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场里,观众能够直面社会或者家庭、个人的问题”

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的《奥德赛》从奥德修斯的葬礼开始,他的两个互不相识的儿子因此较量起来。这部令人费解的戏剧实际上影射了叙利亚战争背景下的难民潮。 (歌德学院(中国)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4日《南方周末》)

剧评人玛格雷特·阿冯策勒第一次来到中国,受邀观看了昆曲《寻亲记》。她听不懂中文,只能由中国朋友翻译梗概。说起剧情,她难掩兴奋:“一对夫妻生下孩子后,父亲可能犯了法,被发配流放,许多年后回到家庭,中途遭遇磨难,最终是一个好结局。它和《奥德赛》很像。”

由阿冯策勒参与评审的柏林戏剧节创办于1964年,与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节”。从2016年起,柏林戏剧节每年都挑选作品来华,今年是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的《奥德赛》。

这部戏改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原作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英雄奥德修斯辗转回家的漂泊故事,确实和讲秀才家悲欢离合的《寻亲记》有相似之处。“演员的手势到表情都很熟悉,有通融性,一点也不陌生,非常好理解。”阿冯策勒首次接触中国戏剧就颇为吃惊。

不过,阿冯策勒同样“听不懂”《奥德赛》。这部话剧采用了一种自创的语言,演员即兴发挥。故事从奥德修斯的葬礼开始,由于他迟迟没回家,两个互不相识的儿子认定他已经去世。一个魔术师,一个说唱歌手,互相竞争较量起来。奥德修斯本人始终没有出场,遗照高高地悬挂在棺木前,英雄只是符号。

“其实在德国,准确地说,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戏剧构作马提亚·君特说,“看不到这段历史也没有问题,你观看时仍然有自己的理解,当中包含了很多流行文化要素,不需要知道故事影射什么,你可以根据他们的演出来自己想象。”

2019年6月下旬,《奥德赛》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和许多引进剧目一样,这部话剧获得了两极化的评价。支持者认为它对古希腊神话做出后现代解读,戏谑荒诞;反对者则批评它是无意义的喧闹。“我认为这是《奥德赛》来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发现一切都暧昧而不确定。”剧评人安妮说。

它在德国演出时的反响如出一辙。“对我们来说,这才是好的。不可能众口一词地夸赞,也不会有众口一词的诋毁,一部剧引发大家不同的讨论才是好现象。”柏林戏剧节总监伊翁娜·比登赫尔策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反观自己,为自己感到惊奇、震惊,或放声大笑”

柏林戏剧节有七位评委,每年分头看戏,再从四百多部德语戏剧中评选出“最值得关注的十部作品”。阿冯策勒连续四年担任评审,她认为评选过程充满分歧,“很难有大家意见统一的时候”。

为此,评委们在一年中需要多次碰面讨论。为保证中立,评委均为戏剧评论人,这在戏剧节领域颇为罕见。因为,“剧评人不会为一次制作、一场戏而付出,只有他们能做到独立性”。

“导演在制作过程中真有一定风险,他敢于挑战新的、难度较大的东西,而不是用容易的方式创作,保证自己的作品不受争议。”阿冯策勒认为争议恰恰说明了作品的质量,“大家要敢于创新,敢于做以前没人做过的东西,敢于设立新的风向标。”

在阿冯策勒看来,口碑两极化与当代的信息传播方式也有关系。一部戏上演,过去通常会在传统媒体上看到剧评人的专业评论,读者数量有限;如今人们活跃在互联网上,常常互相评论甚至攻击。“这些评论对剧作家来说是有用的,他可以看到不同的声音,丰富了大家的看法。”

德国一直鼓励实验戏剧发展。伊翁娜·比登赫尔策尔认为,德国戏剧传统上不追求商业化,大大小小的剧院都在尝试先锋实验戏剧,政府资助自然向其偏移。2012年,她成为了柏林戏剧节的负责人。

“在德国,国家不支持商业戏剧,而是支持实验性戏剧,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柏林艺术节总监托马斯·奥伯伦德曾说,“虽然商业市场规模很大,观众也多,但国家还是希望支持建立一个橱窗,使整个社会可以在其中反观自己,为自己感到惊奇、震惊,或放声大笑。戏剧在德语国家有着自我教育的特殊功能,这与同时进行的商业戏剧演出并没有关系。那些属于娱乐,而并不体现文化身份。”

剧院到底是什么

起初,评委们没有注意到《奥德赛》的现实隐喻:两个没有父亲的年轻人,人生没有得到引领,影射了叙利亚战争背景下的难民潮。很多孩子失去父亲、被迫移民,造成更多的竞争与冲突。

近年,德语戏剧界常常讨论:剧院到底是什么?在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中,剧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例如2019年的“最值得关注的十部作品”之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与现场观众对话,讨论原东德地区的新纳粹、右翼政党等问题。

“戏剧一直存在这样的使命,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冲突矛盾,甚至有时候哪怕反映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问题,也是和社会相连的。”阿冯策勒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剧场里,观众能够直面社会或者家庭、个人的问题。在现场看戏,不是为了娱乐性。”

在阿冯策勒看来,欧洲移民潮使“原来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情都陷入了质疑,大家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没办法再继续”。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舞台上,例如慕尼黑室内剧院的《适度富裕》,用多元族群的演员代替原版的白人演员,颠覆经典剧作,反映当下的移民问题。“我们整个演出的构成更加多元,这是2018年我看到的新变化。”她说。

柏林戏剧节的规则也相应调整:从2020年起,至少两年,入选作品保证一半是女性导演的剧作。总监比登赫尔策尔介绍,56年以来,柏林戏剧节选出的三百多位导演中只有27位女性,“数据说明了一切”。她认为,问题在于整个结构对女导演不利。

阿冯策勒举例,维也纳重演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耶德曼》时,她曾期待年轻的女剧作家们能参与其中,改写这部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的剧作。但很多剧院的院长并不相信女剧作家能够做到,“对女性导演的信任可能没有那么强”。

“几十年来欧洲的历史都是这样,大家不停地讨论女性在哪里、女性导演的作品在哪里,这种意识早已有之,但是市场运行的时候,自然会有很多男性导演出来。”阿冯策勒认为新规定更多是一种信号,“官方正式宣布女性导演的剧目跟男性导演的同样重要,它会逐渐影响我们戏剧创作的实践。我们也希望,这个想法有一天变得自然而然。”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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