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7日，上海联华公司新电影《新女性》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晚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夜上海一派繁荣景象。
席间，一位身着绿色旗袍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她烫着最时髦的卷发，打扮精致、笑靥如花，与场上的每一位宾客都把酒言欢。她就是这部影片的女主角、红遍上海滩的著名女影星：阮玲玉。
阮玲玉，民国四大美女之一，被许多导演誉为“天才演员”。她16岁投身影坛，在短短9年内，拍摄了29部影片，而且多数都是颇受好评的经典佳作。凭着在这些影片里惟妙惟肖的表演，阮玲玉也被认为30年代中国无声片时期最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明星。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影星，在那场宴会之后回到家中，吞下了整整三瓶安眠药。年仅25岁的生命，就这样黯然凋零。阮玲玉死后，影坛一片哗然。出殡当天，从殡仪馆到墓地的二十多里路上，三十多万民众为她送行。生前红极一时的她，死后哀荣也是盛极一时。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这个年纪轻轻、前途一片光明的电影明星，选择了一条绝路呢？
这一切，都要从开始说起。
1910年，阮玲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在她6岁时病故，母亲只得带着她来到了一户张姓的有钱人家做佣人来换取一些生活的报酬。彼时的阮玲玉，抑或阮玲玉的母亲，都万万没想到，日后一切的悲剧，都根源于此。
1918年，在母亲的恳求下，身为校董的张老爷以“半费优待”，帮助阮玲玉进入上海崇德女校读书。阮玲玉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修了英语科和舞蹈科。在这些西洋文化的熏陶下，阮玲玉渐渐出落成一个气质非凡的妙龄少女。这一切，都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那就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张达民被阮玲玉的气质与美貌所吸引，他向阮玲玉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他经常约着阮玲玉一起散步，制造浪漫的邂逅与之交谈。对于张达民的心意，阮玲玉自然明了。
即便已经受过新教育，但在阮玲玉脑海中，始终有挥之不去的“主仆思想”，她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更不敢与张达民有半分僭越。
张达民深谙阮玲玉的心思，便时常去看望阮母，这一点，让从小缺失关爱的阮玲玉备受感动。张达民走进了她的少女情怀之中，慢慢地，她卸下了防备，开始憧憬与张达民的美好未来。
就好像所有不曾门当户对的爱情总会遭到磨难一样，阮玲玉与张达民也不例外。张达民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竟然爱上了一个佣人的女儿。1925年，阮玲玉的母亲被辞退，而阮玲玉本人，也不得不从学校退学。这一切，都给了尚且年少的阮玲玉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也第一次体会到，出身带给自己的尴尬与无奈。
年轻气盛的张达民，被母亲的这一举动，激起了所有的反叛情绪。他极力说服阮母，让阮玲玉与自己同居。具有浓重封建思想的阮母，认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好靠山，自然欣喜不已。而彼时的阮玲玉，误将张达民的叛逆当作“痴情”，就此沦陷。谁知，便种下了她这一生悲剧的种子。
张达民从家里搬出去后，将阮玲玉安置在鸿庆坊。彼时，张达民不过十八九岁，阮玲玉也不过十四五岁，其实还是两个没长大的孩子。他们每日搓搓麻将、跳跳舞，日子倒也过得有声有色。
其实张达民与阮玲玉从骨子里就是不一样的人。张达民是个纨绔子弟，习惯了交际应酬，他的人生，永远在找寻快乐与刺激。阮玲玉不同，她出身卑微，虽受到过高等教育，骨子里还是有抹不去的封建思想。她性格单纯内向，一心盼望着有个安稳的家庭，如此而已。
而这简单的心愿，注定张达民给不了她。果不其然，好景不长，矛盾爆发了。
张达民向来迷恋声色场所，完全不顾阮玲玉，甚至好几日夜不归家。而这一次，他更是迷上了赌博，赌光了身边所有的钱财。
这一日，张达民主动向阮玲玉提出要结婚，本该欣喜的阮玲玉却尴尬不已。原来，张达民口中所说的结婚，竟是惊世骇俗的“灵堂婚礼”。
所谓“灵堂婚礼”，就是去世者的子女，为了满足死者的心愿，在灵堂前举行婚礼。张父中风身亡，而张达民此举，不过是为了分遗产的时候，多分点钱。
阮玲玉拗不过张达民，只好同意。1927年，二人在张父的灵堂前举行了婚礼。这一场公之于众的“主仆恋”，也成为了阮玲玉身边的定时炸弹。
阮玲玉这一生，可以说，成也张家，败也张家。
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20年代初从日本学成回国，便加入了中国最早的摄制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影片部。阮玲玉辉煌的电影生涯，便是得益于他。
1926年，在张慧冲的介绍下，阮玲玉报考了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不久，她就拍摄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影片《挂名的夫妻》。当时中国电影尚处于默片阶段，没有台词的渲染，阮玲玉靠她极具哀伤的眼神与极具渲染力的表演，感动了许多观众。导演卜万苍更是评价她：“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阮玲玉随后又出演了《野花闲草》、《故都春梦》、《桃花泣血记》，凭借着过人的艺术领悟力与感染力，阮玲玉在上海滩迅速成名，红极一时。
