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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毒2》更像是前作的一则反题：往事已矣，不必眷恋，而“断手”正是情义不再的绝佳隐喻。从这个角度而言，《扫毒2》是一部底色冰冷的黑帮警匪片，不制造浪漫想象，不提供煽情桥段，只有越陷越深的决斗与共同毁灭的结局。在余顺天这个复杂的、自相矛盾的、自我分裂的商人形象背后，我们可以读出一点“盖茨比”的味道。

❶ “断手”是情义不再的隐喻

香港电影对“断手”情节有着某种迷恋，《扫毒》系列也不例外。暌违6年，前作里张家辉自断其手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新作的一开场竟又是断手，并由此引发两兄弟间旷日持久的相爱相杀：

2004年，因经营场所存在毒品交易，地藏遭遇黑帮帮规处置，好兄弟余顺天砍断了他的右手；2019年，余顺天成长为香港金融巨子，地藏堕落为香港最大毒枭，在禁毒与贩毒、上天与入地之间，一场“天地对决”席卷而来。

从张彻、杜琪峰到尔冬升，“断手”情节是港片暴力美学的重要表征，而这种暴力又总是作用于年轻英俊的男性身体，执念于“残缺”。对于张彻电影中的残缺身体，学者苏涛这样解释：“家国的丧失、文化的失落、颠沛流离的生存体验，以及面对历史暴力的无力感，在这里都具象为残缺的肉体，成为导演无意识的外显。”

无论是被逼自断右臂的姜大卫（《新独臂刀》，1971），或是为退隐赌坛自断右手的王杰（《至尊无上之永霸天下》，1991），乃至砍手后性情突变、“黑化”到底的吴彦祖（《新宿事件》，2009），断手者永远是最帅的小生。可见，港人所钟爱的并不是维纳斯，而是杨过。

被敌人砍了手，快意复仇即可，不必犹豫；但被最好的兄弟砍了手，情况可就复杂多了。两部《扫毒》都在借警匪之名言情，言“兄弟情”。不同的是，《扫毒1》是讲和解，尽管兄弟你当年向我开枪还送我去喂鳄鱼，但只要你道一声歉，我就会立刻原谅你，这里面虽然有很多情节经不起逻辑推敲，但是一讲到少年义气，却又无比煽情动人；《扫毒2》却是讲仇恨，是无法洗白的罪与无法原谅的伤。砍手之仇，虽远必诛，在这里，义薄云天的男性情谊遭遇了冷嘲与解构。

这或许和导演邱礼涛的怀疑主义立场有关。邱礼涛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的硕士，他的社会学视角是其电影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底色。即便是拍摄恐怖片或者cult片，邱礼涛也总有冷峻观察社会的惊人妙笔，更不用说《给他们一个机会》《性工作者十日谈》等极具知识分子立场的独立电影创作。导演本人的怀疑论调使他无法相信英雄主义，在他眼中，江湖之“义”是脆弱的，经不起世俗社会的考验，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在2019年的故事里，香港黑帮早已随风而逝，曾经一起拼命的兄弟必须职业转型，于是，《扫毒2》更像是前作的一则反题：往事已矣，不必眷恋，而“断手”正是情义不再的绝佳隐喻。因此，当刘德华、古天乐合唱的主题曲《兄弟不怀疑》在结尾处响起，我们的感觉竟是如此反讽，甚至可以听到一种专属于中年男子的、强制称兄道弟的油腻：“怀疑怎去跨过这个命题/怀疑一再多次害到底/即使今世一脸烂泥/也愿留低都不计。”

如此看来，《扫毒2》其实是一部底色冰冷的黑帮警匪片，不制造浪漫想象，不提供煽情桥段，只有越陷越深的决斗与共同毁灭的结局。而全片最有趣的场面调度是开头处的医院门口，颇具社会学的想象力：地藏下了兄弟的车，将自己的断手扔进了垃圾桶，决绝而去；此时，疾驰的救护车骤停，阻断了余顺天目送兄弟远去的视线，他眼前的救护车里抬下了一具血肉之躯，那正是扫毒遇刺的警察妻子。

在这里，“扫毒”是一种社会行为，有组织有系统，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层：强势的民间扫毒与无力的官方扫毒将两组人物意外连接在了一起。医院门口就是决定命运的三岔口，他们在此相遇，并注定永远纠缠，并最终耗损于困兽之斗。“扫毒”是有代价的，这是邱礼涛的独特点题方式。

