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们的困惑和希望

编者按:

春光无限好,正是读书时。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有些特别。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和蔓延,人们宅居在家,线上交流互动。随着科技进步和生活改善,与人们相伴的阅读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发生着改变。世界变动不居,阅读无处不在,身处其中的我们有哪些困惑和希望?光明智库特邀读书人、写书人、出版人和发行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读一本好书,让内心回归纯净

讲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康震

书籍是人类积累、保存、传授、传承知识的平台和载体。对于作者来讲,是在记录事实和历史,传递自己的理念和观点;对于读者来讲,是希望通过阅读获取未知的知识,深化对于世界的认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就是阅读、书籍和作者三者之间的基本关系。

贵州毕节,读者在书店阅读。 王纯亮摄/光明图片

也因为这样,阅读本身存在很大的困扰,也面临不小的困境,这是因为,人类的见识永远是有限的,而阅读的期待是无限的。在阅读过程当中会产生批判,也就是阅读者对于书籍本身的不满意,即书籍没有满足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读一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对他来讲意味着一种未知的未来、未知的空间,但当他发现读到的只是过去或只是现在,他就会很失落、很失望。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让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阅读才会常新。怎样才能做一个健康的、始终有活力的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进行写作。实际上,阅读中的不满足和不满意就是触动每个阅读者自己进行写作的动力。举个简单的例子,小时候我们这代人都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小人书,不只爱看,还想画。因为阅读让人产生的最大冲动就是,你自己也想成为作者,也想参与其中。我当年看连环画的一个直接的动力,就是我想画我自己的连环画。后来长大了,就开始读一些小说,读一些诗词。当时我读了王蒙的《青春万岁》,还读了贾平凹的一些散文,自己就有一种冲动,也想写小说、也想写这种散文。无论写得好与不好,那种冲动在写了之后就得以消解、得到了实现。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阅读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己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一个不断地解除困惑、解除局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阅读、模仿、体验,再阅读、再模仿、再体验,直到最后,有可能变成一个职业的写作者。

阅读当中存在的困境,有知识的困境、见解的困境,也有成长的困境、自我实现的困境。一个没有阅读欲望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困境的人,一个无意义的人。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他就必然会有困境和困扰,而这是人进步的必由之路。就像一扇门,比方说你要从A空间到B空间去,那就要经过这扇门,于你而言它就是阻碍,也就是一个困境。只有把门打开了,才能形成一个通道。我们经常说危机意识,有危才有机,才会居安思危。危是什么?就是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对自己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成长本身存在的焦虑。当这个“危”被我们克服、这扇门被我们打开之后,后面就是一个空间或是一条道路。世上原本没有道路,只有当我们行走其中,把杂草、碎石都踩在脚下,才能形成通道。

书籍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道路。我们阅读了很多书籍,就相当于走过了一条道路,走到一定的时候,就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门,我自己的体会是:要读很多书之后,才会打开一扇门。

阅读是我们渡过疫情的最好方式。这次疫情让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快乐的人生并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而是要能像儒家所说的那样,做到“慎独”。当一个人独处时,认真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疫情期间,各种真假消息满天飞,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个人的淡定、内心的纯净?我觉得,最好就是拿起一本好书,把它读透。

一本好书,就是一个知识体系。当你把一本书读完之后,就相当于和一位好朋友,或一位好学者、一个有见识的人,深度交谈了几个月。疫情期间,我坚持每天抄录古典诗词、组织学生每天在群里打卡,讨论读书心得、研究学问,我自己每天也看不少书、写一些论文,这些都是能让自己更加确认自身价值存在的方式。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内心淡定、从容、坚守,对我们每个人人格的养成和成熟都非常关键。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天天读书,日日求新

讲述人:历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阎崇年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既有新困惑,又有新希望。对我来说,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要写书,必读书,那就先从读者说起吧。年初以来,疫情来袭。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4月23日9时,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46万人。这给世界读书日带来的,分明是困惑,怎会是希望?

事情要从正反两面看。人们读书最大的困惑是时间——没有时间,怎么阅读?而严重疫情,既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也给广大读者送来时间。疫情期间有个现象,那就是开会少了、应酬少了、餐叙少了,而自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了。对大多数人而言,大好春光日,正是读书时。

河北衡水,一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阅读。新华社发

窗外看百花,室内溢书香。我在电话中获知,有的朋友,每周读一本书,已读十多本书,无暇他顾,心安神定;有的朋友,在家里看大片,每天要看一部,艺术境界,大为提升;有的朋友,在家泼墨写字,每天写若干字,书法作品,猎获丰硕;而我自己,集中精力读同道的新著《冯尔康文集》,并在晚饭后,欣赏中国京剧音像集萃,每天看一出,也补了我在中国戏剧史方面所缺的课。

读书益处多。面临疫情,人们难免心神不宁,而读书,可以安神定志,修身养性。康熙皇帝玄烨说:“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这话说得有道理。

读书还有益于健康长寿。在疫情期间,人们愈发觉得:自身健康,免疫力强,抵抗力强,才能抗御病毒,减少疾病。健康长寿,方法很多,其要之一,就是读书。据玄烨观察并统计,明末清初的书法家、画家、学者等,多“寿考而身强健”,就是既长寿、又健康。他反复说,多读书,益寿康。乾隆皇帝弘历身边,有所谓“香山九老”,多是诗人、作家、学者、书画家等,他们大多健康高寿。

我既做了读者,又做了作者。读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用耳听,俗称听书,如过去常说到书馆去“听评书”;二是用眼看,俗称看书,如过去常说到图书馆去“看书”。而写书呢,也有这样的不同形式。我在喜马拉雅网络音频平台,主要是给听众讲书;而在出版社雕梓图书,主要是给读者写书。

