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峰
北美时间7月7号早晨，美国普通人家的电视机里热播着中国女性的征战故事，它激励了2019女子足球世界杯决赛的美国队，也让很多美国民众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这部影片跃升为推特、Youtube和微博等社交媒体热门话题的第一名。
卡罗与木兰
它就是美国迪斯尼真人电影“花木兰”（Mulan）的预告片。这部口碑奇佳的电影将于2020年3月27日以“3D”的形式和全球各地影迷见面，而创作这部影片的导演正是一位电影界的“花木兰”——新西兰女导演妮基·卡罗（Niki Caro）。
2010年，迪士尼组织方开会通过了《花木兰》真人版的拍摄计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版本的《花木兰》并没有获得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认同”。时隔10余年，迪士尼鲜有的“亚洲IP”，岂可如此这般淹没在时光尘埃之中？
刘亦菲成为“万里挑一”的演员，饰演花木兰
但从2010年到2015年的5年间，《花木兰》迟迟未见世人。这倒不是因为迪士尼没有钱，而是因为东西方之间客观存在的“文化冲突”（cultural shock）所引发的“制片纠结”。和其他迪士尼影片相比，《花木兰》这一IP来源于古老的东方文明。对于迪士尼这家典型美国的影视公司而言，要让影片既反映西方主流价值观，又要兼顾中国独有的历史和文化，确实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1998年《花木兰》在全球的票房仅为3亿美元出头，而同时期的《泰坦尼克号》光中国市场就高达3.5亿。造成1998年版《花木兰》在中国市场折戟的最终原因便是迪士尼“没有吃透中国人文历史”。故事改编的“太西方”，让大部分中国人显现出“嫌弃”的态度。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黄种人”，也让人们的观影体验充满十足的生涩和怪戾之情。
1998年版的花木兰形象
要想争夺中国市场，就要了解中国文化，更要敢于聘请华人导演来重来一场中国文化的“文化旋风”。迪士尼想到了李安，但是李安婉拒了这个“盛大的邀约”。毕竟当时《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宣传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位华人导演自然是“一心不能二用”。
2017年2月14日，迪士尼在交涉姜文无果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华人导演”，而是聘请了来自新西兰的女性导演妮基·卡罗。她也因此创造了一项影视圈的记录：继阿娃·杜威内（Ava Marie DuVernay，2018年《时间的皱折》）后全球第二位执导预算超过1亿美元电影的女导演。
妮基·卡罗
《花木兰》中“木兰”的果敢和独立，似乎和这位叱咤影坛的妮基·卡罗发生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妮基·卡罗组建她的团队时，“刻意地”将一些女性影视从业人员纳入其中，编剧伊丽莎白·马丁（Elizabeth Martin ）、华裔演员Rosalind Chao、唐莎娜（Xana Tang）等文艺女性组成的“娘子军”，都成为了真人版《花木兰》的“座上客”。
作为一名女性，妮基·卡罗眼里的“木兰”是充满果敢和坚定的。她喜欢木兰身上的大义凛然，欣赏这位古老中国女性柔软而坚韧的美。当很多美国人看完《花木兰》预告片留下感动泪花的时候，他们并不理解这位距离中国千万里之遥的卡罗，何以挖掘到绝大多数西方人不曾在意的人物故事。
其实这些观众不知道的是，卡罗早已从木兰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童年时刻的卡罗对金属雕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雕塑让这位渴求艺术洗礼的女性得到了艺术的滋养。紧接着，电影艺术成为小卡罗心中的梦想，她开始积极自主地阅读电影书籍，寻求电影创作的灵感。她的这份坚毅和执著也感动了她的父母，并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的母亲隔三差五地将她手写的剧本打印成电子文档，甘愿地充当着她电影之旅的得力伙伴。
卡罗在《动物园管理员的妻子》影片中的执导现场
在父母的鼎力相助下，卡罗终于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记忆与欲望》（Memory and Desire），这部电影展现了一位女性眼里的新西兰，将其个人的生活与新西兰的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们提供了一种耳目一新的女性视角。但这部电影的“独特视角”却被视为“低级的稚嫩”，虽然这部片子最终获得了新西兰设置的国家奖项，却没有收获一个好的票房数据。
人生总是充满惊奇，在这个路口没有欣赏到风景，却有可能在下一个路口邂逅绝美的景致。第一部电影的失落没有打击到卡罗继续创作的热情，另一部《鲸骑士》（Whale Rider）丰满了她的艺术体验，成就了她的电影传奇。
