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来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的中国。向先辈们致敬！”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上映于1984年，导演谢晋是根据李存葆的同名小说改编，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

这是离我们“和平年代”最近的一场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考验，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为己任的高尚品质。

影片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很多，整部影片都是闪光的人性。有人说这是豆瓣评分最高的战争片，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战争片，我没资格点评，只知道这是第一部把我看哭的战争电影。

故事发生于驻扎在四川省的“剑门关”附近的九连。

连长“梁三喜”的探亲假，终于批下来了。妻子“韩玉秀”临近分娩，他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见面，这个“假”对他来说，真是来之不易。

他们连之前的“王指导员”被调到军校学习，已有半年之久。他好不容易向上级申请一名指导员，如今批下来了，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卸下一些担子，可殊不知，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指导员”是个来镀金的“官二代”。

新来的指导员“赵蒙生”，他的母亲是一名老革命，位高权重，她与军区内很多高级指战员都熟悉，她只有赵蒙生一个儿子，为了把儿子调回北京，才让儿子来下连当指导员。

正如她对儿子所说：“直接调不成，只有搞曲线调动，蒙生啊，这次下部队好歹耐着性子干几个月，事情就办妥了。”

赤裸裸的官僚之风，一幕幕揭露在我们眼前。每一个时代都暗藏着我们普通百姓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战争它一直存在。

赵蒙生出身高干之家，从小养尊处优，对于部队的生活，于他而言简直度日如年，不是盯着手表看时间，就是撕日历，来连一个多月了，都还不清楚有多少人，而他的被子、换洗的衣物都是让勤务兵“小柱子”干。

他的这些行为，让炮排排长“靳开来”看着十分恼怒，他是一个讲真话，做事实的人，正是因为他的敢怒敢言，连长“梁三喜”三次推举他为九连的“副连长”都被上级给“按”下了。

靳开来和梁三喜是过命之交，他深知梁三喜是一个为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人。对于赵蒙生的所作所为，更是直言开杠，他自掏腰包给三喜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可是这一切，都被一场战争（对越反击战）给打破了。

为此，赵蒙生的母亲，天天往往师里头打电话，申请把自己的儿子给调回来。

当靳开来得知此消息时更加气愤，看着躲在门外的赵蒙生，直接说道：

“只要是共产党坐天下，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调回去，你看着，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她去，我就不是靳开来。”

战争一触即发，连长梁三喜却接到了一通电话，原来是“赵蒙生的调动信”。这一下让一向好脾气的连长，也忍不住发脾气了。

“既然你不想留在我们连队，那你为啥要自己要求下连队，不直接从军里调走，你是拿我们九连一百多号人开玩笑。”

“你可以拿着红印章的调令，你可以滚。我可以请求组织上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

“赵蒙生同志，你不会不知道，你身上穿的是军装，现在，在你面前正处在一道坎上，前进一步，还好说，后退一步，你是个啥，有的是词儿......”

梁三喜的一席话，让赵蒙生心生愧疚，他跟随九连的同志们坐上火车，踏往前线，一路上三喜对他多加照顾。

而原来打算回家探亲的连长梁三喜，却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对于妻子玉秀，心中更是愧疚，在上战场前夕，他给玉秀写了一封信。

“玉秀，你好，我现在是在云南边防前线给你写信，咱们的孩子已经出生二十多天了吧，可我不知是男是女，你坐月子，我没能回去照顾，实在对不起你，秀，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杀上自卫还击的战场，也许已经躺在阵地上长眠了......”

梁三喜的这一封信，饱含了诸多牵挂与不舍，可是身为一名军人，他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让我萧然泪下。

然而，赵蒙生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去往前线，要上战场，她立马给军区的“雷军长”打电话，想要让他把自己的孩子调到后方去。

原来，她曾经在沂蒙山的战场上，从死人堆里，把他背回来，如今当上了军长，她想让他还恩，可不知，这一通电话，彻底惹怒了拼死奋战保家卫国的“雷军长”，战争一触即发，竟有人动用关系，想临阵脱逃，这不是奇耻大辱吗？

雷军长接完电话便来到了电影放映的操场上，对着战士们气愤的说道：

“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然而竟有人打电话，让我关照她的儿子，要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走后门竞走到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我偏要她的儿子，第一个杠着炸药包去炸碉堡。”

雷军长的一席话，让坐在席下的赵蒙生羞愧不已，恨不得找个逢钻进去，他当然知道，军长说的人是谁。

同志们的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让赵蒙生愤怒与羞愧，连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给他递上了一根烟，赵蒙生决定和大家谈一谈。

“我也是个军人，我也有人的尊严，从现在起，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跟他刺刀见红，是英雄是狗熊，咱们战场上见。”