❷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除了导演邱礼涛之外，《扫毒2》的另一中坚力量是作为制片人兼主演的刘德华，这是他近年自《拆弹专家》《追龙》后又一部自制自演的电影作品。刘德华的制片视野向来广阔，既有《疯狂的石头》这样的小成本喜剧，也有《桃姐》这样的文艺佳作，但是近年来，他却将制片目光锁定在了“香港故事”，这似乎与CEPA协议签订后“港导北上”的合拍片策略截然不同。

回到香港，这是香港警匪片近年来的一个创作转向，也是香港制片方基于内地市场反馈做出的理性调整，其目标是“以小搏大”，即小成本与高回报。与林超贤的“主旋律警匪化”不同，一批香港电影导演选择坚守本土，将纯正的“港味”奉献给内地观众。其中，《窃听风云》系列、《寒战》系列是较为成功的作品，悬念迭起的多线叙事、复杂曲折的案情结构与紧张刺激的心理节奏共同造就了港式新警匪的智性风格：“烧脑”为先。

与之相反，另一批香港电影创作者则强调观影快感的批量生产，制造令观众倍感满足的“爽片”。反复出现的追车、枪战、爆炸，乃至港式恋物怀旧，都像是北京的打边炉、茶餐厅一样，精准迎合了内地观众对于“港味”的想象与期待，所谓“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大卫·波德维尔语）正是如此。反观叙事层面，这类警匪片却越来越简单粗暴，从头到尾的双雄决斗，毫无变化的忠奸对立，没有悬念，只有输赢。刘德华与邱礼涛合作的《拆弹专家》《扫毒2》都属于这样的脉络。

在《扫毒2》最后的高潮戏中，终级对决的双雄竟可以穿越香港街头的拥挤人潮，直接驶进中环地铁站，并且超级英雄般地飞车撞地铁，直至同归于尽。为了内地观众在电影院里的齐声惊叹，香港影人真是拼了。管他什么逻辑呢？总之，一切为奇观让路！

在这个意义上，《扫毒2》更像是一部灾难片，斥资1000万港币搭建的1：1仿真中环地铁站，只等待被撞毁的那一瞬间。可是，当这场惊人的灾难奇观过后，观众的情感疲惫与心灵空虚该如何抚慰呢？电影里，香港这座城市终于恢复了安宁，可大银幕前的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我们究竟该认同哪个人物？谁才是最可爱的人？砍手无悔的金融家？断手生恨的毒枭？还是脆弱无力的警察？

这部电影并不关心这些问题。

❸ 香港版盖茨比

自吴宇森创立香港警匪片的“双雄模式”起，两位男主角或警或匪，只能在黑白两大阵营里打转。后来，《无间道》的出现使得“双雄模式”的灰色地带变得丰富起来，双重卧底身份引发了观众对于正义与邪恶的深入思考。而《扫毒2》则选择跳出警匪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将“双雄模式”改写为商匪对决，这是颇有新意的一笔，与此同时，在双雄的强势角力过程中，警方的执法力量被悬置起来，显得缺乏存在感。

可以说，《扫毒2》最堪玩味的人物就是余顺天。这位曾经的黑帮小弟，历经15年的自我改造，终于成长为香港金融巨子。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对禁毒抱有坚定的决心，还当上了香港禁毒协会的会长，在菲律宾兴办戒毒机构，拯救迷失儿童，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如此正面书写的商人形象，是此前香港警匪片中很少见到的，可见，港人试图通过民间的经济力量发声，彰显其价值观层面的新风貌。

但另一方面，商人如果对自身的经济力量过度依赖，就会有僭越法制的风险。余顺天不堪忍受缉毒警察的无所作为，公开悬赏1亿港币，买凶杀毒；反过来，毒枭加大筹码，豪掷1亿1千万，征人反杀余顺天。就这样，国际大都市香港的治安命脉被交付于两位富裕赌徒手中，与此同时，广大市民对此毫无发言权，两位赌徒也从没考虑过香港普通市民的基本安全问题。为报私仇，余顺天不惜以暴制暴，如此狂妄“扫毒”反倒印证了其最初砍断人手的黑帮身份。15年间，他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在行为观念上毫无进步；他虽然住进了宽敞豪宅，却从未变得文明。

在余顺天这个复杂的、自相矛盾的、自我分裂的商人形象背后，我们竟可以读出一点“盖茨比”的味道。他是如此渴望成功，如此渴望挤入上流社会，但却必须为15年前的“原罪”买单，而精英妻子的离去，也是因为他对于自己不堪过去的有意隐瞒。

如此说来，余顺天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因为他僭越的不只是法制，还有社会身份，而警察最终向天空放的一枪，就是为他鸣响的丧钟。我想，这才是邱礼涛社会学视野的最终落脚点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青年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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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白惠元

编辑：何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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