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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张艺谋筹拍一部电影，在选女主角时费了不少周折。

用原著里的话，女主角应该是“丰乳肥臀”的。依着“丰乳肥臀”的标准，张艺谋初步定下一位女演员，但还是觉得缺少些什么。

临走的那一天，另一位也在推荐名单中的女演员从外地回来了。张艺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摄像顾长卫一起去给女演员录一段戏。

谁知顾长卫对新买的摄像器材不熟悉，拍完后回来一看，镜头全是虚的，唯一的一个实镜头只有四、五秒，还是女演员正在静静地听别人说话。

虚实相错间，女演员竟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很有味道。”顾长卫指着最后定格的实镜头说。

张艺谋转头问副导演杨凤良：“你觉得呢？”

杨凤良也点头：“是挺有味道的。”

“有味道……”

张艺谋若有所思。

几天后，张艺谋做出一个大胆又慎重的决定——换角，用后来的女演员代替之前已经定下的女演员。

这个关于选角和换角的故事，相信不少小伙伴在两分钟前就已经知道了真相。电影是《红高梁》，最初定下的女演员是史可，后来的女演员是巩俐。

张艺谋如此重视选角，是因为选角的成败往往关系着一部影视剧的成败。

对于观众来说，“选角”只是一个具体的结果。定妆照一出来，能够还原心中形象的，就是“神仙选角”，与心中形象差之千里的，就是“垃圾选角”。

但是对影视创作者来说，“选角”却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概念到具象、从静态到动态、百里挑一的复杂过程，这其中需要创作者们强大的审美能力、想像能力和判断能力。

比如张艺谋凭着一种“有味道”的感觉选择了巩俐，但是当莫言看到巩俐时，心里的第一感觉却是坏了，“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因为在莫言的想像中，原著中的“我奶奶”应该是一朵“鲜艳夺目、水份充足的带刺玫瑰”，而不是当时“初谙世事”、“穿着不伦不类”的女大学生。（双引号内文字来自莫言短文《妖仙狐媚——激扬巩俐》）

而且张艺谋也坦言，如果仅凭外形，史可其实更加符合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巩俐当时是“细细高高”的，安静话不多，与乡气十足的“我奶奶”相去甚远。张艺谋凭感觉选择巩俐，绝对是一次冒险。

不过结果却证明莫言的“感觉”是多余的，张艺谋的“感觉”是对的。巩俐扮演的“我奶奶”虽然略显青涩，却自带一股野性与热爱。

随着《红高梁》的一炮而红，这次“神仙选角”也把巩俐推向国际影坛，成为中国女演员中名符其实的“巩皇”。

一种“有味道”的感觉，令巩俐取代了史可，哪怕在多年以后，张艺谋再谈起当年的选角，也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只能感慨老天爷赏饭吃，巩俐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材料。

与张艺谋相比，周星驰选角就实在得多，他不凭感觉，凭星座。

去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周星驰说：“世界上我只信三种东西，一是爱，二是缘，三是星座。”有媒体问他是什么星座，他说：“我的月亮星座是水瓶座。”在《行运一条龙》里，他偏要加入一段对水瓶座性格的剖析。

等等，为什么都是“水瓶座”？

因为星爷的初恋是“水瓶座”。

2004年，周星驰筹拍《功夫》，面对全球华人海选女主角，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得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黄圣依凭借星座成为了“星女郎”，而“哑女”这个角色也成为她演艺事业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有导演信星座，就有导演信“面相”。

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选择了和他长得相像的夏雨。

张元拍《看上去很美》，选择了和编剧王朔长得很像的董博文。

陈凯歌拍《无极》，选择了与妻子陈红年轻时长得很像的张柏芝。

冯小刚《芳华》的女主角苗苗更是与年轻时的徐帆一个样。

是不是大导演选角时都这么“任性”？

还真是。

徐克当年翻拍《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曾遭到金庸先生的反对。金庸对他说：“徐克，当初我写《笑傲江湖》时，我希望是由某个不像林青霞的人来演，你这是错误的决定。”金庸显然是觉得林青霞太漂亮了。但是徐克坚定地对金庸说：“在我看来，这就是林青霞的角色。我认为她相当合适。”

徐克的“任性”，成就了经典的“东方不败”。陈凯歌的“一念之差”，则成就了最另类的“杨贵妃”。

为了《妖猫传》里的“杨贵妃”一角，陈凯歌曾经在张雨绮和张榕容两人之间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张雨绮显然更丰满，张榕容则更加具有异域风情。选谁，都不错。不选谁，又都不对。这时，一个念头从陈凯歌脑海中一闪而过。如果由知名度较高的张雨绮来扮演杨贵妃，观众会说“张雨绮好漂亮”，但是如果由张榕容来扮演杨贵妃，因为她在内地知名度有限，观众只会说“杨贵妃好漂亮”。

就这样，张榕容的“杨贵妃”横空出世，成了《妖猫传》里最耀眼的角色。

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些“神仙选角”的背后，其实是导演个人审美、观念、偏好、情意结的集中体现，深究其中，多少显得有些“奇葩”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选角，目前世界范围普遍存在两种制度，一种是“导演中心制”，一种是“制片人中心制”。

