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装到西装,再到如今的运动装,男人的“战服”是如何被流行文化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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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16期,原文标题《军装风和20世纪功能时装》,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 杨聃

Stone Island

形式追随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看似单调乏味的男装无法和绚丽多彩的女装相提并论。然而在20世纪,西装、长裤和牛仔服,女人们顺理成章地穿上原本属于男人的衣服招摇过市。同样,在男装体系中起初被视作与时尚无关的运动装和工作服,也成了当下持续在T台上发酵的主题。如果这能引发你对男装的兴趣,可以去看看《颠覆与重塑: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馆藏马西莫·奥斯蒂男装展》,从中感受上世纪男装进化的原动力——“形式追随功能”。

展览于4月刚刚开馆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举办,精选了52件意大利设计师马西莫·奥斯蒂(Massimo Osti)的古着收藏,时间从1910年跨越到1990年。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曾这样评价马西莫,“他是第一批从军用服装中汲取大量灵感并运用到服装制作上的设计师之一”。喜欢颠覆和改造的马西莫从各地收集军用服装,研究它们的口袋、褶皱、帽子、内部圈绳,双层设计、皮带轮、铰链等设计。

帐篷披风

起源于英国海军的粗呢外套采用的是栓扣和绳圈而非扣眼,对严寒中麻木的手指来说非常实用,同时延伸至两肩的抵肩还能够承受绳索、电线的压力。上世纪30年代的A2飞行员夹克具有把衣领闭合的拉环、收紧腰部的双带绑扣、阻止空气透过拉链的皮条、袖子上的加固贴片和腋下的三角形衬布等特点,既保暖又耐磨。

拐角处陈列的“Zeltbahn Cape”是德国军队使用的多用途组合式三角形布料披风。两个三角形披风可以作为担架使用;如果把披风里装满芦苇秸秆然后绑密,就成了临时救生筏;如果将几件披风紧固在一起,可以搭建一个容纳8人的帐篷。衣服边缘的孔眼就是为将其固定时穿绳索和钉子预留的。

在马西莫的主导下,军用装备的各种细节被重新转化到了设计中,并改变了上世纪后30年的男装审美。展览中可拆卸衬里的野战夹克是以美国伞兵在诺曼底登陆时所穿的作战夹克为原型改造的。它也是马西莫个人最爱的日常穿着,夹克上的几个口袋刚好可以分装笔记本、硬币,和他几乎不离手的烟斗与烟草。在设计时,马西莫可能没想到,这件新夹克将步兵基本款变成了日后都市青年传播自主意识的载体。

1982年C.P.Company的秋冬系列推出了一系列可拆卸领子和袖子的模块式夹克,同时它使用了针织、油布、皮革和仿鹿皮等多种面料以及色彩鲜艳的缎质衬里。这个成为公司商业转折点的系列是受荷兰警员夹克的启发。80年代末“Mille Miglia”古董车大赛的赞助服装护目镜夹克(Goggle Jacket)也是在研究了日本民防部队使用的防护面罩之后设计而来。

在展览的中间部分,一面由材质和颜色排列组合的墙壁显示了马西莫对面料行业的推动。他首先提出了成衣染色的理念,如果在一次单浴染色中同时染两种或多种不同面料,比如棉、羊毛、尼龙、皮革等,就会对染色剂产生不同的反应,进而获得“同色系”的效果。这个新流程是纺织工业变化的基础。

他还是第一个自产混合纤维布料的人。从生产商手中拿到的布料,如果不进行一番改造,马西莫几乎不直接使用。如果一种布料太松垮,他会添加树脂涂层以达到“塑形”目的;如果布料太坚硬,他会用硅软化剂进行水洗处理。起初只是单纯从审美的角度,慢慢地,在其实验下诞生了“橡胶涂层”“金刚砂打磨”以及“压缩纤维”等材质。“科技羊毛”是他在档案馆发现一件40年代的水手短外套时,受其内部的黏合单层尼龙的启发,用羊毛和不抽丝的针织尼龙网通过热熔工艺制作而成的新型防皱透气面料。