荧幕上演尽了悲欢离合的阮玲玉，在生活中也历经坎坷。回到家中的阮玲玉发现，张达民变本加厉，赌光了所有的家产，更是将她辛苦攒下的钱财挥霍一空。暴躁、高利贷、家暴，都将曾经美好的爱情打入地狱，也将曾经深爱的两个人，越推越远。
当时的阮玲玉，其实已然经济独立了，她完全不用依靠张达民，就可以活得很好。她的屈从，除却她自己本身的性格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
1931年，上海各大报纸传得沸沸扬扬，著名电影明星胡蝶斥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开庭。一时间，大家蜂拥而上，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庭。阮玲玉看见好友胡蝶在法官上遭遇种种耻辱本就心有戚戚焉，街头巷尾的议论与无限放大，都让本就懦弱的阮玲玉害怕了。
在当时的上海，同居并没有什么，但是，一旦背上“主仆私通”的名声，大概一辈子都会变成别人的笑料。
就这样，阮玲玉屈从了。自此，她变成了张达民的“摇钱树”。
面对张达民的无赖行径，阮玲玉一再选择屈从，她实在太过软弱。她需要有人拯救她，帮助她摆脱那个无底洞。
这个时候，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出现了，唐季珊。
1932年，阮玲玉与张达民为了避难，来到香港，就是在这个地方，她遇见了唐季珊。彼时的唐季珊，是东南亚著名的富商，他对阮玲玉一见钟情，迅速地展开了追求。
唐季珊的身边不乏女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情场老手，曾经的电影皇后张织云便是其中一位。唐季珊此举，不过是对新鲜皮囊的一时兴起。
这些，阮玲玉都知道。与其说是唐季珊的追求感动了阮玲玉，不如说，阮玲玉过得实在太苦了。心里很苦的人，只要一点点的甜，就能填满了。彼时的阮玲玉，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自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1933年3月，唐季珊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一栋小洋楼送给阮玲玉，这座看似宽敞明亮的小洋楼，最后，却真正葬送了阮玲玉的一生。
4月9日，张达民回到上海，发现阮玲玉弃他而去，愤愤不平，扬言要与阮玲玉对簿公堂。阮玲玉为了息事宁人，找来了律师解除了她与张达民的同居关系，以每月支付100元、为期两年的代价，换回了自由身。这一年，可以说是阮玲玉最幸福的一年，她最重要的作品《神女》《新女性》就是在这一年拍摄完成的。
值得讽刺的是，阮玲玉在《新女性》中，饰演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教师，在受过不公平对待后，最终死于舆论压力。万万没想到，这一部电影竟成了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阮玲玉在拍完最后一场自杀的戏之后，在片场嚎啕大哭，或许那个时候的她就知道，在这样的时代里，无论她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喊，都是苍白无力的。她哭道：“我多么想成为像她一样的新女性，能够摆脱命运的新女性，可我没有她坚强，我太软弱了。”
1934年，张达民对阮玲玉与唐季珊提起刑事诉讼，控告他们“通奸”。这一切的起源，是上海滩有名的记者藤树谷。他以创造莫须有的社会新闻闻名一时。《新女性》导演蔡楚生鄙薄其为人，便在片中借记者齐为德一角，加以指责与抨击，由此，藤树谷对于电影一切的相关人员都怀恨在心。
在得知张达民与阮玲玉的事情之后，藤树谷提出要帮张达民打官司，张达民自然欣喜答应。面对张达民的控诉，唐季珊选择独善其身，反告张达民诬陷名誉。一时间，“通奸”、“艳闻”、“主仆之恋”的字眼频频出现于报纸，成为大街小巷议论的焦点。而这一场官司，无论赢或输，都注定阮玲玉要站在法庭上受尽羞辱。阮玲玉，就这样成为了两个男人争斗的牺牲品。
此时，阮玲玉开始支撑不住了。而此时，唐季珊又有了新欢，正是阮玲玉的好友粱赛珍。男人与好友的双重背叛，让阮玲玉的世界彻底崩塌。
1937年3月7日，阮玲玉穿上最爱的墨绿色旗袍，出席《新女性》庆功宴。宴会上的阮玲玉一反常态，与众人热情交谈，并亲吻示意。后来，人们才反应过来，原来，阮玲玉这一切并非醉态，而是与曾经并肩作战的好友诀别。
宴会结束后回到家中，阮玲玉吞下了整整三瓶安眠药，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困扰她一生的尘世。
阮玲玉的悲剧，除了她识人不清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环境。在那个时代里，虽然新教育、新思想已然兴起，但是固有的封建思想深入人心。女性往往被压制在底层，要靠男人才能过活。
而那些侥幸逃出了牢笼的新女性，即便已然独立自主，却还要受着舆论的压迫。“牌坊”二字压死了多少自由的灵魂。
阮玲玉就像一株浮萍，二十多载飘零许久，只是想找到一个依靠。她有着女性最美的神态、最聪慧的感染力与领悟力，也有着那个年代女性最普遍的软弱。但这不是她的错。她一生缺少温暖，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在她的身边。
与其说这是阮玲玉的悲剧，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盼这悲剧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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