前者是导演在选角中拥有一锤定音的话语权，后者是制作人具有统筹选角的话语权。

在我国，大多数选角都是导演说了算，这是因为导演不仅是整个剧组创作的核心，也是影片质量最主要的承担人。选角中的“导演中心制”，源于影视创作过程中的“导演中心制”。

导演需要对影片质量负责，当然也需要对选角质量负责。

角色选得好，观众赞其“神仙选角”，导演的功劳最大。角色选得不好，或者选择的演员完成度不高，遭到观众批评，导演也不用觉得委屈，毕竟拍板做决定的人是你导演。

而在“制片人中心制”中，导演的责任就没有那么大。

“制片人中心制”盛行于好莱坞，一般是由制片人来统筹剧组的剧本、选角、后期制作、宣发等一系列工作，导演只负责具体的执导工作，只对专业的导演工作负责。对于选角，导演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制片人的手中。

著名制作人凯文费吉，漫威总裁

两种选角制度各有利弊。（更准确地来说，“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其实是两种并存的影视创作制度，不仅仅包括选角。不过就本篇文章而言，主要讨论选角中“导演中心制”和“制片人中心制”）

“导演中心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将导演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从选角开始，就实现了整部电影审美格调与情感表达的统一。比如张艺谋电影里的巩俐，贾樟柯电影里的赵涛，都是独一无二、“女神”般的存在。这是因为从角色创造、角色选择时，演员的形象、气质就已经在导演的脑海中，出来的效果自然如同“量身定做”一般。

但是“导演中心制”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导演再怎么优秀，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导演的私心，是“导演中心制”的最大隐患，也是各种“潜规则”的温床。

“制片人中心制”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约束导演的权利，使选角看起来更加地公平、公正、公开，也更具有商业意义。（在这方面最近几年做得最成功的是漫威，关于“超级英雄”的选角无一不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其弊端则是把编剧、导演等众多影视创作者的创作力架空，把选角变成冷冰冰的商业谈判和资本博弈。

两种制度很难说哪种更优越，无论导演说了算还是制片人说了算，都有“神仙选角”的时候，也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是无论哪种制度，影视创作者们的用心程度，却是可以通过影片质量反映出来的。

《霸王别姬》在中国影史的地位不用赘述，巩俐扮演的“菊仙”、张丰毅扮演的“段小楼”、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更是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仙选角”。

“菊仙”的人选一开始在梅艳芳和巩俐之间犹豫，陈凯歌认为巩俐与张艺谋合作次数太多，恐怕不能融入自己的电影风格，制片人徐枫则认为梅艳芳与张国荣合作过《胭脂扣》，情侣形象深入人心，这一次要演一对“情敌”，观众容易出戏。

“段小楼”考虑过当时最具有阳刚气的两位男星——周润发和成龙，张国荣提名让张艺谋扮演，陈凯歌还有意亲自上阵。最后是张丰毅与张国荣站在一起更像一对“师兄弟”，才最终确定下来。

“程蝶衣”的人选就更多了。陈凯歌属意尊龙，蔡国庆、雷汉（后在电影中扮演小四）、张卫健、梅葆玖先生的亲传弟子胡文阁，都在考虑的范围，甚至据说姜文还曾经主动请缨。后来编剧芦苇爆料，是剧组投票选出了张国荣，陈凯歌才不得不放弃选择尊龙的想法。

你能接受这样的程蝶衣吗？

还是这样的吧！

“神仙选角”绝对不等于“灵机一动”，需要建立在对人物、演员的理解上，背后的“奇葩”理由更不是导演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个人情感、风格、经验的集中涌现。

张艺谋凭感觉选择了巩俐，建立在他对原著人物“我奶奶”细腻、超脱的理解上，他摆脱了原著小说对“我奶奶”在外形上的文字束缚，进入到神似的领域。

周星驰凭星座选择了黄圣依，圆了自己的“初恋情结”，然而黄圣依在星爷的打磨下，贡献出的却是这么多年唯一能打动观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姜文选择夏雨，不仅仅是长相。夏雨说，姜文选择他，一部分是长相，一部分是他当时玩滑板的状态看起来特别健康，富有活力，与导演心中的“马小军”不谋而合。

陈凯歌最终放弃尊龙，选择张国荣，也并非简单地“屈从民意”。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次观影交流会中，陈凯歌谈起当初选择张国荣的原因。他说当他在给张国荣讲剧本的时候，张国荣一直静静地听着，那时他感觉“我和他的交流像是一个坐在船头的、这个故事船上的人。在船动起来之后的湖光山色，时时在变化，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脸上有所反应。我不愿意说他是在演，但是他紧追着程蝶衣，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达他、爱他。”是张国荣与程蝶衣在气质上、内心里的无限切合，才令陈凯歌下定决心，程蝶衣非他莫属。

总之，理由多种多样，态度只有一样——你认真地对待电影创作，电影也会慷慨地回馈于你。“神仙选角”的背后，是影视创作者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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