1987年,马西莫工作室的风格搭配助理洛伦佐·皮亚齐通过调研了解到日本东丽公司开发出了一种叫sway的尼龙。它涂有一层含热敏微胶囊的树脂,这些三四微米的微胶囊中含有染料和颜色中和剂,会对周围温度的变化做出反应。温度的升高和降低都会让其颜色发生改变,冬装的变色温度为11~19摄氏度,夏装为24~32摄氏度。工作室拿到的第一件样品是白色的,温度降低后就变成了蓝色。

就这样Stone Island推出的第一件由液晶制成的冰夹克可以随温度的变化而变换颜色,同时既防水又防风。在伍迪·艾伦的电影《西力传》(变色龙)流行之后,冰夹克承袭了变色龙夹克的别名。这种总体呈现功能性和材质优越性的设计在如今的巴黎时装周上仍能窥见。

Stone Island 古着

冰夹克衍生系列

Stone Island古着

时尚的沉淀

“在没有聚酯纤维,没有尼龙和塑胶材质的时候,人们在棉质品上涂抹油来防水,因为这是最自然的实用方法。现在科技改变了一切,伴随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防水材质尼龙。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改变,衣服还是它该有的样子,只不过应用了新的材质,更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美籍华裔设计师朱钦骐(David Chu) 在导览时说。事实上,《颠覆与重塑》这52件展品和近4万件马西莫收藏都是他对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捐赠。

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西莫和朱钦骐先后在意大利和美国开始了他们的时装产业,前者是军队风格的运动装,后者是海洋风格的休闲装。同样是为其品牌的设计寻找灵感,在NAUTICA创建之初,朱钦骐开始从各地收集古着。后来在一位做采购的朋友告知下,他了解到当时已经是肺癌晚期的马西莫有意把自己的收藏转手给能够欣赏它们的人。就这样朱钦骐来到了马西莫位于博洛尼亚的工作室,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马西莫古着收藏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画家皮耶罗·曼奈(Piero Manai)的作品,沉迷于肢体语言的曼奈用大量的黑色描绘弯曲的脊椎和身体的韧带。他眼前的马西莫刚经历了事业上的一系列转变,亲手创建的公司已被其他财团收购。这位历来低调、创意疯狂的家伙即便患病还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朱钦骐回忆道:“他带着我大致看了看他的收藏。工作室里根本不可能放下,所有东西都储藏在室外的集装箱里。当我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收藏时,直接签了一张支票。”这笔价值不菲的交易几天就完成了。

2002年,3万多件服被打包成7万个箱子,用几个集装箱从意大利发到了朱钦骐香港的仓库。在接手马西莫的藏品后,他将自己的6000多件古着男装作品纳入其中,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架了3层,才勉强把它们悬挂开来。“仓库设置了固定的温度和湿度,否则布料在那样潮湿的环境里是无法储存的。每次需要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架着梯子爬上去,一件一件拨开看。”他笑着说,“十几年来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每一件是什么。”这也是朱钦骐把整个收藏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的原因之一,“学院有这个能量给它们做个整理。将这样专业的收藏接手和重新经营,无疑延续了它们的生命”。

朱钦骐和马西莫都喜欢收集军装风的古着并研究它们,是因为其功能性。他指着一件上世纪30年代的猎装解释说,腋下侧方的布丁是为了夹枪,肘部的补丁为了支撑时耐磨,前面的各种口袋是为了分类收纳,“每一个元素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单纯基于审美和装饰”。

历史上男装都是从军服和工装发展而来。比如说由印度语“khak”(灰尘)演化而来的卡其色(khaki,土色的)。究其历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攻占南非的时候,战争僵持了许久,英军终于总结出,原因在于红衣黑裤白帽式的英国军装走到哪仿佛都在说“我来了”,而南非游击队卡其色的战服则完全隐藏在自然屏障中。这让英国人狠狠上了一课。从1848年起,驻印度的英国陆军换上了卡其制服。随后,卡其服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从美国传播到了澳大利亚。如今,卡其服简直和牛仔潮一样无处不在。