在《鲸骑士》的剧情中，毛利女孩在部落中学会了如何占有一席之地，如何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保持睿智，如何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像男人那般的“领导者”。电影中的“毛利女孩”就像是中国的木兰，这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女孩最先要学会的不是撒娇、不是卖萌，而是如何学会对自己的性别保持敬意，如何在盲从的世界中找到某种独立的“领导权”。这部预算只有200万的小成本电影一经播出，竟获得全球50多个国际电影节各种奖项的提名。无论是民族情结还是女性视角，《鲸骑士》都给整个西方的影视圈一道别出心裁的视觉飨宴。
《鲸骑士》影片中的毛利女孩
《鲸骑士》中的女性“领导权”探讨的不是一种社会上存在的来自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而是女性在一个既有定局的社会格局中，如何自觉地确立其引领自己生活的权利。可以说，“毛利女孩”和木兰的“人设”是一样的。卡罗并没无力把创作的重点放在“宏观文化”的演绎上，而是将其视角放置在“性别觉醒”的角度中。
从《鲸骑士》到《花木兰》，卡罗的创作看上去仍然停留在对“女性主义”的表达上，其实她又多了一项“使命”，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传播者。但这一被“委以重任”的传播者身上的一些“不妥之处”，在《花木兰》的拍摄过程中被多家美国媒体洞察到了。
有记者问询妮基·卡罗是否过于注重对木兰女性主义的西方式声张，而遗忘了东方文化时，卡罗当着镜头的面自信满满地讲到，“我只会根据电影本身的需要来选取最为合适的人选。当然，我也要说，电影创作一定全部是男性的行为吗？显然不是”。卡罗十分明白，她所选用的演员和电影主创者，确实有很多女性。但这都是凑巧，因为对于木兰的表现，就是需要更多的“女性视野”。
当妮基·卡罗第一次拿到《花木兰》剧本的时候，她似乎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对木兰这一“小女子”的“大孝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花木兰总是逃脱不了“替父从军”的惯性思维。木兰之英勇在于其“心系家族”，而非女性的觉醒。
卡罗与她的女性同事
正如《孝经》所强调，“孝”乃为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中国文化中，“孝”被提升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的境界水准。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中，木兰的果敢源于其对家族宗法的忠诚，在于她对血缘关系的坚守。但在卡罗的影片中，木兰的英勇和坚毅则更多地被诠释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倾向。
国产剧中的花木兰形象
“个人英雄主义”应该是每个“美国大片”都难以逾越的门槛。救世主的使命感，也一下子注入到木兰这位东方女子的血液中，从而稀释了几分东方人特有的家族观念。其实，卡罗对木兰这个角色的处理，是小心翼翼的。人们可以在她的影片中看到一种“个人主义”的克制——从“小我”到“大我”的进化，这一进化的最终结果是“性别的觉醒”。
经过20世纪初期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ism）的冲刷，美国个人主义呈现出与欧洲文化体系所不同的特征。个人主义已不再单纯地拘泥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和表达，而是从“小我”延伸为“大我”，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在真人版《花木兰》中，木兰骁勇善战最终的指向不是单纯的“炫技”，也不是个人武功的彰显，而是个人主义对家族群落的引领，是“性别觉醒”对家庭温情的召唤。
卡罗创作了一部“女性觉醒”的《花木兰》
卡罗在《花木兰》的具体拍摄中 ，还特意邀请执行制作人江志强来解读古老中华文明的意涵。这位曾参与张艺谋的《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影片制作的“中国通”，提供给卡罗很多“东方灵感”和“中国方案”。在卡罗看来，虽然《花木兰》不可能拍摄成纯粹的历史巨制，但它却可以充当一座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寻求一种家族荣辱和个人喜怒、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平衡美学”。
在卡罗《鲸骑士》大获成功的时候，这位女导演也收获了上帝馈赠于她的另一礼物：两位千金Tui和Pearl——她和丈夫Andrew Lister爱情的结晶。卡罗对此很高兴，她果断地拒绝了电影首映式的出席仪式。那一刻，她意识到再风靡影坛的女人，也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一鲜活的生活不是“女权的”，不是“个人主义的”，而是属于家庭，是“老公萌娃热炕头”的暖意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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