圈儿三十来岁的人没正经工作每天兜里揣二百块钱自称“摇滚艺术家”，他就心里发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样。爸妈都下岗了，曾为他吃了不少苦。家里又不是有矿，老老实实赚钱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于天然基因，摇滚，它既不被大众喜欢，也不被大众需要。一个东西，扫兴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意味着没钱，那还死磕个什么劲？

打那时起，大张伟希望写出让更多人喜爱的音乐。可付老板觉得他应该坚持，甚至觉得他还不够摇滚。两人在音乐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花儿”离开，赔了40万解约金。大张伟向全体乐迷宣布：

我因国情与家境考量自废摇滚武功。

幸福的乐队很少，不幸的乐队各有各的不幸。

赔了付老板的钱后，大张伟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儿”跟EMI百代签约，明确了TeenPop的风格，向流行敞开怀抱。《我是你的罗密欧》拿了不少奖，但要说红那也算不上。网络歌曲和彩铃起来，大张伟算是见识了人民和人民币的力量，天天憋着要出一街歌。然后就有了《嘻唰唰》。

小样出来时，其他人傻了，说咱不是摇滚吗这算怎么回事？大张伟说：“石醒宇你不是想买车吗？这歌没有摇滚声，但有钱声儿。”

大老师不愧是“大数据”创作者里的先驱，一算一个准。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围，洗脑歌词传遍中华大地，“花儿乐队”声名远扬，商演不断。很多人骂大张伟背叛了朋克，宋柯听歌时也不能理解：

“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紧接着，《嘻唰唰》被曝抄袭。大老师的“大数据写歌法”明显有Bug，东拼西凑，侵犯版权。他自称听了十几个G的歌，是从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里提炼出来嫁接而成的作品。这话谁听了都觉得可笑。

网友追着他这一污点不放，深扒他抄袭的各种段落。大张伟出面道歉，见群众不依不饶，直接把《叫卖十三香》改成《穷开心》。

并表示：我就是一裁缝。

他确实红了，但红得有代价。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码。那些年，“花儿”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把钱挣到手的伙伴渐渐都乏了。音乐做到这份儿上，早就和摇滚没关系了。2009年，“花儿”开了解散演唱会。大张伟的乐队生涯，在泪眼朦胧中结束。

大张伟一样，把音乐理想先放到一边，试着去逢迎讨好这个世界。

俗话说得好啊，你对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理想的坚守，只能带来挣扎。理想，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万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为生计奔波。

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话说回来，大老师依然是爱摇滚的。他几乎没什么社交，参加节目间隙也在编曲，私下听各种牛逼音乐。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儿不赚钱，除非等哪天挣到厌倦了对舞台厌倦了，才会放下包袱，自己爱干嘛干嘛去。

最近有新闻说他去录《乐队的夏天》，也是非常动情，还想毫无底线地朋克一回。

黄家驹之所以被那么多人传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坚持理想。能做到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张伟基于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如果黄家驹不是离世封神还活着，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一步步妥协下去。

记得几年前的《见字如面》，郑国强在信里对儿子回顾半生时写道：

“理想太容易妥协，欲望太容易放大…最开始爸爸没有欲望，拍自己喜欢的，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后来觉得为了养活自己拍点自己不想拍的也没事；再后来为了能升官，多拍拍领导想拍的未尝不可；再后来只要能赚钱，不拍照也行。底线就是这么一退再退，当退到某一天，我拿着相机卖力地拍着领导讲话，你妈打麻将拿着《大众摄影》垫桌脚，我就突然很鄙视自己。”

人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朵。可最后，都他妈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变得像被掐住命运的脖颈拔光了毛的落汤鸡一样

君不见，多少年轻时想着“一生放纵爱自由”的人，最后都把自己给嘻唰唰了。

《漫长的告别》里，一代硬汉马洛早就说过：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过早衰亡，而在于它们变得苍老和鄙俗。

18岁那年，一脸青涩的大老师去湖南卫视的《歌友会》演出。开口唱歌前，望着台下灰鸦鸦的一片大人们，他也说了：

“很多人老了以后回去看，会发现你年轻时讨厌的那种人，就是你老了以后的模样。”

十年时间，五月天成为天团，花儿却枯萎了。

曾经人们说“内地有花儿，台湾有五月天”。这两个乐团从平行线变成相交线，再从交集变回空集。

其实五月天和花儿都是我们的一个梦。蓝色的五月天谱写了青春的张扬与后青春的诗。粉红的花儿乐队编织了花季的绮丽与后花季的现实。

“我 如果有梦 梦要够疯 够疯才能变成英雄”

——五月天《咸鱼》

“我 走出门外 路灯都熄灭了 真后悔整开眼”

——花儿乐队《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