“在马西莫的藏品中有一件日本飞行员夹克,内里是一层御寒的北海道狗毛,其面料考究,拉链质量比现在的还好。”朱钦骐补充道,“喜欢研究军用装备,因为它没有预算问题,也没有限制制作数量的问题。它只是追求最出色的实用功能。”的确,当时军官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士兵的衣服才大批生产。这也是后来,军装的版型可以直接拷贝到西装的原因,英国定制品牌吉凡克斯(Gieves & Hawkes)最早不就是海军定制吗?

在朱钦骐看来,所谓“形式追随功能”,其中的形式是没有时间界限的,设计师的创造性来源于如何从已有的形式中提取基础元素重新演绎和组合。就像他所说的,“设计是个沉淀的过程”。而如今,大部分女装又演化于男装,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时尚元素正是经过这般循环往复才得以保留。

Goggle Jacket

Stone Island 古着

Stone Island 古着

Travis Scot是Stone Island拥趸

文化的反作用

从军装到西装,再到如今的运动装,20世纪男装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演变的标本。朱钦骐的理解是:军队的等级制度非常鲜明,特定的款式、颜色和徽章等组合显示了他是谁。进入现代社会,从军装演变来的西装成了男士们的新战服,人们还是需要看起来庄重。然而,随着如广告、设计等创意行业的出现,休闲风格同时具备舒适和个性的需求被释放。如今,在科技行业大家都可以在家办公,更不需要所谓的象征意义了,服装完全成了个人主义的表达。

威尔士亲王是那个推动功能性服装向时装转变的关键性人物。紧接着战后“迷失的一代”瓦解了之前通过着装规范来界定社会阶层的刻板模式,运动装和时装的界限开始模糊。布雷泽西装和法兰绒长裤被当作日常服装,红极一时的费尔岛毛衣和爵士套衫让针织服装脱离了仅限体育场所的标签。而堑壕外套这种双排扣、大翻领、右胸口处有“枪插片”(gun flap)、肩章和袖口可以调节收紧的“正统”款式,却因为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在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形象,与地下活动产生了关联。

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将青少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其专用术语被精简为teenager。他们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并具有相同的共性——与主流文化进行对抗的同时,在情感上又充满了对自身的焦虑和对外界环境的怀疑。亚文化中的年轻人将服饰和音乐作为一种挑战和对抗权威的工具,以少数派和极端的穿着方式去抵制社会主流文化所界定的着装规范。

从20世纪20年代在高校生中大肆流行的阔腿裤(Oxford Bags),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浪漫主义风格,佐特西装、泰迪男孩、嬉皮士、摩登族和朋克风,他们对时尚的影响无处不在,并成为20世纪下半叶影响时尚最为显著的因素之一。就这样通过黑市流入市场的飞行员夹克、达夫尔海军外套和粗磅水手针织衫被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叛逆年轻人继承了。

马西莫在创办Stone Island的时候,本想为那些喜欢高尔夫、滑雪、航海和其他奢华活动的中产人士提供机能性的服饰,却引来Paninaro青年(原意:快餐三明治,也指爱穿大牌的年轻人)的青睐,他们深受50年代美国片的影响,开着他们的机动自行车穿梭在各个咖啡厅间。从英国足球迷们跟着球队旅行欧洲开始,看到那些有钱的意大利和法国人都穿着Stone Island、Fila等运动品牌。这些对赛况不满、动辄诉诸暴力的“足球闲人”(Casuals)也开始买大牌运动装当作伪装,由此不再因为穿着球队配色的制服而受到警察的骚扰。如今,马西莫时期的Stone Island又开始在二手市场上回潮,其拥趸是大批美国街头风的“粉丝”。同一种设计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吸引了三种不尽相同的受众,相应地,他们也丰富了它的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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