从这一刻起，赵蒙生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想证明自己，不是懦夫。

而就在这时，上级决定提升靳开来为九连的“副连长”，九连的战斗任务是“执行穿插”，担任“尖刀连”。

在任何战争中，“尖刀连”始终是在战斗最前线，这是一场生于死的较量。

副连长的职称于靳开来所言：“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

对于靳开来说荣不荣誉并不重要，而他要做的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与敌人浴血奋战。

赵蒙生和靳开来在战前和解，生死关头在言语的谩骂中根本不值一提，他们一起保家卫国，这一刻九连的同志们的团魂都凝聚在一起。

靳开来主动请缨，担任“尖刀排”的指挥员，却被梁三喜拒绝。

“连长，我在最后求你一次，尖刀排，由我来带，不能让指导员带，他有文化，念那么多年书不容易，再说人家，初来乍到。”

“你们两个，都不能带，尖刀排，我来带。我当连长已经三年了，一个连长在战场上他的责任就是身先士卒，给我个机会吧。”

“我靳开来可是兄弟四个，死了一个还有三，那祖坟上断不了烟火，可你梁三喜不行，你两个哥哥都不在了，你有老娘，有玉秀和孩子，你的指挥才能比我强。”

“不，你 要比我强得多，打敌人，我能勇敢，可是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你呀，要比我勇敢得多，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

兄弟之情、战友之情在这战前的夜晚，显得格外动人。

大家都有为战友牺牲的奉献精神，面对敌人不退缩，勇敢前进，一代代革命英雄战士长眠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下，你们永远都是我们中国人最敬佩的军人。

吃完最后一顿晚餐，他们开始上阵杀敌。九连为了能快速赶到指定位置，便轻装上阵，带好武器弹药，每人留下两顿饭的干粮，还有水壶，其他的东西统统扔掉。

他们连夜赶路，翻山越岭，当他们来到攻破敌营的碉堡时，看到的是越南人把中国援助的大米当成沙袋做工事用，“二百亿养了个狼崽子”这让每个人的心中气愤不已。

远处传来炸弹的轰鸣声，而九连战士们的水资源匮乏，原来是敌人在河水中投了毒，没有水，这无疑是要全军覆没。

就在此时，战士们得知山脚下有片甘蔗地。

靳开来为了能让大伙解渴，他冒死去山脚下砍甘蔗，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却不小心踩响地雷牺牲了。

他到死都惦记着战士们能吃上甘蔗。这一幕直接看得我泪奔，不需要多么煽情的画面与言语，就是这样普通又真实的画面，足以让人为之动容。

敢怒敢言的一代炮台副连长就这样，光荣英勇的牺牲了，他的离世激起战士们每个人内心的仇恨与痛苦。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他们丝毫不退缩，而在他们九连当中还有一名新兵“小北京”更是有勇有谋（他是从北京调过来支援的骨干子弟），他主动请缨去炸掉敌方的碉堡。

然而，两发子弹都是空弹（原来这子弹是1974年，文革时期，生存混乱，质量没保证。）为此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被敌人一枪打死。

这一场战争，死伤了无数战友，正当他们攻下敌人“主峰”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的赵蒙生，准备向营部报告时，却遭到躲在暗处敌人的射击，连长为了救他，牺牲了。

赵蒙生悲痛万分，非常自责，拿起手榴弹去炸敌人，发泄心中的悲痛，可人死不能复生。

他在连长的口袋里，发现了他手写的“欠账单”，一共是620元。原来是给他爹治病，三喜向战友、公家借的钱。

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践踏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九连的每一位队友都万分沉重。

赵蒙生回到连里，宣传部的干事，要写英雄事迹宣传，他对同志说道：“实事求是”。战争让他彻底洗礼，从前的娇生惯养，荡然无存，他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更是让他气愤不已，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官僚之风”，他气不过，极力和上级争取却徒劳无功。

靳副连长牺牲，上级连个三等功都不批给他（上级以靳开来私自砍伐甘蔗为由，说他违犯纪律问题）。

赵蒙生把自己的“一等勋章”送给了靳开来的妻子，便对她说道：“开来是个很好的同志，中国人都像他那样，说真话，做实事，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

正如雷军长所言：“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谀奉承，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到死他们也不肯放过，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

对于战死的士兵们，上级发了讣告信。

当玉秀接到信时，痛哭不已，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盼的人，战死异乡，她连夜收拾和行李，把家里养的那头猪卖了，带着年迈的婆婆和刚满月的孩子“盼盼”，为了节省路费，她们下了火车走了十几天才走到连队。

而赵蒙生的母亲，也来到了连队。看着沧桑且成熟的儿子，母亲对他说道：

“蒙生啊，仗打完了，你是怎么打算，是否调回军区？”

“我不能。”

“怎么，咱们血也流了，功也立了，咱们也问心无愧。”

“咱们问心有愧呀。”