今年是北京故宫建成六百周年,这是中国、亚洲、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我在喜马拉雅播出音频讲述的《大故宫六百年风云史》100讲课程,并出版同名书,同时出版拙著《故宫六百年》(上下册)。线上线下,听书看书,相互交替,彼此互补。喜欢阅读的,可以看书;喜欢换个形式的,可以听书;没听清楚的,或自己特别喜欢的部分,又可以看书,相互观照,加深印象。由此,我联想到,“听书”和“看书”,既不可扬此抑彼,也不可互相排斥,而应相互观照,“比翼双飞”。

防疫期间,我宅在家里,翻检旧草,重新梳理,补充新文,合成一著,名《故宫疑案》,廿二万余字,刚交出版社待梓。这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在防疫期间,为社会尽的一点绵薄之力。

我从开始认字、写字、读书、写书,至今已80多年了。在人生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与书相伴,与书为友。十天可以食无鱼,一天不可案无书。读书成了我的第二生命。瘟神总有送走日,读书却无结束时。天天读书,日日求新,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的期许。

数字时代书店阅读更温暖

讲述人: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理事长、新华书店总店党委书记 茅院生

数字时代,传统意义的读书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手机和互联网成为读者接触媒介的主体,2019年,有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76.1%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读者借助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硬件的海量存储和在线阅读实现了“一屏万卷”。

河南郑州中原图书大厦,读者在台阶上阅读。新华社发

数字时代,新老介质阅读相互借鉴和融合成为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显著特点。过去的阅读是单向的,今天的阅读与创作可实现纸质、声音、视频多载体呈现,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可在线互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走向实时,读者可参与创作,作者可根据读者的偏好决定内容的走向,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内容。书与书、人与人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建立起了连接,并以超出我们想象的形态进行裂变。

此外,“在线直播带货”等互联网发行方式正在颠覆传统书店的面对面的营销模式。“一抖千册”“一播万人”已经成为互联网阅读推广常态,这是传统新书签售等营销形式无法比拟的。

面对这些变化,传统书店的营销模式该何去何从?为了获取有思想、有价值的文化产品,读者不仅需要线上快捷、优质的服务,还需要线下场景式、沉浸式的体验感。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家长平均带孩子逛书店2.92次,其中三成多的家长会在1-3个月内带孩子逛一次书店。可以说读者对于书店、图书馆等线下阅读空间的真正需求从来都没有变过。

新华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名片、读者的精神家园,是全民阅读中心、文化产品展示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学习教育中心。新时代的新华书店提供的不仅是图书,更多的是以图书为中心的文化服务,是场景当下所感受到的氛围、情感、文化,是一种非实体的体验,是一种文化交流与传播,是互联网无法提供的情感上的认同与期待。

阅读既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连接起不同产业的文化生态。新华书店各式沙龙、讲座、论坛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文化交流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文字背后的思想和力量。

在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围绕着读者形成了一个理解并服务读者的价值体系,作者、出版社、书店、电商平台、图书馆、读者和更多新的参与者打破了单向的竞争,构建了一个共生的和谐生态系统,让阅读更有广度。

服务阅读,为何知之易行之难

讲述人: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宋志军

出版的使命是服务阅读。出版者之于阅读,价值主要体现在优化内容供给和对接阅读需求上。前者的关键是选择——选出好的,放弃更多不那么好的;后者的关键是找到读者、了解读者。说来简单,但做实做好,并非易事。

现在,每年20多万种新书,加上历年的动销产品,让选择成了难题。比如,那种低效甚至无效的内容供给占有一定比重,如以公版书为代表的重复出版问题。

精品的形成,于作者,需要积淀;于出版者,需要慢慢等、细细“磨”。而今天,愿意等到果子成熟了再摘的人,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这就有可能把本就不可多得的优质出版资源做成“夹生饭”,造成新的浪费。

上述问题不是什么新发现,基本上是从管理部门到具体从业者的共识。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对出版总量过大、重复出版严重等现象加大了调控力度,效果初显。不少出版企业也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质增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但彻底改变确实很难。难在哪里?

难在惯性思维不好打破。为什么当初那么多的出版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规模扩张之路?因为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有其合理性。当参与竞争者人数激增而市场并未同比扩大时,单品平均利润必然下降。而要维持企业利润总量不降甚至逐年上升,多出品种是最简易之路。另一方面,既然人工是成本,则单位时间内提高人均产出量是摊薄成本的最简易之路。因此,编辑工作从“技术活儿”,越干越像“体力活儿”,投入到单个产品中的情感和时间自然越来越少。

难在考核评价机制不易改变。做出版的人都知道,常销书最赚钱。一个企业有无“家底”,主要看常销书的数量和品质。而做常销书,就是需要慢工细活儿的“种树”,单位时间内产量低,效果可能需要多年后才显现。但考核却是按年度进行的。在这种压力下,不少出版企业从“种树”改为“种庄稼”。

难在已经形成的不太健康的营销模式和读者期待不好根本扭转。比如下游书店常态化的打折促销,在取悦读者的同时,也使其他促销手段都逐渐失灵。于是如同饮鸩止渴,只能不断加大打折促销的力度和频次,而作为产业链上游的出版环节要分摊促销费用。当这种费用占比越来越大时,出版者必然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

问题和困难还可以举出不少。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行动起来,认真地加以改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困难都可以克服。我希望,改变来得更早一些。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胜、王斯敏、杜羽、蒋新军 实习记者 景辉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4日 07版)

[ 责编:李伯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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