战争让赵蒙生成长，也让他体会到活着的不容易，他心中的有愧，是愧对于连长“梁三喜”，要不是他，躺在冰冷泥土里的那个人是自己。

对于连长生前的欠账单，他打算自己偿还，弥补心中的愧疚。他把自己珍藏的相机，托战友给变卖了，给玉秀的孩子买了奶粉。

对于他主动帮忙还梁三喜的欠单，遭到了雷军长的反对。

“在这次战争里有那么多从农村入伍的烈士，留下欠账单，尤其是从老区过来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

当赵蒙生的母亲见到雷军长之后，对于之前的事情，心中耿耿于怀，雷军长也明白为人父母的担忧，坦言道：

“不是我雷震不讲人情，因为我背后有天理，有国法，天下爹娘都一个样，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像梁三喜、靳开来这些烈士也是爹娘生养的，人家都有妻儿老小，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的子弟上，这不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功臣”二字。”

雷军长的一席话，让我肃然起敬，让我由衷的佩服。生而为人，没有谁比谁金贵，大家都是人，人人就应该平等。

而赵蒙生对母亲说道：“这些年，你离开战争太久了，咱们离开人民太远了。”

很显然，他是在向母亲表达自己的意愿，他要留下来，保家卫国。

玉秀来到了连队，赵蒙生把连长临死前的遗物交给她，一件军大衣和一个用子弹做的拨浪鼓。

“等你回来，就把这个带回来给我（拨浪鼓）”

往往事历历在目，情绪瞬间爆发，玉秀在也绷不住了，她来到梁三喜的坟前，大声痛哭，心中的苦楚与悲伤，不言而喻。

婆婆也来到墓地，看着儿子静静地躺在陵园里，这对于三次失去至亲的她，简直是最尖锐的打击。

大儿子打鬼子牺牲了；二儿子文化大革命，让坏人整死了；如今三儿子也战死了。

这时陵园来了一位军人，原来是“雷军长”，他也是来看望自己的儿子。

身为军长的他，亲自把儿子从到前线，面对残酷的战争，却没有一丝偏心，“小北京”英勇战死，他就是雷军长唯一的儿子“雷凯华”。

时代是一粒沙，落到每个家庭身上就是一座山。

玉秀一家准备启程回乡，赵蒙生吩咐炊事班同志做一顿美食给她们践行。可面对这一桌美食，大家都食之无味，心中暗藏心事。

就在此时，梁三喜的母亲对赵蒙生说道：

“指导员，大娘想求你一件事儿，三喜在队伍上欠了六百二十块钱，我都带来了，这是五百五十块，这是七十块，这是他寄给俺的那个欠账单子。”

原来欠账单，三喜在上战场前就给家里人寄去了，他怕自己有去无回，便早早做好打算。

众人纷纷凑钱给大娘，都被她一一谢绝，大娘真的是中国老一辈父母的典型，虽然文化不多，质朴无华，但句句情真意切。

在坟墓前，面对雷军长的丧子之痛，她安慰道：“俗话说，人活百岁也是死，孩子这么死了，值得。”

在面对指导员及战友们纷纷为她凑钱还债时，她又说道：“人死账不能空呀。”

这种淳朴又真实的情感，深深吸引着我，大娘用她的善良养育着一位革命烈士。

三喜写给妻子最后的一封信上说道：

“前几年，为咱爹治病，我欠下了债，还有六百二十元没还清，如果我死后，政府还能发给我们五百五十元的抚恤金，你和娘，再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凑上去，我看就差不多了，人死账不能死。玉秀，咱人穷志不短，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

玉秀，我还有一句话，你可一定要照着办啊，你还年轻才二十四岁，我死后，遇上合适的人，你就另成个家吧，咱娘是个明白人，她欢喜，我在九泉之下，也就闭上眼睛了。

玉秀，我没有什么给你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一件军大衣，没舍得穿，将来你结婚的时候，就作为你陪嫁的礼物吧。

玉秀，眼下孩子该是快满月了吧，你来信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儿，我想来想去，就叫盼盼吧，让你和孩子都盼上个好日子吧。”

电影在三喜的信中缓缓结束，“让你和孩子都盼上个好日子”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内心，多么质朴又纯真的语言，战争虽然残酷，但人们对未来一直充满希望，这就是中国人的“信念感”。

有时，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都因尊严而生，所以，自尊才能自强。

《高山下的花环》这是一部时代的经典，它勾勒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和光荣、肮脏和腐败。它没有多少惊险刺激的场面，却有着敢于批判，耐人寻味的真实。

真实是把平凡推向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唯一途径。每个人的背后，都连着一个家，每个家的背后连着的是中国。

电影生动诠释着“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家国情怀。

梁大娘和韩玉秀，梁三喜，靳开来，小北京，柱子，还有不断在变化的赵蒙生，身上的那股子劲，就是千百年来民族精神的缩影。

愿每一次牺牲都能被世人铭记，愿每一位英烈都永垂不朽。

愿我们还能忠实记录下属于当前的时代记忆，愿我们还能看到真正表现爱国爱民的英雄儿女，愿我们还能弘扬富有人性的正确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